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叙利亚前副总统阿卜杜尔・哈利姆・卡达姆2001年访问中国，驻足中国南方的深圳时，所见之事令他吃惊。深圳是中国令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的典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中国政府赋予深圳特殊的政策，允许它与世界进行自由贸易，结果深圳发展迅猛。香港的投资者携几十亿美元的投资一拥而入，穿越边界重新建厂，以利用当地廉价的劳动力。深圳这个曾经沉睡的小渔村成为了一个拥有超过八百万人口的大都市，吸引着其他地方的中国人迁移至此。据说卡达姆高度赞扬了中国原领导人邓小平的睿智，正是他一手策划的经济改革惠及了深圳。自然而然，叙利亚的副总统想在叙利亚复制这一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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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不知道的是在深圳百分之三十以上的人口是十五至二十九岁之间的青年妇女。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婚，并且远离家乡。如果知道这一点，卡达姆可能会震惊的。他的女儿们都是虔诚的逊尼派穆斯林，在未婚之前，她们是不能工作的。我禁不住想，如果他知道了这个城市的人口结构，也许他就不会那么推崇邓小平了。他也未必想在叙利亚复制相同的模式了。如果没有这些青年妇女的贡献，深圳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是不可能有那么迅速增长的。她们无怨无悔地来到沿海省份，在出口加工厂及服务部门就业，关于中国释放庞大的经济潜力是至关重要的。
周小姐是深圳青年妇女的典型代表。她是绿色科技――一家销售电子版《可兰经》的电子技术企业的销售代表。看到他们的广告后，我对此产生了兴趣，预约去办公室拜访。这家企业坐落在城郊，被一群工厂、宿舍、办公大楼和一家大众汽车的4S店所环绕。一名保安让我进入大门，我坐电梯上了十楼。这家企业的办公室非常狭小，杂乱无章的网线散落在地板上。我进门后，周小姐和她的两个同事立刻起立致意。握手之后，我们围着一个小会议桌坐下。几句幽默的对话让气氛活跃之后，周小姐从绿包装中拿出一本电子版的《可兰经》，演示它的功能。
周小姐的家乡广西壮族自治区在深圳的西边，距深圳有十小时的大巴车程或一小时的飞机航程。她毕业于广西桂林一所大学的外语专业。她的很多同学都做了导游。广西风景如画，以旅游业为主，慕名前往的游人如织。周小姐解释说，“我这个人比较懒，干不了导游工作，我不愿意走路。”因此，她与她的男朋友一起来到了深圳。他们经由一个著名的求职网站找到了工作。只要拥有一个学位并且懂英文，找个工作并非难事。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加入绿色科技时间不长，但她很喜欢这份工作，觉得老板非常好，即使他“是来自广州的本地人”。她和同事们经常在一起吃饭，或者在工作之余打乒乓球，生活还算惬意。
我提出看看工厂，周小姐同意了。工厂离办公室不远，与深圳成千上万类似的工厂没什么不同。它在一栋外表普通、窗户极小的十层建筑里。我们乘坐一个大货梯到达七楼，一名女保安坐在货梯里的小桌子后，用一个便携式小电扇纳凉。绿色科技只是占用这栋建筑的数十个企业中的一员，他们租用了一个大车间。进去之后，可以看见几十个女工坐在排列整齐的三列工作台后，弓着背，专心致志地工作，把小零件组装成电子《可兰经》。几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小伙子坐在长工作台的尽头，查看成品、通电，以测试产品是否能正常运行。
工厂的经理走过来与我握手，表示可以领我参观一下。这是一个整洁、干净、光照良好的厂房，墙上贴着许多安全标志。当然，在这个城市里，有比这糟的地方。巨大的金属笼子占了一半的空间，是用来放置元器件，以防丢失的。这层楼的另一半就是女工们的工作台。当我们观察她们组装工作的时候，她们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这里的大部分女工都跟周小姐一样来自广西。不久，我们离开了这栋大楼，周小姐为我指认了一下她们的宿舍。女工们六个人住一个小房间，非常拥挤，她们洗的衣服都晾在窗户外。类似的场景在深圳随处可见。
