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能源、粮食价格飙升是诱因，而其祸根――货币过度供给和过度投资――早已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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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经济动荡给人似曾相识之感。离岸外汇市场上，越南盾12个月非交割远期的价格比现汇价格贬值30％以上，令人极易联想到十年前泰铢崩盘引发的多米诺骨牌效应。5月28日摩根士丹利的一份报告即警告，越南可能重蹈1997年泰国覆辙，成为又一次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引信。
越南多项经济指标都已严重恶化：通货膨胀率已经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的高位，5月更攀升至25.2％；今年前五个月的贸易赤字达144亿美元，为去年同期的3倍；越南股市行情的指标――胡志明市股票交易所“VN指数”，从去年10月的1100点以上一路狂跌，目前已不足400点。标准普尔、惠誉、穆迪等国际评级机构纷纷调低了越南的评级。
知情人士告诉记者，由中国财政部国际司具体参与，中越双方在本月初签署了一项针对越南严重通货膨胀的支援备忘录，中方表示会给予“最大的支持、帮助”。但上述备忘录未体现具体援助细节。
此前记者获悉，财政部国际司已牵头制定援助方案，但上述知情人士对此不置可否。不过，一位国有商业银行高管证实，越南发生金融危机后中方确已向越南提供了支持，但援助没有通过商业银行，显示并未遵循外汇储备借道中资银行援助香港金融危机的前例。在越南出现严重通货膨胀后，越共总书记农德孟访华，6月2日结束访华，外电对此评价为：“一次出人意料的访问”。这个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笔下的“亚洲第二个奇迹”，光芒陡然暗淡。
通胀根源
越南的通货膨胀与贸易赤字并非突如其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越南的贸易逆差自2002年以来一直在当年GDP的4％以上，2003年和2004年都达到了8％。通胀率自2003年以来也从未低于7％。
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使这些悬而未解的问题在2017年激化。
越南是世界第二大大米出口国，原油也是其第一大出口品。国际油价和粮价飙升，越南从中受益，但也加剧其通胀压力。
越南本身无炼油能力，2017年才首次进口炼油设备，成品油完全依赖进口。燃油补贴成为越南财政的沉重负担。越南《物资报》报道称，2017年越南政府对燃油内销价格补贴达8亿美元。2017年起，越南政府已开始逐步削减燃油补贴，结果是国内燃油价格随国际油价水涨船高。
为了增加国内粮食供给，今年3月底，越南已把全年大米出口目标从以往的450万吨压低到350万吨至400万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国际粮价向国内市场的传导。但7月后，越南大米出口公司将可签订新的大米出口合同，届时国内粮价可能被出口高价拉高。
油、粮价格的冲击是导火索，越南通胀的祸因其实早已种下，其根子在于过度的货币供应。据亚洲开发银行统计，2017年越南的广义货币增长了46％，是实体经济增长率8.5％的5倍。
货币供给激增有几方面的原因。其一便是越南2017年1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大量涌入；2017年吸收FDI达203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三分之二，再加上54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ODA）贷款和60亿美元的侨汇，给越南盾带来了巨大升值压力。为维持越南盾汇率、保证越南的出口竞争力，越南央行不得不大举进行冲销操作。2017年越南央行购进90亿美元，这相当于给国内市场注入了144万亿越盾的流动性。
与此同时，2017年也是越南银行业的扩张年。2017年4月到2017年3月，越南信贷增长了63％，相当于此前一年增幅的2倍。其中尤其引人瞩目的，是越南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放贷。由于担心入世后竞争力不足，这些银行急于通过争取贷款客户扩大市场份额，2017年的贷款额几乎比上年翻倍。
取得货币如此容易，本已高涨的投资热情更加奔涌。2017年，越南全社会投资总额达461.9万亿越盾，比上年增长15.8％，相当于GDP的40％。有赖于高涨的投资，越南2017年的GDP增长达到了8.5％，为1996年以来最高，且其中工业增长17.1％。工业和建筑业已占越南经济的42％左右。
在工业和服务业――特别是酒店、餐饮、交通和仓储等部门――的发展成为拉动越南经济的强劲动力的同时，越南却受限于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市场的瓶颈。
