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阿拉伯贸易对南宋经济和政治的作用[阿拉伯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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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宋元之际阿拉伯贸易关于南宋政权的兴亡具有加速或延缓影响，一方面阿拉伯贸易为南宋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供巨额海关税收，另一方面以蒲寿庚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与福建左翼军形成了一种对蒙元和南宋政治走向产生重要作用的地方势力。在南宋与蒙元交战的最后时期，蒲寿庚叛宋投元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因此，对蒲寿庚的功与过学界论说不一，本文认为蒲寿庚叛宋的间接原因是陈宜中等滥杀无辜，造成了福建左翼军与朝廷的相互不信任。当然，直接原因则是张世杰劫掠蒲氏的船舶和家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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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南宋；阿拉伯商人；蒲寿庚
中图分类号：K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7）02-0128-06
自唐朝永徽二年（651年）。阿拉伯与唐朝正式通使以来，随着我国与阿拉伯民族的商贸活动不断增多，不仅广州、泉州、扬州、明州等地成为唐宋时期非常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而且唐朝还在广州设立了“市舶使”一职专门管理海上贸易，“以收商舶之利”。“市舶使”的出现，在客观上反映了市舶收入已经开始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源之一，这是唐朝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巨大变革。入宋之后，我国与阿拉伯民族的商贸活动更加频发，特别是南宋时期，南宋朝廷对阿拉伯商贸经济的倚重性愈来愈强，以致于出现了广州、泉州两舶司净收入约占当时南宋朝廷年度总收入二十分之一的巨额比重现象。然而，终南宋一代，阿拉伯商人集团与南宋朝廷的关系前后起伏很大，颇为曲折。一方面，在宋金对峙时期，由于南宋朝廷积极推行招诱蕃商的政策。因而处于经济利益关系的考量，阿拉伯商人集团扈宋南渡。簇拥江南。与南宋统治者形成了一种肝胆相照和同甘苦共患难的亲密关系；另一方面，到南宋后期，由于蒙元在北方迅速崛起，称霸欧亚，特别是蒙元实行斡脱制度，以经商理财为专长的色目官僚集团活跃于路海“丝绸之路”，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关于南宋阿拉伯商人集团的贸易压力，加之南宋政治腐败，乱象丛生。于是，在军事和经济多种力量的挤压下，曾经与南宋统治者同甘苦共患难的阿拉伯商人集团转而投向蒙元统治者，成为加速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一、阿拉伯贸易对南宋经济发展的贡献
唐朝与阿拉伯商人的贸易起初主要依赖路上丝绸之路，但自天宝十年（751年）怛罗斯一战，黑衣大食战胜了唐朝。汉族势力不得不退出中亚西域。因此，原来的路上丝绸之路被迫转移至海上。当时，各国商贾在唐朝“除舶脚、收市、进举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政策的引领下，阿拉伯语论文范文，广州、泉州、扬州等港口舟船栉比，空前繁忙。其问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更是“汛舶汉地，直至广州”。所以广州港成为唐朝乃至那个时期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如韩愈在《送郑权尚书序》一文中说：当时广州，“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与广州港海外贸易的兴盛局面相适应，广州出现了以下两个新的社会现象：第一，留住广州的蕃客越来越多。其中以阿拉伯和波斯商人占多数，他们云集广州开店列肆，故为了管理的方便和尊重阿拉伯民族的宗教信仰，唐朝在广州实行海外诸国人聚居的“蕃坊”制度，“置蕃长一人管勾蕃坊公事，专切招邀蕃商入贡，用蕃官为之”。第二，出现了伊斯兰教的标志性建筑--清真寺。据传，广州怀圣寺建于唐贞观二年（628年），有人称其为“世界最古清真寺之一也”。可见，阿拉伯商人不仅带来了犀象珠玑等珍货，而且还给唐朝文明吹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象。