从厂房回到办公室后，我买了一打《可兰经》。我提出返回，但周小姐担心我找不到回香港的路，把我安全地送到边检站。我们一起乘坐深圳新建的地铁，一路聊着天。最后，在边检大厅，我们才挥手说再见。那时，我对此行还没什么感觉。但这次旅行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中国青年妇女的生活，周小姐也不例外。青年妇女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中国的其他地方，许多妇女如同她们在深圳的同龄人一样，在工厂里辛勤地工作，或是在小饭店里从事服务性工作，或是在商店里当售货员，或者为会计师事务所审核账目，她们中有的人可能已经创立了属于自己价值数百万美元的企业。在提到中国经济的时候，忽略她们的贡献是难以想象的。
青年妇女的重要性在2004年得到凸显，当时主要的出口加工区出现了劳动力短缺，该矛盾在深圳及其周边地区尤为突出。这真是坏消息。该地区提供了中国百分之三十的出口额，国家劳工部门负责人承认了这一现实。据说深圳的用工缺口就达到十万人。这一数字真是令人震惊。同期美国月度新增工人不过才十七万。这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中国无穷无尽的劳动力供给就要枯竭了吗？劳工短缺的现象在次年进一步恶化。那时我所接触到的国外制造商都提及必须增加工资和福利水平以吸引劳工。
这是怎么回事？首先，制造业的增长太快，对青年女工的需求不可遏制。其次，更重要的是，服务业也在大量地雇用青年妇女。我在中国内地城市访问的时候，发现一个共同点，在许多商店的橱窗里都贴有“招工”的小告示。作为一个年龄在十五至二十五岁，身高超过一米五，能说普通话的青年女性，在现在的中国不愁找不到工作。突然之间，沿海大工厂的业主们必须努力从内地省份招徕青年女工，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比内地服务行业更好的工作条件和薪水。当然，如果想找个合适的结婚对象，留在家里显然比去千里之外的陌生城市更明智。
中国的青年女性也会去阿拉伯世界碰碰运气。她们是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贸易的推动力之一。虽然没有具体的数据，但当我在阿拉伯世界旅行时，在开罗、迪拜、大马士革，我都碰到了中国的商人，他们中大多数都是女性。想找到参照物不容易，比如，在阿拉伯世界工作的西方女性极少。西方女性一般在迪拜工作，迪拜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外来人口，对女性的限制也没那么多。即使在一些不那么保守的阿拉伯国家，如埃及、约旦和摩洛哥，女性的工作机会也极少，仅有的工作机会大多来自于多边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和其他援助机构。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中国的青年女性遍布这一区域，她们被商机所吸引，来此淘金。 我后来知道在阿拉伯世界经商对一名中国女性意味着什么。有一次，迪拜机场因为大雾关闭，我乘坐的飞机转降多哈。我们在机场坐了五个小时等候天气晴朗，但我的时间并没有浪费。我的邻座有两位中国女商人，她们看到我在看一份中文报纸后很惊诧，我们开始了攀谈。第一位女商人销售照明设备，她在广东和越南都有工厂，她在阿拉伯世界从事贸易已经有十多年了，每年要来这里十几次。因此，我问她，“关于女性来说，在这里做生意意味着什么？”“不容易。”她回答，“迪拜和科威特还好点儿，埃及和叙利亚就比较难做，在沙特阿拉伯几乎不可能，但沙特阿拉伯的钱好挣，这个地方发展非常快。”
第二位女商人销售电子设备，她正打算去利雅得。我在利雅得很少看到来自中国的商人，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你是如何做销售的？”我问她。“我通过互联网与我的客户交流，”她回答说，“之后我们就在利雅得我住的宾馆里见面。但我总是记得用薄纱蒙住我的脸。”说着她就从脚下一个鼓鼓的包里掏出了一个黑色的头巾。“不过，”她接着叹了口气，“有的男人并不尊重我，这个工作不好做。”她的邻座也是去利雅得的，不过是第一次去。“你害怕吗？”我开玩笑地问她。她笑着回答：“是的。”我们一路聊天直到上飞机，当她们的身影逐渐消失在堆满垃圾和机场手推车的过道时，我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们。
