摘 要：2017年阿拉伯政局激烈震荡，在引发震荡的诸多原因中，新自由主义对经济社会的改造起到了基础性的影响。新自由主义所倡导的私有化、自由化与阿拉伯国家的独裁特权相结合，在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加剧了社会的不公。经济上的发展与民生、社会公平日益脱节，民众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是成为这场震荡实质上的最大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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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独裁；私有化；不公平
中图分类号：K1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186-02
2017年年底，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飓风席卷各阿拉伯国家，威权政府纷纷倒台，权利急剧更迭。此次震荡的爆发是各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独裁统治对自由民主的限制；网络社交与媒体的推波助澜；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的“民主改造”等。然而在诸多因素中究竟哪一个才是关键？找到促使民众冲破容忍极限的关键砝码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稳定与社会平稳发展。
西方民主政治、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和西方流行文化等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无不作用着发展中国家，作用着他们的政治经济选择。在此次的阿拉伯政局震荡中，美国的民主改造、社交媒体的推动影响被提到了较为重要的地位，促使震荡以迅速而激烈的方式发生了，但在此之前新自由主义对阿拉伯世界的改造已经使经济社会积重难返，形势早已悄然发生了变化。
阿拉伯国家所处的困境集中体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社会难题，例如：亚洲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拉丁美洲社会排斥问题、非洲国家的减贫问题等，这些都是摆在广大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道路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追求经济繁荣、国家现代化的道路上“阿拉伯之春”和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新自由主义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的发展方式，带来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扩大了贫富差距、导致了社会排斥，成为作用政治稳定、社会平稳的关键因素。探索新自由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的作用，以着力避免经济社会的动荡，对中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亦有所裨益。
一、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之殇――新自由主义
20 世纪80年代，随着冷战结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取得全面胜利，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几乎席卷全世界，尤其对拉美、东欧和亚洲地区的经济改革与转型产生了巨大作用。这些国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积极投身世界市场，经济增长迅猛。然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却也伴随着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分布不均和失业率高等社会问题，加之各国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迷信，并未在问题扩大之前着手进行干预，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崩溃。
（一）亚洲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近年来，新自由主义的作用已经在亚洲的发展中体现出来了。亚洲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大规模消除了贫困，但在此过程中不公平现象日益恶化甚至达到了破坏社会凝聚的程度。亚洲主要经济体中广泛存在着经济增长、贫困大量减少和收入不公平恶化这三个方面的相伴相生。毫无疑问，有效减少贫困需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必须是长久的、可持续的，其基础必须广泛，囊括所有部门和一个国家大部分的劳动力[1]。新自由主义效率优先的理念与上述要求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所以，仅仅关注增长是不够的，确保发展红利公平的惠及每个人、消除贫困、提升公平，将更广泛的社会群体囊括进国家的发展进程才是更可持续的发展途径。
以新自由主义理念为指导的经济是重效率的经济，其指导下的社会也是逐利的社会。然而，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如果也以此理念为主导则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公共管理和公益品是不能交由市场的，而需要政府的操控。如果政府无法提供这些基本的社会服务，社会将变得具有排他性，权利将会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一个全面系统的管理框架结合一个运行良好的国家，才能使社会各方面自由的活动、合作和发挥能力，这样的社会运行需要政府对经济社会进行相关指导，而不是新自由主义的一方独大。
（二）拉美的社会排斥问题
1982年爆发的债务危机使拉美各国均陷入衰退的困境，为摆脱困境，各国开始求助于在20世纪80年代兴盛起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开始改革。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效率优先”，认为充分竞��所引发的社会不平等是合理的，于是拉美各国普遍采取向富人减税同时也并不优待穷人的政策，并且寄希望于“涓滴效应”出现：在工业化的后半段，社会财富分配会自动实现合理化。然而事与愿违，富人阶层并不热衷于投资，社会发展没有向着全面工业化迈进，反而由于改革过快过猛、国家经济政策失误等一系列原因造成90年代拉美经济动荡，拉美各国的贫困和收入分配问题持续恶化、国家财政赤字严重。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国均遭受重创，此轮危机被称为拉美“失去的十年”。体味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恶果，在“社会凝聚”和“包容性增长”理念的指导下拉美各国开始致力于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和减少社会排斥。其中智利的各项举措已经使国家经济摆脱了财政赤字和动荡不稳的局面。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新自由主义越来越多地被讨论与实践。新自由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的主要范式：将效率作为目标，认为穷人必须自我帮助，在经济增长间隙中找寻措施优化自身环境，不顾穷人的现实状况和政策对他们的不利作用。事实上，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重新分配资源只会使产权更加集中，产生新的社会分化，引发社会排斥。
（三）新自由主义与独裁权利相结合的阿拉伯国家
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独立之后形成了独裁统治，成为再分配福利国家，拥有庞大的官僚阶层。国有工业和其他公司雇佣城市工人，为农民提供农业支持，阿拉伯语论文，为基础消费品提供大量补贴。这种合作模式被政治科学家们称作“独裁的民粹主义”。
