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色布料可以换得更多的粮食。”赖建文的妻子杨碧云说。柬埔寨农民喜欢黑色布料，他们认为这样布料做出的衣服更耐脏。而珍贵的宝石却被认为是不值钱的玻璃碎渣，换不了任何东西。 许多人在路上死去。赖建文曾在路上看到皮肉无存的人骨架。许多人失踪不是因为饥馑和疾病，杨碧云的姐姐是有产者，他们的家人被红色高棉叫去“开会”，再也没回来。在那时，“开会”含有恐怖的语义，越语论文题目，许多人因为是有产者而失去生命。杨碧云的许多亲人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 1975年5月，在柬越边境，赖建文一家用仅有的金条从守军枪口下潜入越南。他们来到西贡，住在一间寺庙里。如今，那间寺庙已被辟作供奉骨灰的佛堂。赖建文的儿子赖金业偶尔还会回去烧上几炷香，还有上了年纪的人能认出他来。 在胡志明市，赖家举目无亲，而孩子们需要食物。赖建文希望从一位老板那里拿一些日用品贩售，以维持生计。这位老板吃完饭正在河边散步时，他看准机会走过去，刚开口说自己是难民，老板转头就走。那时柬埔寨难民意味着乞讨、麻烦和一无所有。赖建文赶紧抢上去，说自己只是想从他那里要点货，这才得以继续商谈。“想想都让人心酸。”赖建文说。 于是，赖建文一家开始靠卖塑料桶谋生。就是这样的日子也没过上多久，1979年夏天，他们这些从柬埔寨来的难民又被逼住进了难民营。 那又是一次不得已的迁徙。在难民营里，一家人一待就是七八年。每个月有固定配给，但并不充足。春节是短暂的欢乐时光，但他们不得不按照越南历过年，他们被告知，若是按中国农历过新年，那么就回中国得了。那一年，中国和越南交战。“我们偷偷地听普通话广播，若是被发现，那可是不得了的事情。”杨碧云说。 1986年，持续多年的难民营封闭生活让赖建文一家无法忍受。赖建文借口说他的腿疾严重，需要去难民营外进行治疗，带着大儿子赖金业离开了难民营。他们没有再回去。父子俩在胡志明市的路边摆起了中草药小摊点。那一年，越南开始准备转变，搞“革新开放”。2017年的6月29日，赖金业和本刊记者再次来到此地时，当年小摊所在的位置已成了一间网吧。当年卖草药的木桌现在还摆在他家现在的堂屋里。“我会永远保留着。”杨碧云说。 过了两年，赖建文将卖草药赚得的钱交与一些熟悉难民营情况的“能人”，终于，自己的妻子和另外四个儿女在夜色掩护下从难民营中脱逃。 一家人终于团聚。卖草药的同时，他们开始悄悄地替别人卖一些海产。这是“好日子”的肇始。他们的海产生意越做越大。在海边悬崖上生长的名贵燕窝由国家管理，但他们能通过政府的熟人和摘燕窝的工人获得一些货源。这些上等燕窝能卖到四千多美元一公斤。 赖建文认为自己受惠于对外开放。“外国人不进来，哪有这么多人买我的燕窝呢？”燕窝的最大买家是台湾商人，1986年后，他们最早大规模来越南投资。有时一个考察团可以带走十几公斤。而越南也开始出现了暴发户，一位经营高尔夫球场的越南老板曾一次买走十几公斤最好的燕窝，“只是自己饭后吃吃”。 赖建文认为自己的燕窝确实是好，还有就是老老实实做生意，不骗人。他认为这是他能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原因。曾有一位政府官员为自己的太太买燕窝，由于不识货，多次上当受骗。当他到赖家买了一公斤燕窝后，不友好地说了一句：要是骗我，你要考虑后果。等他第二次再来买时，已是一脸悦色。 如今，赖建文夫妇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三个女儿分别远嫁奥地利、德国、法国，所嫁之人皆为华人，且都是潮汕籍。小儿子已于两年前娶妻，妻子为越南潮汕籍华人。今年已四十岁的大儿子赖金业至今未婚，父母通过媒人介绍的女孩皆为潮汕人，但赖金业喜欢一个越南女孩。他的恋爱受到了父母的阻挠。 两个儿子与父母的话并不多，讲话时也带着尊敬和怯懦。这个历经苦难的潮汕家庭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严格家教。