中国对这些女商人评价很高。一家中文报纸称呼她们为“女中豪杰”。这篇报道中所指的女商人占据了迪拜阿尔・纳赛尔广场边的一栋楼。读完这篇报道后，我拜访了这栋建筑。我刚吃完午饭就到了那里，那儿还没有开门，因此我坐在外面等待。不一会儿，商人们就来了。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对比。这个地区还是相对保守的。这儿的店主大多是阿拉伯人、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她们穿着保守。可这儿的中国女性不这样。当第一位女店主进来的时候，我甚至有点儿被吓着了，她穿着短裙和无袖上装。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情景与在义乌没什么区别。也许拒绝服从当地习俗正是她们成功的理由。当然，她们也会雇用巴基斯坦人作助手。
绝大多数中国女商人都在一个四层的小商贸楼里。楼顶上有一排大大的标识――红色、粗体的“中国城”。我在一楼一个销售女性服装的摊位前驻足停留。老板来自浙江省，我们聊了一会儿，“生意如何？”“挺好。”她回答。她说在迪拜销售女装生意很好，由于许多女性在购买内衣时会觉得尴尬，所以希望由同性来招呼。事实上，这栋商贸楼里绝大多数商店都是销售女装的。如同叙利亚阿德拉自由贸易区的“中国城”一样，迪拜阿尔・纳赛尔广场的中国人也喜欢凑在一块儿。不过，这儿看不到一个男性，这个商贸楼完全是由女性经营。
阿拉伯世界的情况相形之下就比较悲惨了。女青年的失业率比男青年高出数倍。在埃及，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女青年处于失业状态，而男青年的失业率只有百分之二十，整个埃及的失业率仅仅是百分之九。别的阿拉伯国家情况也相似。这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阿拉伯世界的女性还是靠边站的话，它们可能获得与中国一样的经济增长率吗？毕竟，青年妇女是中国发展模式的神奇成分，而且最近青年女劳力的短缺也被视为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可能难以为继的原因之一。
用叙利亚来对比就非常生动。叙利亚的领导层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仰慕者。叙利亚社会也不像海湾阿拉伯国家那样保守，当然也不像黎巴嫩。在叙利亚的大街上穿套装行走的女性很多，但她们都没有戴头巾。从根本上而言，叙利亚政府也是社会主义的，是支持妇女的。这样，在公共服务部门，女性雇员占很大比重。事实上，在今天，走进一家叙利亚银行，大部分雇员可能都是女性。但女青年与男青年的失业比例还是百分之三十六与百分之十六。如果说叙利亚的女青年面临着挑战，那么阿拉伯世界的女青年，尤其是那些更保守的国家的女青年，所面临的挑战就更大。
相比而言，叙利亚也是一个潜在经济损失较大的对象。2001年，叙利亚副总统关于深圳的快速增长赞不绝口。那时，叙利亚和深圳的经济规模还比较相似，总量大约都是二百五十亿美元。到了2017年，虽然叙利亚的经济增长至三百七十亿美元，但已被深圳的八百九十亿美元远远甩在后面。超过百分之三十的深圳劳动力是由青年妇女构成的，这一事实也许有助于理解这一异同。深圳的霓虹照明经济是建立在严重依赖于青年妇女的照明制造业以及服务业上的。两者相比较，相对不那么有活力的叙利亚经济正在努力开创自己的照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同时，其国内的女青年正处于失业状态。
为什么阿拉伯的女青年失业率如此之高，这里有重要的文化原因。许多女青年都是未婚的，是不允许随便与单身男青年在工作场所待在一起的。还有，很多时候法学对某些特殊的时间段或者对所从事的职业也有限制。青年妇女只有在婚后才被允许出门工作，但这也会产生一个问题。关于一个妈妈来说，不太容易做到把孩子托付给亲戚，而本人出去工作。阿拉伯家庭平均每家有三个孩子，照顾孩子的责任迫使妈妈们，尤其是年轻的妈妈们待在家里。
