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周谷城、田汝康先生主编的一套《世界文化丛书》由浙江人民出版社陆续推出，已有３０多种在书市涌现。这套以介绍和探讨域外文化为宗旨的大型丛书，“以文化的视角，评析世界历史上有作用的各时段、各地域、各族别的文化现象、文化运动、文化思潮、文化形态，致力于对文化的多角度、多层面的开掘和审视，并对不同文化间的撞击、融合和比较进行研讨，以求展现世界文化的精华和丰富内涵”［①］，为广大读者提供了营养价值很高的精神食粮。
《丛书》以作品为主，译著为辅。其中引人瞩目、也是我最感兴趣的一本，是１９９３年３月初版新书，《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该书由纳忠教授主笔领衔，与朱凯、史希同副教授共同编著。他们都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系从事教学与探讨的专家。
纳忠教授是年逾八旬的老前辈，著述极丰的回族穆斯林学者，海内外享有盛誉的阿拉伯史专家、导师和这一学术领域奠基人中之佼佼者。早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初，曾留学于埃及艾资哈尔大学－－全世界历史最久的高等学府。作为我国当时选派留埃的第一批学生之一，以所修１２门课程成绩优秀而在１９３６年（伊斯兰历１３５５年）荣获艾资哈尔大学最高学委会授予的特殊学衔：“谢赫·尔林·法最勒”（al-shaikh al-Alim al－Fazil，大意是“尊贵的学者长老”），并颁发荣誉证书，迄今证书仍完整保存。称号中的“长老”（谢赫）是对品学方面造诣很深的学者之尊称，不一定跟年龄有必然联系，当时纳忠年仅２６岁，这是我国留学艾资哈尔大学的学生中，唯一获得这殊荣的人。回国后，即被重庆中央大学历史系聘为教授，１９４３年秋，该大学外文系决定增设阿拉伯文，即聘他跨系任外文系教授，这是我国高校历史上创设阿文教学的最早记录，屈指一算，已有半个世纪。至于他探讨阿位伯－－伊斯兰史的早期成果，已在１９４８年集为专著，题为《回教诸国文化史》在昆明出版，也是在这一探讨领域中最早的一部成果，深受史学前辈顾颉刚等老先生的赞誉。最负盛名的埃及权威学者艾哈迈德·艾敏的巨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八卷本，也是由纳忠教授首先翻译介绍给我国广大读者的。朱凯和史希同两位中年副教授，是这位老园丁培植的学生，近年来，也多次游学、工作或讲学于阿拉伯国家，不仅有较丰富的教学与科研经历，而且也有实地考察的切身体会。在老专家指导下由两代人编著的这本书，是多年探讨的结晶，是奉献于我国读者的一份厚礼。
内容翔实，论证全面，见解精辟
全书除导言、大事年表和后记外，正文共分十五章，全面涉及有关议题的各个方面。浏览章名，便略知梗概。各章标题为：（一）伊斯兰教以前的阿拉伯；（二）伊斯兰教；（三）阿拉伯文化的启蒙时期；（四）阿拉伯文化的兴盛时期；（五）国家制度；（六）经济制度；（七）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八）百年翻译运动；（九）教育与文化；（十）文学与艺术；（十一）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十二）教派与哲学；（十三）自然科学；（十四）中世纪中国与阿拉伯的关系；（十五）阿拉伯文化对西方的作用。每章又按论述重点分设若干节，从３节至８节不等，累计总数为７５节，各节均有措词简炼、概念明确、顾名而可思义的小标题，限于篇幅，不逐一细举。其中由纳忠教授执笔撰写者有８．５章，外加导言、年表、后记，约近总量２／３。
通观概貌，深感框架布局气势巍然，经纬脉络秩序井然，纲举目张清晰了然，论证引述朴素自然，学术性、知识性、可读性几个方面的特点兼而有之。
初读后体会到此书颇有特色：
１．紧密围绕议题中心，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精辟地反映了阿拉伯文化的全貌。
作者在《导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所谓“阿拉伯文化”的内涵，主要是侧重阐述“以巴格达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的阿拉伯文化”，即史家称之为“五百年的黄金时代”之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并清晰而雄辩地说明，在这一时期，“阿拉伯世界出现三个主要文化中心，即巴格达、开罗和科尔多瓦，三个中心的文化繁荣时期先后不同，阿拉伯语论文，而且所隶属的三个阿拉伯王朝，也是各自独立的。但是从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都紧密相连、互相作用，或者说，后两个中心，都是发生在阿拔斯王朝时期，都深受巴格达文化中心的作用，都是巴格达文化中心派生出来的”［②］。寥寥几笔，主次分明，源流清楚，故全书以阿拔斯王朝为议题中心，书中的４～１５章，均以巴格达文化为主体，笔锋所及，精力使用在刀刃上。