2017年的阿拉伯政局震荡看似是在2017年金融危机作用下发生的，实际上在中东北非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调整时期就已经埋下祸根。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部分地区都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结构调整，可以概括为经济新自由主义、撤销管制规定和私有化的三重改革。经过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减少贸易壁垒、降低工资、拆解行业等政策，阿拉伯政府已经剥夺了民众应对失业率的增加、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和工资停滞的危机的社会保障，而这些保障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新自由主义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更作用了政治稳定，改革无视阿拉伯国家社会福利等历史政策，而采取了一系列狭窄的处理方式：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平衡国家预算、减少国家干预和吸引外资投资政策。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动荡就是社会对独裁政权下的新自由发展模式的质疑，是对独裁政权依靠国际援助和建议的经济增长战略的质疑。经济前进的火车头突飞猛进，而对落在后面的社会问题与民众的不满视而不见。与激动人心的经济数据相反，高速增长的经济背后是失业率居高不下，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没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机会，腐败、灰色收入、裙带关系等不公正更是让民众失望。不断加深的私有化、自由化与独裁者的政治特权结合起来，不给社会一丝喘息与流动的机会。可以说新自由主义经济已然深刻改造了阿拉伯世界，逐渐燃起民众怒火。
二、迈向成熟的发展理念
早在亚里士多德的时代，政治家们就已经在探究政治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了。17、18世纪霍布斯、洛克、卢梭等哲学家们的探究奠定了如今欧洲政治思想的基础。为了保证国家运行的效率和合法性，社会契约规定了政治过程中各相关利益方的权利和义务。奥布莱恩等人（O’Brien）认为社会契约提供一些好处并施加相应的义务和限制[2]。加入这一合约的公民们都或直白或含蓄地履行了义务（例如：交税、遵守法学），相应地接受了国家提供的保护（包括维持秩序，提供最低限度的社会福利）。
发展中国家社会和政治不稳定程度更高，也都在积极探究自身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为了保证长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很多工业化国家都形成了政府、公司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关系以巩固一定的经济模式。北欧的大部分民主国家都符合这一模式，并且实现了近一百年高水平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即使面对欧洲债务危机，这些经济体也比南欧国家处理的更好[3]。社会契约的存在形式多种多样，或直白或含蓄。含蓄的例子如“美国梦”，意味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通过自身的坚持不懈和努力工作实现社会流动[4]。成功的可能是美国契约的核心要素。另一方面，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合约更明确直白[5]。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模式是每个国家都要面对的问题，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而发展中国家还在不断摸索中，我们可以从国家主导到新自由主义等各种经济理论中汲取经验，而生搬硬套只会产生消极的结果。
三、形成符合自身实际的发展理念尤为重要
阿拉伯国家普遍没能建立一个致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也没有形成经济发展的长效协调机制。阿拉伯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就直接取自西方经济理论，而结果并不理想。2017年阿拉伯世界爆发的群众运动就表明了新自由发展模式仅仅注重经济增长而忽略公平正义所产生的严重后果。此次政局的动荡是在经济表现良好的背景下产生的，虽然GDP增长迅速，但高居不下的失业率等社会问题积重难返，在此，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涓滴效应也失灵了，经济增长红利会在工业化后半段自动惠及穷人的预言并没有实现。此次危机提供给我们重要的经验教训：增长本身并无问题，实现增长的类型和方式才是问题的关键。
一个完整的发展规划要实现：尽可能高的GDP增长率，人均收入的快速增加；关注分配的公平；持续致力于减少贫困。这些明显不同的政策目标之间是有一定联系的，但这些联系需要政府政策的着意加强才能使他们充分发挥影响[6]。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扩大程度大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那么关于很多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即使人均收入上升了，他们的处境可能会更加糟糕。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在世界各地区均有表现，而以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为指导的各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理论道路的不成熟，其问题表现得更为突出，他们仅仅重视经济增长速度而忽略公平正义与社会凝聚，以此引发的后果引人反思。
四、结语
回顾阿拉伯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巨大但潜在的变化已经发生，只是在不变的独裁统治作用下被掩盖了。这些转变在过去几十年里逐渐加速，但没有打开释放的闸门，直到群众运动以一种冲破堤坝的方式爆发出来。
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已经深刻改造了阿拉伯社会，也使民众的不满与斗争向着无法挽回的方向前进。长久以来，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等一些对于社会道路的选择处于不断地博弈中，但唯有事实可以证明哪一种最为合适。正如邓小平所说“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风潮正是在欧美社会体制、道路大获全胜下被全世界所推崇起来的，但在几十年间的实践中，亚洲贫富差距、拉美财政危机和阿拉伯动荡等都表明此种思潮的水土不服。面对现代化的挑战，自由化、私有化的方式的确加快了经济增长速度，但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自由竞争的对手是拥有成熟市场机制的发达国家，不顾本国实际一味投身效率�c速度只会在国际市场上让他人占尽优势。
时至今日，阿拉伯世界并没有像期待的那样一夕之间实现民主改造，反而经济社会的重创难以愈合。政局的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不断前进的民主进程和日益成熟的社会模式等方面的要求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能生搬硬套，在这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已经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以深刻教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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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Brien，k. Hayward，b. and Berkes，F. Rethinking social contracts： building resilience in a changing climate.[J].ecology and society.2017，14 （2）：1-17.
[3]Steinmo S.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states： Sweden，阿拉伯语论文网站，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463-465.
[4]Fukuyama，F.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M].London： Profile books. 2017：163-167.
[5]Iversen，t.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welfare.[M].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439-449.
[6]Naqvi S N H.The natur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World Development，1995， 23（4）：543-55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