这些情形有可能改变吗？我决定去找答案。把叙利亚作为我行程的第一站非常合适。我决定带上我从深圳买的电子版《可兰经》。我想知道普通叙利亚人如何看待叙利亚的女青年是否可以在工厂的生产线上生产类似的产品，尤其是这样的做法可能使叙利亚经济获得与深圳一样的增长速度。我还随身携带了我在深圳工厂里所拍摄的照片，包括那些来自广西的姑娘整齐地排列工作。一个大马士革的朋友安排我认识了一位伊斯兰学者贾米尔・马吉德，他也是一个中国迷。他的著述广泛，包括伊斯兰思想与中国哲学的比较。我觉得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贾米尔也是一名兼职的牙医，他在下午为邻里提供近乎义务的服务。我们在他的休息室见面，那天下午时间尚早，他的第一位顾客要一小时后才来。贾米尔对电子《可兰经》很感兴趣。“这个主意太棒了，”他说，“类似的东西在大马士革已经有卖的了，不过是韩国制造的，八十美元一个，这个价格可真不赖。”贾米尔关于录音朗诵功能印象深刻，“朗诵的阿訇主要来自沙特阿拉伯，他们都非常有名。谁会想到中国人这么聪明。”周小姐和绿色科技如果听到这句称赞肯定会非常高兴的。也许，她们可以在叙利亚开拓市场。贾米尔和我接着又聊了一会儿这个产品的功能。 接着我告诉贾米尔这个电子《可兰经》是如何生产出来的，我向他描述了我在深圳工厂见到的情形，说起了那些远离家乡的女青年。但是贾米尔并没有显出惊诧，“这种情况有什么不对的？和住在大马士革大学宿舍里的女青年没什么区别。每个人都是在同一个屋顶下一起工作，即使其中有些人离家极远。”贾米尔的回答与我所想象的不一样。后来，我又向别的伊斯兰学者提出相同的问题，得到了类似的答案。也许中国模式并非不现实，也许阿拉伯女青年还是有机会从事轻工业的工作。我怀疑阿拉伯女青年是否会像周小姐一样乐在其中，即使数量很小，也足以产生影响。
最后，我向一位专家请教。纳德・费格尼是2002年至2017年写就《阿拉伯人权报告》的主要作者之一。这个由联合国支持的报告冲破了阿拉伯世界的某些障碍，接触到了一些禁忌的话题，比如媒体和政治。他们主要依靠数据，而不是观点来支持他们的结论。他们将阿拉伯世界存在的问题归因于阿拉伯世界自身，而不是外部的力量。然而，这是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冠名以“为了阿拉伯世界妇女的崛起”而写成的一个报告，这招来了极大的反对。费格尼回忆说即使是头三次支持他的人在了解了这个主题后都犹豫是否要继续支持他，“这真是你想表达的东西吗？”他的一个同事如此问道。妇女的角色显然是一个比媒体和政治自由更禁忌的话题。
我与费格尼在开罗一个老郊区一起吃饭。由于我们的车不能停在餐馆附近，阿拉伯语论文网站，因此必须走一小段路。我们走过萨伊达・宰那布清真寺。这个清真寺很受妇女欢迎，据说它是先知穆罕默德与伊斯兰世界一位著名女性的孙女萨伊达・宰那布的安葬之所。开罗一所最早的女校也在这附近，这也许并非巧合。穿过一个小胡同，我们到达了餐馆。这家餐馆以牛肉、烤羊肉串和巴拉迪威士忌而闻名，巴拉迪威士忌是一种由辣萝卜和其他的蔬菜汁制成、不含酒精的辛辣饮料。“希望你胃口好。”费格尼笑着说。他要了面包、羊肉串，然后我们就开始聊天了。
费格尼了解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他就经常访问中国。他曾经撰写了一篇题为《从红书到黄书》的文章，比较中国和阿拉伯世界的发展经验。我告诉他青年妇女对中国经济的重要性，询问了阿拉伯世界最终允许女青年从事轻工业的可能性，就如同中国的女青年在深圳所做的那样。他停顿了一会儿，以自问自答的方式进行了回答：“但在中国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中国曾经是一个女人都必须裹脚的国家。现在，女性不管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可以自由地在任何岗位上工作。在中国，妇女的地位可以发生变化，在阿拉伯世界为什么就不能？”
对于中国的经济成功有许多原因。我坚信青年妇女在其中所起的影响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当我们考察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崛起的时候，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它们一个是男性中心，另一个却是平等主义。此外，一个是妇女在劳动力中所占比例最低，另一个却几乎占有最高的比例。阿拉伯经济是否选择追随中国增长模式将会作用妇女在劳动力中的数量。只是现在还不清楚阿拉伯世界是否准备好，或者打算开始启动类似于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的社会运动，接受阿拉伯妇女成为劳动力的改变。