与唐朝相比，宋代除了继续坚持唐朝保护和招诱阿拉伯商人的政策之外。还进一步加大了对蕃商的奖励和扶持力度。学界普遍承认，宋代是一个平民社会，尤其是在从“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向“工商皆本”的近代“工商社会”转型的历史过程中，“四民”（指士、农、工、商）在科举、入仕、择偶、就业方面的差别越来越少。与唐代以前歧视商人的现象不同，在宋代，商人不仅可以与官僚贵族通婚，而且还可以参加科举和跻身政府统治阶层。例如，北宋后期的苏州商人朱冲一家，其“弟妷数人皆结姻于帝族，因缘得至显官者甚众”。而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以求富和求财为目的，宋朝鼓励商人、豪强富户纳粟买官，故两宋的鬻官现象非常突出。有人统计，南宋时期仅四川地区一次出卖将仕郎（从九品文散官）告牒，就高达1000道。当然，宋代的鬻官并不局限于一定国籍，汉地商人可以用钱买官，蕃商同样也可以用钱买官，如北宋阿拉伯商人辛押陀罗因“纳税多”而被授予“归化将军”。即是典型一例，所以将蕃商官化，在任官方面打破国界，这种官僚制度的变革成为宋代政治的一大特色。
确实，宋代特别是南宋，迫于养兵和冗官的压力，经费困乏，更一切倚办海舶。于是，“住唐”蕃商在政治上享有与国民同等的待遇。具体言之，可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蕃商及招诱蕃商成绩卓著者给予官爵奖励，如绍兴六年（1136年），“知泉州连南夫奏请，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舟、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十万贯者，补官有差。大食蕃客哕辛贩乳香直三十万缗，纲首蔡景芳招诱舶货，收息钱九十八万缗，各补承信郎。闽、广舶务监官抽买乳香每及一百万两，转一官；又招商入蕃兴贩，舟还在罢任后，亦依此推赏。然海商入蕃，以兴贩为招诱，侥幸者甚众。”甚至宋高宗在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六月颁布谕旨：“广州市舶司递年有蕃商息钱，如及额，许补官。”二是蕃商的后代可以通过科举入仕，北宋熙宁初年，宋朝在广州、泉州等阿拉伯商人聚居地专门开设“蕃学”，其课程设置大体同府学相一致。这样就为蕃商参加宋朝的科举考试创造了条件，比如蒲寿庚的兄长蒲寿晟就是通过参加科举，高中及第后才出任广东梅州知州。三是对那些有作用的少数蕃商，授以高官，使之成为促进南宋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像南宋时任命蕃商海达为广东盐司提举以及委任蕃商蒲寿庚为泉州市舶司提举等。无不生动地体现着南宋朝廷的这层政治意图。
前已述及，阿拉伯贸易为南宋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宋高宗在绍兴七年（1137年）总结宋代的经济发展经验时说：“市舶之利最厚，若置措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之于民。”所谓“置措合宜”主要是指从政策层面给蕃商提供各种宽松和便利的贸易政策，诸如减税、对招诱蕃商有功者予以重奖、授予官位、特赐且回赠礼物、对因风漂泊而来的蕃船及时救援、当蕃船出海时须“支送酒食”等，加之中国海军已经开始在南海定期出海巡游，因而使那个时候的整个海疆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正是基于以上方法，南宋的海外贸易才有了空前发展。总括起来，蕃商关于南宋经济发展的贡献除了为南宋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提供巨额海关税收外，还主要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第一，将泉州开拓为南宋首屈一指的大港。北宋至南宋初，广州港在对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如《中书毕对》记熙宁十年（1077年）海外贸易的绩效云：“三州（指明州、杭州和广州）市舶司乳香三十五万四千四百四十九斤，其内明州所收惟四千七百三十九斤，杭州所收惟六百三十七斤，而广州所收者则有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七十三斤，是虽三处设司，实广州最盛也。”因此之故，绍兴二年（1132年）六月二十一日广南东路经略安抚提举市舶司言：“广州自祖宗以来兴置市舶，收课入倍于他路。”然而，自元事占二年（1087年）泉州设立市舶司始，到绍兴末年，宋代海外贸易的情形却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王应麟《玉海》卷186载：“海舶岁入象、犀、珠宝、香药之类，皇祐中五十三万有余，治平中增十万，中兴岁入二百万缗。”如果这个数字尚不明确的话，那么，下面的史料就再清楚不过了。南宋人李心传说：“至绍兴末（1162年）三舶司（闽、浙、广）抽分及和买，岁得息钱二百万缗。”