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国家正在经历剧烈动荡，将从根本上重塑地区格局。阿拉伯学者、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东探讨中心高级探讨员马哈・叶海亚认为，有三大趋势将作用该地区未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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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政治暴力正在重塑阿拉伯社会。阿拉伯国家正处在严重的动荡之中，这种局面将使阿拉伯国家政权丧失对国家边界的控制权，同时“伊斯兰国”等组织的暴恐袭击将导致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使各种地方行政组织遭受重创，特别是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尽管阿拉伯人口只占世界的5%，但难民人数已超过全世界难民总数的1/3，该地区至少有九个国家是武装冲突的直接受害者。
这种事态发展不仅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而且对社会、宗教、种族结构产生破坏性作用，使该地区历经数百年形成的独具特色的各种宗教、种族和平共处的“马赛克式”社会形态难以为继，基督教徒、亚兹迪人、沙巴克教徒等群体被从伊拉克平原强行驱逐，只是众多种族清洗与同质化事件的事例之一。另一方面，这种大规模人口迁徙运动的流入国，如黎巴嫩、约旦、突尼斯等国也面临社会结构重塑的严峻考验。
众所周知，“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内生因素是民众对所在国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的不满。然而地区国家采取的一系列反应导致社会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埃及、也门、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政治进程服从于一种“恶毒的”身份政治形式，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信任感受到破坏，意识形态、宗教、派系、民族和部落之间的对立与分裂开始显现，由此造成的社会创伤在可预见的未来难以愈合。
第二，地区国家政权的合法性遭到削弱。“阿拉伯之春”中民众发动的一系列起义与暴动，反映了广大民众对统治集团的普遍愤慨。为应付此类群体性运动，阿拉伯语论文网站，一些阿拉伯国家当局既要通过武力恢复正常社会秩序，又要避免引发人们的不满情绪升级。为此，上述国家的首都至今仍在实行包括宵禁、紧急状态在内的严格管控方法，因为巴格达、萨那、的黎波里、大马士革这四个都城已将国家的领土让位于非法的、不具备国家性质的组织实体。作为国家概念的构成元素，主权、对国家领土的控制权及包括军队在内的国家暴力机器等面对替代的国家组织实体时处于退守状态，而新晋崛起的非国家性质的军事组织，特别是“伊斯兰国”正在挑战传统的民族国家概念，并力图建立一个取代传统国家的政权实体。这些非国家政治实体提出了一整套与传统理念背道而驰的对于国家、身份及社会的概念，这就迫使现存的政治精英和执政党要与正在崛起的新兴政治势力包括各路军阀展开竞争。
那些尚未失去领土主权的国家形势也不容乐观，其中一些国家抑或面临日益严重的政治碎片化，抑或政权变得更为专制。突尼斯等国政党和各种新型NGO组织不断增加，似乎预示着阿拉伯的未来更趋民主化。然而，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年人远离政治会对未来构成威胁，而埃及等国以国家安全和反恐名义为由破坏民众基本自由权利，则会导致社会分化加剧，并促使社会活动分子寻找其他途径与方式表达愤懑。
第三，个人权力意识大行其道。“阿拉伯之春”对人们心理产生的强烈冲击迄未平复，有一个明显的社会心理变化就是阿拉伯民众日益相信凭一己之力就能推动社会变革进程，同时改变个人的生活状况。“阿拉伯之春”后公民的自主行为涉及各个领域，从积极的角度看，可称之为个人英雄主义的复苏;从消极的角度看，对近况不满的年轻人中逐步增长的“武力化”趋势日益明显。不仅如此，阿拉伯国家政府逐步升级的残暴统治及关闭所有政治表达渠道的做法增加了民众、特别是青年人推动变革进程的选项，而投靠“伊斯兰国”的做法大概就是这种个人主义行为最可怕的后果。尽管“伊斯兰国”臭名昭著，阿拉伯语论文网站，但越来越多的阿拉伯青年认为，“伊斯兰国”是惟一能让他们参与未来秩序重塑的组织。
除非阿拉伯国家政府及政治精英改变目前的执政方式与理念，重新构建与民众的关系，否则这三种趋势互动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将会持续发酵，并对整个地区形势造成深远的破坏性作用。一是政府要与有作用力的公民组织一道筹划建立一种能使各组织与团体发挥影响的、具有包容性的政治体制;二是下放权力，恢复公民权利，支持并提升社会的多元化水平;三是鼓励社会创造力，治理社会积弊。这些举措是避免青年人陷入两种选择的基本要求――现在多数青年人认为自己要么在专制体制下毁灭，要么加入非国家的残暴血腥的实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