已有改变的迹象。《阿拉伯人权报告》提到有工作的妇女从1990年到2003年上升了十九个百分点。但绝对数量还是很小，仅占百分之三十三，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低的。而且，增长的原因从一个方面来看也可以解释为是源自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萧条后的爆发式增长。按照纳德・费格尼的观点，经济增长一放缓，阿拉伯妇女是最先丢掉工作的，因此妇女的就业率是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准开始增长的，使得最初的增长相对比较容易。
公众也支持变化。《阿拉伯人权报告》提到，在埃及、约旦、黎巴嫩和摩洛哥，有百分之九十一的受访者认为妇女应该有平等的权利去工作。而且，有百分之七十八的受访者认为妇女有权利获得相同的工作环境，后者可能更重要。阿拉伯妇女被禁止在某些时间或场合工作的事实是高失业率的一个基本的原因。如果受访者认为这不公平，那么失业率就有可能下降。调查显示，像我在大马士革碰到的伊斯兰学者兼牙医的贾米尔・马吉德的态度就代表了一种趋势――事实上人们欢迎妇女工作。
阿拉伯女公司家的数量也在增加。这是一种人所乐见的发展态势，因为与男公司家相比，女公司家更倾向于雇用更多的女性。阿拉伯妇女大多在服务性行业工作，但她们与周小姐的共同点不多，绝大多数阿拉伯女公司家年龄大于三十五岁，已婚，至少有两个孩子。当然，她们也与世界的其他地区进行贸易往来，也使用移动电话和通过互联网下订单。事实上，我在义乌从未见过阿拉伯妇女。但这并不意味阿拉伯就没有可与中国相媲美的“女中豪杰”――那些在离家千里之外的迪拜开启事业，从事女装销售的中国妇女。
然而，必须有更多的基本的经济变化。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副教授迈克尔・罗斯声称：石油是阿拉伯妇女高失业率的原因。产油是一个相对容易的赚钱之道。石油工业关于成衣、家居制造之类的轻工业有挤出影响。关于女性来说，她们更倾向于在成衣厂而不是在炼油厂工作。这还不是唯一的挑战。罗斯声称在产油富国，女性没有理由去工作。产油富国的政府，如科威特用大量的现金补贴家庭，补贴居家设施和房屋成本。因此，一个男人的收入就足以养活一家。
摩洛哥是非石油经济部门发展将产生何种结果的最好事例。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早期，摩洛哥政府开始推动向欧洲出口纺织物，这种做法很有意义。从摩洛哥到西班牙的海上航程极短。摩洛哥工人的人工成本显然比欧洲工人便宜得多。摩洛哥政府最初打算把纺织业作为降低男性失业的一种手段，但这种计划没有见效。该国的纺织品向欧洲的出口确实飞速发展，不过纺织业雇用了未婚女性。原因之一是未婚女性的人工成本比未婚男性更低，这关于公司主很有吸引力。这样，到1980年，该国纺织工业百分之七十五的雇用工人是女性。
海湾国家展示了石油工业占主宰地位时的情形。在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妇女失业率分别高达百分之三十和百分之三十九。其中社会态度无疑是很大的因素。但如果罗斯是对的，那么认为女性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石油生产就是一个偏见了。当然它确实帮助解释了为何摩洛哥的女性失业率比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低得多。公众看法的改变和不断增长的阿拉伯“女中豪杰”是一个重要的进展，但为了使改变更持久，阿拉伯政府必须进行更为基础的经济改革，通过发展非石油制造业和服务业来断绝对石油的过度依赖。 关于阿拉伯政府进行改革，中国可能会起到帮助影响。然而，在阿拉伯世界，已经有了走在前面的榜样了。穿着无袖上衣的中国女贸易商，已经引起了关注。中国政府也向阿拉伯世界委任女性大使，中国原驻叙利亚大使周秀华就是一个例子。据说她是名门之后，阿拉伯语非常熟练。周秀华也是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第二位中国驻叙利亚的女性大使。过高评价这一点的重要性是错误的。然而，中国女性在阿拉伯世界的突出表现可能会成为社会变化的来源，就如同中国增长模式成为经济改革的动力一样。
当然，由失业引发的问题不仅仅与女青年相关。自从油价飙升，经济增长加速以来，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青年开始工作。但阿拉伯男青年的失业率也很高，比如，埃及达到百分之二十一，叙利亚达到 百分之十六，约旦达到百分之二十八。白天看看埃及和大马士革的街道，不难看到青年男子在咖啡馆消磨时间。问题是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人口膨胀。阿拉伯世界有百分之六十四的人在二十九岁以下，这相当于一亿七千万人口，几乎与整个美国的劳动力相等。这是阿拉伯政府最头疼的事，他们每年必须创造一百八十万个工作岗位以跟上青年人口的增长，他们甚至来不及考虑降低失业率。
