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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的海岸边，有一新建于上世纪70年代末的侨港镇，曾经是中国最大的联合国难民安置点。2017年5月10日，联合国难民署一官员指出：“中国近30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
目前在中国生活的越南难民，至少还有30万人。
36岁的龙峰和家人一起，已经在侨港镇生活了28年，靠打渔为生。
侨港镇连接着中国和越南。龙峰表示，这两个相邻的国家始终与他们这些人的命运息息相关，“1979年2月，在越南和中国的激烈战火中，我们很多人一起从越南广宁省的姑苏岛坐船逃到中国，然后被中国政府和联合国难民机构安置在这里生活”。
在侨港镇，虽然这些特殊的居民占全镇人口的95%以上，但在别人的眼里，他们始终“不算是中国人”。
30万难民考验中国
20世纪70年代末期，大约22.4万越南难侨、难民被迫离开越南，从广西海岸及陆地进入中国，国际社会将其与另外一些老挝和柬埔寨难民一起，统称为“印支难民”。
这一大规模的难民潮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1979年6月28日，美、英、法、德、意、加、日7国首脑在东京就印支难民问题特别声明：越南、老挝和柬埔寨难民的悲惨境遇是一个规模罕见的人道主义问题，并对东南亚和平与稳定是个威胁。
突如其来的一切都在考验着中国政府。广西自治区侨务办公室（以下简称“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表示，广西根据上级安排，将其中的12万人转送广东、海南（当时是广东省的一部分）、福建、云南和江西等省份安置，另外10万多人在自治区内安置。由于多数越南难民先前都从事农业，所以他们大多被安置到了农村地区。到2003年底，约有299300名越南难民居住在中国大陆。
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说：“难民们刚到的时候几乎是一无所有，越南语论文，住的房屋、吃的粮食、穿的衣服和用的工具等等都是中国政府无偿提供的。一直到了1982年，才渐渐没有新的难民到来。1989年中越双方停战，1990年后再来中国的越南人就不能算难民身份了。”
事实上，在当时复杂的历史背景和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作用下，中国政府并没有把这些人完全当作难民，而是把他们当作“同胞”和“侨胞”，所以当时负责该项工作的机构叫做“难侨办”而非“难民办”。而且，当时也没有采用国际上难民营似的方式将他们统一限制、管理起来，而是为他们提供了世界上最具有人情味的难民庇护。
当时广西集中安置越南难民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自治区直属华侨农林场和国营农林场；二是在有条件建渔港的沿海建渔业社队；三是在县直11个厂矿公司安置有一技之长的难侨。
而在广西以外的其他中国地区，难民安置的政策和方式与广西几乎完全一样。在一些农场，中国政府甚至承认越南难民们的外国签证，认可他们在越南所受到的教育。“在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等基本保障的同时，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工作机会。为帮助他们，当地的农民甚至自己住在暂时搭建的棚屋，把自己的房子让给他们住。”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表示，不敢自夸自己的工作做得有多么好，“但是的确拿出了尽可能的条件努力去做了。”该官员说，“这是一项事关在华难民切身利益和中国国际声誉的人道主义事业，我们将继续努力把它做好。”
1989年，中国与越南之间的战争结束，两国又恢复了关系，并且在新的世纪发展得越来越密切，但是，生活在中国的越南难民却始终没有再回越南去。龙峰说：“中国政府没有要求我们回去，同样越南政府也没有邀请我们回去，当然，我们这些人的祖籍基本上都在中国。”
龙峰38岁的堂兄龙北说：“我们从小来到中国，20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变化、在发展，每一步我们都在跟着走；而越南关于我们来说，完全是陌生的，我们现在知道越南也改革开放了，经济也有了发展，但总是觉得与我们无关了。”
龙峰和龙北兄弟俩都觉得在中国生活多年，已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不可能割舍，“有个别老人说过想回越南去，但只是希望回去看看亲朋好友，从来没有听说他们愿意回去做越南人。我们谁都清楚中国的生活更好，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政策也很宽厚。”