阿拉伯文化不是孑然孤立、突兀而起的现象，当然不能脱离整个世界历史环境、条件去剖视探讨。作者对此十分重视，正如《内容提要》中所述：阿拉伯文化“在时间上处于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在空间上处于东西方文化的交会点上，这种承前启后与东西交汇，体现于阿拉伯文化自身的特质上，构成了阿拉伯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与独具的特色”。因此，本书“将阿拉伯文化置于上述时空的坐标点上，对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介绍和略论其形成的历史基础、原因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以及对东西方的作用”。把阿拉伯文化放到整个世界文化背景中去ｌｉàｏ＠①望、观察、比较、探讨，这一点格外突出，书名中冠以“传承与交融”字样，尤其鲜明而精当。
２．对前人探讨成果既有汲取又有批判，抒发独到见解，客观地总结了阿拉伯文化显著的特色。
纳忠教授在“导言”中有力地指出：“不少人认为阿拔斯王朝的文化是希腊文化所孕育的，这种说法很普遍，但却是片面的，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因为任何文化都是首先建立在本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基础上的，外来文化只能加速其发展进程，不能‘创造’其民族文化。同时，文化的发展是渐进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阿拉伯文化也不例外。”妙哉！斯言也，概括力强，一锤定音，体现了前辈学者治学之严谨，见解之卓越，对问题探讨、挖掘之深广。这也是作者一贯的学风。我曾有幸拜读过他有待出版的巨著《阿拉伯通史》（有汉语和阿语两种稿本）全部打印稿，就发现有若干处在援引资料特别是论证观点方面，不仅与裴立浦·K希提的《阿拉伯通史》的某些观点截然有别，甚至与他翻译过的艾哈迈德·艾敏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比较，也大有发展，独具特色。实事求是，言而有据，不人云亦云，不盲从附和，自成体系，奉献于读者的是多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
仅此以书第三章为例，其第一节《四大哈里发与对外军事大扩张》述及欧麦尔当政时期军事扩张的缘由说：“为什么发动这场对外扩张战争呢？不少历史学家把原因归之于半岛贫瘠，认为广大贝杜因人无以为生，只好打到北方去寻求生路。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引用阿拉伯人的诗句说：‘阿拉伯人抛弃自己的故乡是为寻找面包和椰枣’，这种说法似乎是对的，但却是片面的。其实阿拉伯人发动扩张战争是出自多种因素的。”作者认为，战争发动者“并非广大的贝杜因人，而是古莱氏族贵族。必须首先从执掌政权的古莱氏贵族的身上探索战争的原因，才能说得清楚”。因此，作者从历史的回顾中说明：“古莱氏贵族力图发动对外战争，目的是既可以维护‘汉志商道’，开辟市场，夺取新的财源，阿拉伯语论文网站，又可以将贵族中的一切政敌派出去，以缓和内部矛盾……”；并以倭马亚家族族长艾布·苏福彦父子三人被派遣出征为例，表明“他们带队出征，绝非由于生活困难，也不会考虑到广大贝杜因人的贫困”；又论及“他们以战利为诱饵，既可以找到生活出路，又可以维护内部的安定和半岛的统一。……因此，可以说，只有广大贝都因人是为了寻求生活出路才参加对外战争的”。一席谈论，有的放矢，针对性强，足以反映作者对阿拉伯史造诣之深。但议论并未到此止步，主要的因素还在后头，作者紧接着说：“更重要的是阿拉伯人对外扩张战争是具有很大的防卫性的，这一点往往为西方历史学家所忽略，这必须略述大扩张前阿拉伯半岛的国际形势。”于是，峰回路转，又把话题引向更深远、更广阔的往事追忆之中，通过七八百字的叙述，从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中，指出“向外扩张的战争终于不可避免”。真是鞭辟入里，切中要害，把战争的扩张性与防卫性两个似乎是对立的因素辩证地、严密地统一起来，而后者，即战争的防卫性，史学家们或由于肤浅，或出自偏见，总是认识片面，或故意歪曲。但纳忠教授的剖析仍没有就此结束，他继续挖掘说：“另外，宗教因素也是不能低估的。在当时，宗教的作用是深远的，‘圣战’的号召是强烈的。阿拉伯人，特别是贝杜因人，响应了‘圣战’的号召，纷纷奔赴战场。从而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