许多人沮丧地发现，找工作时有关系比受教育水平更重要。年轻人必须仰赖家庭成员的帮助，或者是向一个中间人付酬以获得一个永久的差事。这种情况在埃及和叙利亚这种拥有庞大的公共部门的国家尤其普遍，百分之五十四的叙利亚青年声称是通过家庭关系找到工作的。结果就是没有关系就没有工作。但通过中间人找工作是要付出代价的。埃及报纸报道，一名埃及青年必须以行贿五千五百美元的代价才能够在石油部门谋份差使，进入电力部门需要付出三千六百七十美元，进入宗教慈善团体事务部需要付出一千八百三十美元。
没有足够关系的年轻人在找到一份全职差使之前必须等待很长时间。阿拉伯经济学家把这个叫作“等候期”。它描述了仍然住在家里的年轻人边做零工边找全职工作的情形。不幸的是，许多人甚至因此而推迟婚期。而无法结婚可能将阿拉伯青年人推向悲惨的境地。社会面临的挑战是防止年轻人感觉自己被社会疏离。“在阿拉伯穆斯林国家，结婚和组成家庭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工作于埃及国家社会与犯罪探讨中心的社会学家阿扎・柯若因说，“那些没结婚的，无论是男性或女性，都会感到被孤立。”
在阿拉伯世界结婚费用之昂贵令人颇感无助。美国大学的副教授戴安妮・辛格曼在2017年末的一项探讨显示，在2000年到2004年间，埃及的婚礼平均花费为五千九百美元。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相当于该国平均年收入水平的六倍。以这个标准换算，相当于美国人要花二十三万美元，或英国人花三十一万英镑去结婚。关于一个年轻的新郎来说，这可真是一个天文数字。因此，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青年选择晚婚，关于很多人来说，就是这个令人生畏的成本迫使他们不得不如此。
同时，阿拉伯政府也竭力采取各种措施来转移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注意力。叙利亚的办法是服兵役，通常叙利亚青年都会在军中服役两年。这样他们就不会在街上无所事事地闲逛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服兵役，极少数幸运者通过他们的关系逃避兵役，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出国。我曾在中国义乌碰到一位为逃避兵役而来到中国的叙利亚商人。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可他觉得用三年的时间来学中文、编织生意关系网比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边境驻守三年更值。更重要的是，“有了在中国赚的钱，我就可以打通各种关节来永久避免服兵役，甚至可以结婚。”他说。
正如世界银行前行长詹姆斯・沃尔芬森所言，“如果他们（阿拉伯青年）受挫严重，找不到工作，建立不了家庭，动荡、纠纷乃至暴力冲突就会产生。”
中国的崛起可能有助于此。2004年以来石油价格翻了三倍，阿拉伯语论文范文，中国是重要的原因，阿拉伯世界利用这笔财富来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以沙特阿拉伯的阿卜杜拉国王经济城为例，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试图产生五十万个新的就业机会，将男青年的失业率降低百分之十五。在2004年以前，这个项目看起来还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沙特阿拉伯当时还为债务所困扰。现在，这些债务大多已经偿还了，主要是受益于石油价格飙升。如果国际能源署的预测是正确的，中国对石油的渴求将会保证石油在未来二十年内都会保持在每桶六十美元以上的高位。这将会有助于阿拉伯政府负担资金密集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会把年轻人从咖啡馆里拽出来，让他们在工厂和办公室工作。