已经三四十岁的子女还必须在晚上十点钟之前回家睡觉。在赖家，每个房间的布置几乎一模一样。儿子们的生活井井有条，仿佛是严格遵守纪律的学生。“我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楼顶上做早操，然后散步半小时。”即便如此勤于锻炼，赖金业看上去还是那么孱弱。他几乎没有任何业余爱好，仿佛脱离于这个时代，一些新鲜的词汇他无法理解。父亲的办公室有一台电脑，那是妹妹去法国前留下的，电脑被透明塑料布包了起来，兄弟俩从未敢解开这块塑料布。 赖金业的一项工作是给人做翻译，在没有翻译工作时，他经常坐在自家一楼的杂货店里和弟弟赖金川一起发呆。海产生意仍由父母严格控制。小儿子只负责杂货店，一天往往仅有几十万越南盾进账。“杂货店没生意没关系，主要是海产赚钱，杂货店的税收少，如果是以海产店缴税会非常高。”杨碧云说。 “没生意，好愁苦。”赖金川有点麻木地说。哥哥赖金业想尽快赚些钱，搬出去住，尽管家里已经足够宽敞。他厌倦了鸟笼一样的生活。“还是有希望的。”这是四十岁的赖金业常说的一句话。 这个家庭不炒股票。赖建文说，那是他们不懂的领域，他们只坚守着最传统的买卖。他不断强调，无论是在柬埔寨还是越南，他都是中国人。四川大地震，他和妻子通过当地的《西贡解放日报》向红十字会捐了100万越南盾。 一个主编、记者和女大学生 《西贡解放日报》办公地点离赖家不远。这是当地惟一出版中文版的越南报纸。主编阮中部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 在1978年进入河内师范大学前，阮中部是名越南军人。他的工作是拉大炮，所在部队曾打落过美国飞机。“中国支援了我们，我当时穿的军服是用苏州织造的布缝制的。”而当说到1979年中国和越南开战时，熟悉历史的阮中部笑说，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阮中部大学毕业后和大学女同学结了婚。最初都在同一所中学教书。“一个月工资只有100越南盾。”生活很紧张，但也无计可施。那时即使有钱也没什么用，商店里没什么东西可买。 几年后，阮中部成了胡志明市第十一郡的一名公务员。到1996年，阮中部当上了第十一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教体。此时，越南革新开放已有10年。“以前第十一郡哪有这么多酒吧和歌舞厅。”阮中部说。 酒吧与咖啡馆是越南重要的建筑，杜拉斯笔下飘渺的湄公河畔是许多外国人远到而来的原因。胡志明市也有一条西街，许多外国人聚集在那里，感受他们所理解的西贡。阑珊的灯火里会有女人暧昧的笑脸浮现，扫视路过此地的男人们。 如今，100元面值的越南盾已经很难在市面上看到。阮中部家的日子也好了起来，搬进了三层楼房。在广阔的第十一郡，许多以前种菜放牛羊的空地如今已被林立的楼房覆盖。 2017年，阮中部成了《西贡解放日报》中文版的主编。他认为自己的报纸向来是敢于说话的。“报纸可以批评政府，如果有足够的证据。”占据报纸头版的多为党政新闻。这是越共胡志明市党部的机关报。 阮中部说，现在越南正在进行“向胡伯伯(胡志明)学习”的活动，胡志明思想对他们还是很有指导影响的。在胡志明市的龙社，胡志明当年以厨师身份从此地登船去法国。如今，仍然有人到龙社给胡志明烧香，祈求发财或平安。 《西贡解放日报》的记者杨迪生曾在中国的广西大学进修两年，还经常来中国采访。他觉得，中国人和越南人都爱国，“这是好事也是危险的事。”他谈到了西沙群岛。凤凰卫视的新闻是他所喜爱的。 在杨迪生看来，越南从未有过多么辉煌的过去，越南人在很多问题上更务实，只是希望自己能够过上好的生活。 在胡志明市出生的杨迪生和许多这里的市民一样，还是喜欢用“西贡”这个老名字。“‘西贡’的名称在世界上更有名，政治味也没那么强，简称也更方便，如果把‘胡志明市’简称为‘胡市’多不好听！” 杨迪生生于1978年，但他更愿意把自己归为“X80”，也就是中国人所说的“80后”。他喜欢香港文化，就在这些天的《西贡解放日报》上，仍在登载《射雕英雄传》。 