其中绍兴六年（1136年）福建市舶司言：“自建炎二年（1128年）至绍兴四年（1134年），收息钱九十八万缗。”而随着泉州绍兴四年南宋“六宫自温州泛海往泉州”，极大地刺激了泉州海外贸易的发展。另外，泉州舶货纲运往杭州的路程亦较广州为短。这样，曹勋在绍兴后期上宋高宗的奏书中称：“窃见广、泉二州市舶司，南商充牣，每州一岁不下三五百万计。”表明泉、广海外贸易已不相上下，而南宋统治者为了扩大泉州的贸易范围，淳熙二年（1175年）诏令进入泉州港的蕃商，“物货既经征榷之后，有往他者，召保经舶司陈状，疏其名件，给据付之，许令就福建路州军兴贩”。这种“从便货卖”的政策，客观上有利于吸引蕃商前来泉州贸易。据赵汝适《诸蕃志》记载，截止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年），与泉州有海外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58个。有学者统计，实际上，当时泉州约与世界7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其中在今红海周边及东非沿海有麻嘉（沙特阿拉伯麦加）、勿里斯（埃及）、勿巡国（阿曼苏哈尔）、白达（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吉慈尼（阿富汗加慈尼）、瓮曼（阿曼）等15个。所以南宋中期以后，“泉州地位更为上升，最后凌驾广州而居首位”。
第二，与泉州港的兴盛相联系，阿拉伯商人和宋朝航海者共同开辟了泉州至阿拉伯及东非的长途贸易航线。在两宋，泉州港的兴盛虽然晚于广州，但以泉州港为起点的“南海丝绸之路”，不仅将传统航线进一步延伸，阿拉伯语论文，而且航线途径的港口亦越来越多，如《云麓漫钞》卷5记载南宋前期与泉州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仅仅才32个闭，然《诸蕃志》记载南宋后期与泉州港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则达到58个，引文见前。当然，实际数目远不止此。不过，由于受到印度洋季风气候的作用。从泉州港到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通常又可分为两个区域，即由泉州至印度西海岸贸易区，此间盛行东北季风；由印度至波斯湾和红海贸易区。此间则盛行西南季风。为了缩短航程，泉州商人又开辟了从泉州至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上的一个古国）航线，并通过阿拉伯商人所使用的北部航线与南部航线，由三佛齐海域直航到波斯湾、红海和东非地区，进行长途贸易。《岭外代答》卷3载：“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者，入自甲子门（今广东省陆丰县的甲子角）……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眞腊之属，皆近在交阯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闍婆之半，而三佛齐、闍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大抵蕃舶风便而行，一日千里，一遇朔风，为祸不测。”又《夷坚志》甲志“岛上妇人”条载有泉州某海贾，欲往三佛齐贸易的故事。可见，航海途中风涛凶恶，险礁重重，随时都有船毁人亡的危险。而目前西沙群岛华光礁水下1号南宋沉船的发现，即证明《夷坚志》所言不虚。所以从南宋开始，东印度洋局部海外贸易区大体上形成了两大贸易集团：一是泉州商人集团，二是迁徙至泉州的阿拉伯商人集团。其中泉州商人集团势力最强。南宋时他们控制了东南亚方面的航海线。发达的海外贸易促进了泉州造船业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泉州湾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宋代海船，该船系“福船”类型的前身，具有吃水深、结构坚固、抗风力强等特点，非常适宜于远洋航海贸易。在宋元人的文献里，刺桐（即泉州）大舟，高大如楼，能够容载一千多人，“上平如衡，下侧如刃。贵其可破浪而行也”，故《三朝北盟会编》云“海舟以福建为上”。
第三，拉动了福建及其周边地区的外向性经济。泉州港的兴盛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福建和泉州地区本身经济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要求；二是南宋特定历史环境的必然结果。对于这两个因素，学界已有不少探讨成果，笔者在此重点谈谈阿拉伯贸易对以福建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南宋人周去非说：“诸蕃国之富盛，多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闍婆国（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如前所述，从大食国到泉州，“番舶艰于直达”，而是“多运载与三佛齐贸易。