难民安置的成功范例
20多年来，广西自治区接待安置印支难民办公室一直执行中央对难民的“一视同仁，不予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为难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必要的就业机会，扶持和鼓励其发展生产，提高其自食其力的能力，并为具备条件实现亲人团聚和自愿遣返的难民提供便利。
1980年以后，一些有文化、有技术，或者在越南就从事相关工作的难民被安排、调整到了学校、医院和工厂等单位、部门去上班，“除了军队、司法等特殊部门外几乎都有”。还有一些要到城市里投亲靠友，也没有被阻止。到2017年5月，至少已经有两万名越南难民工作、生活在广西各地的城市里。
同时，广西为越南难民争取到了世界粮食计划署援助485.1万美元（实物兑款），英国海外援助部援助1.5万英磅，法国南部医生协会援助135.63万法郎以及联合国难民署援助3285.32万美元，利用这些援助实施了187个项目，改善了难民安置点的生产、生活环境和医疗、教育条件，为难民提供了就业机会和接受职业技术培训的机会。
“所有这些工作都在证明着中国政府对越南难民们的关怀是真实的。”广西侨办的官员说，“所以联合国难民署在2017年5月10日赞扬‘中国近30年来对境内越南难民的安置工作是世界上难民安置和融入社会最成功的范例之一’是恰当的。”
现在，许多其他国家的越南难民与中国的难民有着联系。59岁的陆成芳老人经常在家门口拿出一些学生时代的黑白照片给大家看，照片都是她在美国的同学寄来的。她说：“这些照片经常让我想起以前在越南的生活。”16岁的时候，陆成芳老人和所有的越南难民一样被迫离开了越南。
“他们都说在那边生活也不错，另外他们都有了美国或加拿大国籍，而我们没有国籍。”陆成芳指着照片中的几名同学说，“这一切都作用到了我们在中国的生活，让我们的后代在找工作等方面产生了麻烦。”
由来已久的难民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中国民政部门的公开报告显示，被安置在农场中的越南难民有的过起了比当地百姓更为幸福的生活。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1994年起，他们在中国发起了一个低息贷款项目，鼓励广西当地的农场雇佣越南难民，很多难民因此受益，“自2003年以来，由于越南难民的生活水平已经和中国公民一致，难民署没有再发起新的项目”。
不过，也有一些越南难民对自己在中国的生活和工作近况不太满意，觉得自己仍然太穷，“工作不好找”，“钱总是不够花”。而北海市当地的一些居民却认为，“难民们应该多体谅中国政府一些”，他们表示，“中国的穷人仍然很多，很多人甚至比难民们还要穷，而且政府对难民的帮助很多了，特别大家的身份地位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靠工作、靠劳动来致富。”
在侨港镇，多数越南难民仍然居住在1979年由中国政府与联合国难民署共同建盖的小楼房里，但部分经济条件好的人已经搬出小楼，买了附近条件更好的商品房。更有一些“发了大财”的难民在一路之隔的地方盖起了自己的漂亮小楼和别墅。
广西侨办有关官员表示：“只要难民们愿意努力，我们从来不会阻止他们的进步，他们挣多少钱我们都不可能干涉。另外，有不少难民或子女已经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有些难民子女同样顺利考上了中国的大学，甚至有清华大学。” 他特别指出：“越南难民学生在参加中国高考时还可以获得与归侨一样的‘加分’照顾，充分体现出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歧视他们，相反在鼓励和帮助他们，希望他们中间能够出现更多有文化知识的人士。”
事实上，为了越南难民安置和融入，中国政府的许多部门和社会团体都参与了进来，在一段时期里甚至到了“全国总动员”的状况。中国政府实施了一项安置难民的大型方案，并为安置难民所需要的基础设施、住房和生活补贴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另外联合国难民署在中国的援助方案是与民政部合作拟定执行的，旨在促进难民的就地安置和融合到国营农场。
民政部有关官员表示，安置方案也在几方面为政府的投入提供了补充：加强当地的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在农业部门和农村工业部门扩大就业机会，以强化难民的自力更生能力；改善学校、卫生保健和职业培训设施。在援助方案中，为确实保护最弱势难民做出了特别安排。
过去20多年，联合国难民署为在中国的印支难民就地融合支付了8500多万美元，中国政府为此支付了7.58亿美元，其中广西支付了1亿美元以上。
有实无名的命运