中国、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之间的贸易流动将会有助于阿拉伯海湾经济体打造服务业，减少对石油的依赖。这意味着阿拉伯青年可能有成为行李生、出租车司机和会计员的就业机会。以迪拜为例，它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因为它需要处理来自亚洲的货物。迪拜正在建造一个新机场，一旦完工，它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机场，每年能够运送一亿两千万名乘客。迪拜现有的机场就已经是亚、欧、非以及中东地区的运输枢纽。迪拜的金融部门正在为三大洲之间的贸易和投资服务。迪拜的邻居们，如巴林和卡塔尔正在努力复制类似的成功。
旅游也带来了机遇。接待游客关于许多阿拉伯国家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埃及、约旦、摩洛哥、突尼斯和叙利亚。在旅游景点听到中国话已经越来越平常了，中国话不仅来自于中国游客，也来自于竭力向中国游客兜售纪念品的摊贩。开罗集市的摊贩可能只会说几个词而已，但他们抽时间学习中文就标志着中国游客的购买方在不断上升。自2017年至2017年，埃及的中国游客数量翻了一番，达到了七万四千人。2017年，中国政府同叙利亚政府签订了一项协议，开启了中国游客赴叙利亚旅游之路。
但并不是所有的消息都是好消息。从中国进口的便宜货物如潮水般涌入，迫使许多当地的工厂关门，或者让那些想开办工厂的人没有信心。就像我在飞往义乌的飞机上碰到的埃及人那样，他在埃及的鞋厂已经空了，他改从中国进口，每年他要在义乌和开罗间往返三次。并非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受到作用，但埃及是受作用最大的国家。埃及经常被称作“阿拉伯世界的中国”，因为埃及的巨大劳动力数量和低工资。但叙利亚和摩洛哥也有风险。 阿拉伯世界被幸运地定位为世界下一个最大的消费品市场。2017年，欧洲两千六百九十亿美元的进口份额仅次于美国。值得注意的是，自2000年到2017年，中国与欧洲的贸易额上升了两千二百五十亿美元，这个数字是埃及GDP的两倍。这关于阿拉伯世界也是富有启示的，如果中国制造的玩具和纺织品之类产品的价格不适应全球市场价格，阿拉伯制造商就有机会代替它们。阿拉伯公司主与中国的竞争伙伴相比，已经有了一点点的优势。比如，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正在如早前的协议那样扩大，它的目标是孕育欧洲和中东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议框架。
阿拉伯世界正处于微妙的平衡中。它庞大的青年人口数量是潜在的“人口红利”。东亚在1965年至1990年间享受了类似的“人口红利”。东亚政府利用了这一机会让年轻人去类似于香港的出口工厂和曼谷建筑工地之类的地方工作，为今天的“亚洲奇迹”打下基础。阿拉伯世界也正处于类似的历史时期。但是，这种成功并非唾手可得。拉美也处于“人口红利”时期，但它们并没有从中获利，因为糟糕的政策。还没有迹象显示，阿拉伯的经济是会紧随亚洲发展之路，还是会跟从令人沮丧的拉美道路。
非常清楚的是，中国的崛起关于阿拉伯世界能否最大限度地利用其“人口红利”有着重要的作用。青年女性的失业率变化是一个有用的指标，它可以衡量阿拉伯政府离开石油转向非石油部门尤其是轻工业部门是否成功。看起来阿拉伯世界不太可能建立属于自己的霓虹灯闪耀的深圳和成千上万基于集体宿舍的工厂。但阿拉伯世界可能出现一种“半集体宿舍”，它是基于阿拉伯世界的特殊性，尤其是妇女的地位，它也能支持阿拉伯世界进行类似的经济变革，保证阿拉伯经济的发展遵从类似于中国的路线。
美国和欧洲与阿拉伯世界改革的成果也是利益攸关的。如果中国的崛起刺激了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增长，青年人口的失业率将会下降。然而，如果青年人口失业率上升，那么沮丧的年轻人危害社会稳定的可能性就会存在，结果阿拉伯政府可能会在年轻人中宣扬宗教来强化它们政府的合法性。日常政治生活中宗教色彩的强化会给西方政府带来麻烦。对西方外交政策的不满常常通过宗教来表达，这种情况在伊拉克和巴勒斯坦尤为严重。失业率的上升会导致阿拉伯年轻人疏离美国和欧洲。对西方来说，中国的崛起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与阿拉伯世界相关的，与阿拉伯世界年轻人庞大的潜在失业率是密切相关的。
（节选自《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东方出版社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