贾转贩以至中国”。其“物货”主要有：真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碣、阿魏、腽肭脐、鹏砂、琉璃、玻絸、砗磲、珊瑚、树猫儿睛、栀子花、蔷薇水、没石子、黄蜡、织金、软锦、駞毛、布兜、罗绵、异缎等。“番商兴贩，系就三佛齐、佛囉安等国转易”。根据绍兴三年（1133年）及绍兴十一年（1141年）南宋两个户部文件的记载，南宋进口货物计有410多种。难怪真德秀由衷地慨叹道：“惟泉为州，所恃以足公私之用者，蕃舶也。”由于南宋统治者对“蕃货”制定了许多减税政策，于是，泉州商人不乏出国贩回沉香、龙脑、真珠等“蕃货”而致富者，如《夷坚志》三志载泉州人王元懋。“遂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淳熙五年（1178年），使行钱（指高利贷资本的代理人）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以十五年（1188年）七月还，次惠州罗浮山南，获息数十倍”。另有“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致赀二万万”，绍兴十年（1140年），他从三佛齐等地运到临安大量蕃货如沉香、龙脑、苏木等，价值四十万缗。这些巨商的出现都是泉州“南海丝绸之路”兴盛的产物。与此同时。那些到海外经商的人，逐渐开始由“住蕃”到定居。成为我国早期的侨民。如文莱穆斯林公墓立有一块南宋墓碑，上刻“有宋泉州判院蒲公之墓，景定甲子（1264年）男应、甲立”，此为南宋泉州人侨居国外的重要物证。 南宋时期，泉州出海贸易，集中了东南沿海甚至内地诸路众多富商巨贾，他们“若欲船泛外国买卖，则是泉州便可出洋”。其出口物品以丝绸、瓷器为大宗，此外，金属及其制品、部分农产品和文化艺术品等，亦成为当时的外销货物。受此贸易经济的作用，两浙、福建等地出现了如通惠镇、黄姚税场等一大批市镇。另据1977年晋江德化、南安县的文物普查统计，德化所发现的188处古窑址中，仅宋窑就有35处；而在南安所发现的53处古窑址中，宋窑则计有47处。又有考古报告称，泉州一带发现的宋窑，共计127处，系历代最多的。所以真德秀在评论南宋泉州港的贸易繁盛景象时说：“庆元之前。未以为难者。是时本州田赋登足，舶货充美，称为富州。”这段评价真实地反映了泉州当时经济发展的历史实际，决非浮夸之论。
二、阿拉伯商人集团在蒙元与南宋对峙中的态度转变
从端平二年（1235年）至宋祥兴二年（1279年），蒙元与南宋的战争，前后经历了45年。在此期间，阿拉伯商人集团与南宋统治者的关系经历了由亲转疏的变化过程。如众所知，在南宋初建时，阿拉伯商人“多从驾而南”，遍布杭州、明州、泉州、广州等地。有的商人还挺身而出，协助南宋官兵守御长江天堑，以死保卫南宋，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人和事。例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载：“甲戌透渡之事，其先乃因淮间遣无鼻孔回回，潜渡江北盗马，或多至二三百匹，其后遂为所获，遂扣其渡江踏浅之处，乃自阳罗堡而来。于是大江可涉之地，此尽知之，遂由其处而渡焉。”为了保证泉州“南海丝绸之路”的通畅，南宋统治者虽定期派出海军巡航，但浙、闽、粤海面仍时有海寇出没，不断威胁到海外商船的人身和货物安全。可是，由于剿平海寇，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单靠南宋统治者很难奏效。于是，以蒲寿庚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主动出击，退寇御侮，震动朝野。对此，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述：“蒲寿庚一家，自其父开宗迁泉州后，其初生涯似不甚丰裕。时南海一带，海贼猖獗，后袭泉州，寿庚与兄寿宬助官宪击退之。是为寿庚出身之始，宋廷登庸之，遂为泉州提举市舶。”看来蒲寿庚提举泉州舶司，实在是众望所归。当然，蒲氏无论是击退海寇，还是提举泉州舶司和“总诸蕃互市”，都是以雄厚之财力为后盾的。据《藁城令董文柄遗爱碑》称，蒲氏“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连其女婿佛莲亦富甚，“凡发海舶八十艘”，所以“南海蛮夷诸国莫不畏服”。关于如此有作用力的家族，南宋统治者自然不可小视，尤其在与蒙元交战的关键时刻，蒲氏集团关于南宋朝廷的存亡无疑具有延缓影响。有学者称：“盖蒙古虽长于陆战，舟师实不敌宋。寿庚老于海事，拥海舶甚多；一旦降元，足为元南征之助，于元为莫大之利，于宋直致命之伤。”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南宋统治者于“咸淳末（1274年），（蒲寿庚）累官福建安抚沿海都置使”（即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民政兵事。统领海防，权力极大。接着，在端宗景炎元年（1276年）南宋统治者又授蒲寿庚“福建、广东招抚使，总海舶”。可见，蒲氏集团已经成为宋元鼎革之际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