越南的交通等基础配套设施还远非完善，熟练工人亦供不应求。基础设施建设的迫切需要，使越南加大了进口力度。世界银行统计，2017年越南进口总额达627亿美元，比2017年增长39.4％，其中59％用于购置资本品。机械设备的进口占了最大份额，比上年增长近70％。第二和第三大进口项石油产品和钢铁，也分别受国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作用，进口值分别增加了29.2％和74.1％。
直接结果就是越南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2017年末，贸易逆差已达124亿美元，比2017年增加了140％，而2017年前五个月的贸易逆差更超2017年全年，达144亿美元，越南语论文，超过2017年GDP的五分之一。
正是在此背景下，引发了市场对越南盾贬值的强烈预期，也就有了对越南重现1997年泰国货币危机的担忧。
艰难抉择
保增长还是反通胀？越南和中国面临同样难以抉择的问题。
在恶性通货膨胀变成现实之前，经济增长的诱惑力是难以抗拒的。今年2月，通胀率已连续三个月保持在两位数，但越南财政部长武文宁在接受越南《投资报》(Dau Tu)采访时仍声称，越语论文题目，当前最重要的目标是GDP的增长，在缩紧货币供给的同时必须仍然保证增长。近十年高速增长的丰硕成果，已经使得调低增长目标成为政府一个最不情愿的选择。据《投资报》报道，多亏工业和服务业的迅猛发展，越南才得以在2017年原油减产、收入减少3.2万亿越盾的情况下，仍然超预算完成了财政收入指标。这被官方称为越南2017年九大经济成就之一。
但形势的持续恶化，迫使越南政府不得不采取行动。5月，越南政府将2017年经济增长率由原来的8.5％-9％下调至7％。经三次升息，越南的基准利率从年初的8.25％提至14％。存款准备金率也经两次上调，由10％升至12％。越南盾对美元汇率的浮动区间，从原来的上下浮动0.75％，扩大到上下1％。
3月底，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提出了一揽子的反通胀方法，包括进一步紧缩货币政策，削减政府支出和公共投资项目，能源、粮食等关键产品的价格控制和限制大米出口，管理市场物价，促进出口、减少逆差等。
6月8日，阮晋勇要求各国有公司和集团在投资银行、证券和房地产等领域时须报告政府总理，以确保国家资金的有效利用，抑制通胀，并责成财政部监督落实情况。
6月9日，越南国会主席阮富仲正式签署国会6月3日通过的“对于在新形势下2017年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的决议，其中明确了遏制通货膨胀是首要目标。
至今，一系列的货币政策手段尚未明显见效，几个月来的通胀率有增无减。但世界银行6月6日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做了较为乐观的判断，认为这是由于政策效果显现将有三个月左右的时滞。若考虑到非食品价格的月度变化，通胀增长自3月已开始减速，同时进口相较去年同期的增长也从3月开始下降。
越南政府的主攻点在解决贸易逆差上，同时适当控制固定资产投资，6月17日在南宁举行的“目前越南经济形势研究会”上，驻南宁领事馆相关官员也对广西社科院学者略论称。
记者获悉，6月16日美元兑越南盾的官方价为1∶16456，黑市价为1∶18500，双轨价格平稳趋近，不再是上一阶段黑市价单边激烈上扬的情形。
另外，越南建设部4月2日称，胡志明市和河内市及其临近地区不动产市场的过热现象已“突然停止”，房地产价格已下降了15％-20％，而且有价无市。越南经济院副院长陈庭天告诉《财经》记者，这应该是宏观调控政策显效的一个表现。
陈庭天认为，越南政府必须把大量涌入的外资，导入长期投资计划；面对物价上涨的问题，应尽可能排除市场机制的障碍，减少人为操纵；同时，政府要照顾弱势群体。
问题在于，越南能够渡过这个难关么？
长远忧患
中国有些学者提出，应该启动“清迈协议”和“亚洲货币基金”来援助越南。但广西社科院东南亚探讨所副所长农立夫和亚洲开发银行经济学家刘碧珠（Kanokpan Lao Araya）都对《财经》记者表示，越南引发类似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今天的越南与当年的泰国、今天亚洲国家的经济环境与当年相比，都不可同日而语。越南的贸易赤字虽严重，但从2017年大量流入的外资以及年底创纪录水平的210亿美元外汇储备来看，国际收支失衡的危险还不大，不像泰国当时收不抵支；越南2017年底的外债规模约占GDP的30％，尚在安全范围以内，而泰国1996年和1997年的外债水平都在GDP的三分之二以上。此外，与泰国当时放开资本账户不同，越南在资本项目上的管制还较为严格，因此不会出现当时那样国际游资大进大出的现象。
2017年一季度，越南GDP增长7.4％，看来还是有能力承受政府冷却经济的方法。世行预测，越南今年的经济增长还将在7.5％左右，“硬着陆”的风险不大。越南的投资吸引力，似也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受损。越南中国商会会长杨真告诉《财经》记者，中国在越投资公司并未受到明显作用，目前没有看到什么撤资的行为。
纵使越南能安然渡过目前这关，留下的是市值收缩60％以上的股市、巨大的贸易逆差缺口，以及此次危机中暴露出的种种问题。病去如抽丝，越南经济走出困境还有待时日。■
本刊实习记者李涛、胡亦男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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