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官员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已经为大部分印支难民及其子女发放了《居民身份证》，方便他们的出行与生活，但是并没有给予他们中国国籍，还有一些难民连身份证也没有发放。
但据2001年4月的《广西日报》报道称：“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26位渔民群众走出国门，赴越南海防、河内等地观光旅游。这是该镇渔民近年日子过得红火后兴起的又一种新时尚。”
龙峰说：“现在我们所有人都有和当地人一模一样的《身份证》和《户口簿》，同时可以自由地申请到中国护照，和当地人一样可以办理其他国家的签证出国旅游、探亲。”但龙峰也清楚，自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因为他们“还没有办理过有关的手续”，“无论是自己申请，还是政府批准的文书都没有”。
今年5月，联合国难民署表示，中国政府目前正与联合国难民署磋商，起草相关法规，力求早日解决这些难民的国籍问题；中国政府曾与越南政府协商，希望越南政府能够允许那些希望回到越南的难民返回，但是协商未取得成功。
目前，国际上解决难民问题主要通过“自愿遣返”、“第三国安置”和“就地安置”三种方式。从1991年至1997年，中国政府实施了在华老挝、柬埔寨难民的自愿遣返，有3500多名老挝、柬埔寨难民返回他们原来居住的家园。
“让我们回越南去可没有这么简单，我们的房屋、土地都已经不在了，或者被越南当地人占用了。”侨港镇一位难民老太太说，“哪里有饭吃，哪里有房子住，我们就愿意住在哪里，中国现在生活很好，比我们刚来的时候还要好。”
“现在如果回去，无论语言、文化，还是生活习惯都与越南人不一样了，我们怎么可能回得去呢？”龙峰说，“回去之后，我们很难找到工作，更不要说过上比在中国好的生活了。我们对中国太熟悉了，甚至已经习惯遵守计划生育政策而不至于超生被政府罚款。”
由于还有祖辈的坟墓在越南，龙峰和堂兄龙北回去拜祭过几次，他们持的是中国护照，每次都能够顺利获得越南签证，顺利往返。龙峰说：“没有人找我们的麻烦，事实上越南政府已经把我们这些人当作中国人了，或者说他们已经没有再把我们当作越南人看待了。”
而广西侨办有关官员力图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这个问题的难度：“家喻户晓的情况是，中国政府为了这批难民花费了大力气，政治、经济各方面等投入巨大，现在越南政府要是把他们接回去，同样也将面临巨大压力，一方面是愿不愿意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是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众所周知越南目前还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
这名官员还说：“无论是我们还是联合国难民署都对越南难民们进行过多次调研，并特别询问他们的去留意愿，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人会主动说他们想回越南去做越南人。”他略论有两种可能，一是的确不愿意再回去，二是想回去也不敢说，因为目前中越政府之间的谈判没有结论，他们不敢轻易表态。
其实，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也曾经出现过类似的越南难民问题。当时香港政府决定向越南船民、难民发放永久性居民身份证并提供综援金、公屋时，曾经引起部分香港市民的异议。但实践证明，解除对难民长期封闭的管理，让他们投身社会，自食其力，成为在正常社会环境和法制约束下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是解决难民问题最简捷可行的办法。
现在，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发展和强大，近年来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等不少经济较落后的周边国家也有人来到中国成为“新难民”，他们甚至进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成为中国政府管理上的一个新难题。于是，有学者认为，越南语毕业论文，在处理越南难民问题上，中国政府必须慎重并有章可循，否则将对非法滞留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人产生不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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