按理，南宋统治者对蒲氏不薄，因为正是南宋统治者的扶持，才使蒲氏权倾一时，官位显赫。并“擅番舶利者三十年”。因此，蒲氏在决定南宋存亡的关键时刻，叛宋投元，反戈一击，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关于此举，历来史家多有微词，甚至给他戴上了一顶“无赖”的帽子，实在有失公允。
平心而论，以蒲氏为首的阿拉伯商人集团，关于南宋的海防建设还是出了力的。比如，南宋功利学派的著名代表叶适就曾记述说：淳熙中，林浞为泉州府晋江县令之时，曾经得力于“诸番义公之助”而“分造战船”，或作“大造战舰”。嘉定四年（1121年），知州邹应龙欲修建砖构城墙，以固卫泉州，他“以贾胡簿录之资，请于朝而大修之。城始固”。还有，蒲开宗在淳祐三年（1243年）重修泉州龙津桥，又于淳祐六年（1246年）重建泉州长溪桥等等，都是阿拉伯商人甘愿为泉州城建设和发展不惜心血的真情写照。如果片面认为蒲氏集团对南宋统治者没有感情而只有利益，无论如何都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因为元军在攻打临安之前，也很想诱降蒲氏及其阿拉伯商人集团，特别是蒲氏拥有大量海船，那些海船“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置死生于度外”。假若把这些海船转变一支武装力量，则元军要想在与南宋的海战中完胜，恐怕付出的代价会更加惨重。可惜，元军第一次劝降蒲氏兄弟，未获成功。故《元史》卷10载：至元十三年（1276年）二月辛酉，“伯颜遣不伯、周青招泉州蒲寿庚、寿晟兄弟”。仅此只言片语，却不见了下文。这次看似没有“结果”的“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蒲氏兄弟没有背叛南宋王朝。对于这件事，有学者略论说：在蒲氏面前，“一边是强大的元军，与其对抗无异于以卵击石，于公于私都不愿意泉州港毁于兵火。另一边是对己有恩的宋廷，他实在下不了‘弃宋仕元’的决心”。所以，从这次元军“招诱”到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乙未“福建漳、泉二郡蒲寿庚、印德傅、李珏、李公度皆以城降”，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何等变故，导致蒲氏集团将泉州城拱手让给元军？经考，至元十三年，也就是南宋德祜二年三月，元军攻陷临安，宋恭帝降。五月，陈文龙、张世杰等南宋遗臣在福州拥立赵昱为“宋主”，改元景炎。事已至此，南宋实际上已经穷途末路，即使这样。蒲氏依然故我，尽力扶持摇摇欲坠的南宋王朝。所以《宋史》卷47载：元军大兵压境，福州难保，于是“昰舟至泉，寿庚来谒，请驻跸，张世杰不可。或劝世杰留寿庚，则凡海舶不令自随，世杰不从，纵之归。继而舟不足，共掠其赀。寿庚怒杀诸宗室及士大夫与淮兵之在泉者。”张世杰为何同蒲氏有那么深的“过结”，不得而知，但《宋季三朝政要》提示说：“大元兵逼行都，陈宜中、张世杰备海舟于岸。乙巳，奉景炎帝、益王、杨淑妃等登舟。戊申，发舟入海。是时，正军十七万，民兵三十万有奇，内淮兵一万。由东港入海，与北舟相遇。值天雾晦冥不辨舟，得以进至泉州。问蒲寿庚索军粮，不及应副。遂趋潮州至惠州之甲子门驻焉。”在此，蒲寿庚没有能够解决张世杰几十万兵士的粮食问题，很可能是引起张世杰不满的一个客观因素。另外，陈宜中与韩震之间曾发生过相互攻杀的内乱，在内乱发生之后，蒲寿庚毅然站在韩震的立场而反击陈宜中。毫无疑问，这个事件本身必定会对张世杰的思维判断产生一定作用。据《宋史》载：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壬申朔，“殿前指挥使韩震请迁都，陈宜中杀之。震所部兵叛，攻嘉会门，射火箭至大内，急发兵捕之，皆散走”。杀了一个韩震，似乎陈宜中已胜券在握。然而，陈宜中可能不会想到，这次内乱因为直接促使南宋左翼军的立场转变，遂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福建左翼军成立于绍兴十八年（1148年），系南宋几支重要的地方武装力量之一。当时南宋统治者颇为内外乱势所困扰，因而不得已想通过发展地方武装的手段来戬乱安境，但鉴于南宋初年私人武装失控的教训，南宋统治者遂采取二元指挥体系，对各地的地方武装加以节制。防止其为个别人所把持和操纵。例如左翼军同时隶属于殿前司及福建安抚使，它的总部初期设在福州，后来移驻泉州。这样，陈宜中杀死韩震，就必然牵动福建左翼军和蒲寿庚。果然，内乱发生不久，左翼军统领夏磕就与蒲寿庚联合回击陈宜中。并取得“先后捷瑞安（温州）、捷温陵（泉州）、捷三阳（潮州）”三场战役的胜利，其中“宣武（即夏瓂）之力居多”。言外之意是说“陈宜中、张世杰等皆败于夏磕，亦即败于宋廷内部的分裂”。《宋史》卷47称“昱欲入泉州。招抚蒲寿庚有异志”，其问题的症结恰在于此。一句话，蒲寿庚叛宋的间接原因是陈宜中等滥杀无辜，造成了福建左翼军与朝廷的相互不信任，而直接原因则是张世杰劫掠蒲氏的船舶和家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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