喜欢香港影片和武侠小说的还有生于1986年的张清黄诗。她是胡志明市一所大学的大三学生。“李连杰、周润发、刘德华……”她列举她喜欢的香港明星。当然，她也喜欢韩剧。而越南各大电视台正越来越多地播放韩剧。 张清黄诗正在一家高档的越南餐厅实习，来这里的消费者每人至少要消费二十多美金。她穿着粉红色的越南国服站在那里，引人注目。就在6月与7月之间，2017年环球小姐大赛在越南举办。这是张清黄诗关注的事情。 张清黄诗有着年轻女孩关于未来的曼妙向往，但也已经嗅到迎面而来的压力。家在外地的她正通过实习获得工作经验，她希望和男朋友在胡志明市扎根。而动辄数千美金一平米的房价是这两个年轻人需要面对的现实。与已经工作的男友不同，张清黄诗更喜欢笑着说话。 张清黄诗来自于越南西宁省，这是靠近胡志明市的地方。她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家乡时，经常会提到1926年发源于西宁省鹅坚县的高台教。高台教糅合了佛、道、儒、基督教的教义。在高台教庙宇的供桌上，最高一层居中的是释迦牟尼，左右两侧分别是老子与孔子；第二层的中间位置是观音，左右分别为太白和关公；第三层则是耶稣；第四层有着许多东西方人物，比如姜太公。 高台教仿佛是越南众多宗教信仰的缩影，对神灵和祖先的尊奉是越南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胡志明的街头，随处可见售卖香烛的商贩，逢初一和十五烧香的习惯与中国类似。 在胡志明市，更多的人还是信奉佛教，所有佛教场所都不收门票，并免费提供香火，所有投往功德箱里的捐助均是自愿。“在越南，寺庙是非常重要的慈善机构，许多捐赠由寺庙主持。”杨迪生说。 一个证券企业高管 如今在西贡证券企业工作的阮富强从小便对宗教怀有强烈兴趣，这与他的家庭有关，他的父母在年轻时都曾出家。 阮富强1971年出生在胡志明市，他父亲是越南中部的广义省人，是个孤儿，从小就出家当和尚，后来被美军抓去当兵，受伤之后退伍。母亲则是地主家的女儿，家境富裕。母亲小时候很叛逆，与家里不和，也出了家。命运安排这两个年轻人在胡志明市相遇，组成家庭，开了一家桌球店维持营生。越南南部在1975年被北方统一后，他们家所有的资产都被没收，包括桌球店。 1975年，攻入胡志明市的北方军进行巷战时，年幼的阮富强曾亲眼目睹士兵被流弹击中倒在血泊中。他认为，他这一代人个性都不很开朗。“我想这与童年经历过战争有关。”阮富强说。 阮富强的家庭有经商传统。1975年之后，原来各自营生的商人被要求加入合作社和农社。阮富强的爸爸并不喜欢这样，于是跑到越南头顿买地办农场，种咖啡、胡椒等经济作物。 1986年之后，越南开始出口咖啡、胡椒，这是越南最早能出口的物品。许多人开始像阮富强父亲那样办种植农场。 阮富强的学习一直很好，中学毕业后，他同时考取胡志明市经济大学和胡志明市建筑大学，均获得了奖学金。最后，因尊重辛苦种植咖啡而满手发黑的父亲，他选择学习经济学。 1995年，阮富强大学毕业时，越南和美国建交。阮富强与同学们为此欢欣鼓舞，还举行了庆祝，他们认为这是越南的转机。此时的越南，已有许多台商来此投资，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阮富强打算跟着这些台商去台湾看看。 阮富强决定留在台湾学习。他最终进入台湾大学学习经济学。他在图书馆看了很多书，另外，球艺精湛的他还进入了台大校足球队。 在台湾，阮富强为台湾中小企业的崛起而着迷。“我觉得越南应该走这样的道路”，于是，他选修了很多对于中小企业如何发展的课程。 吸引阮富强的还有台湾的民主政治。李登辉、陈水扁都曾是他热爱的政治人物，他甚至满怀热情地为他们拉票。“当时对政治太陌生，觉得他们有个性就喜欢了。”到了200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时候，他已经不再站在哪一边，“喜欢或者讨厌的人没有了，学会了更理性地看政治。”阮富强笑了笑。 2000年，阮富强回到离开多年的胡志明市。他感到越南的前进速度已经很慢了。“看看那些基础建设，连大马路和高架桥都没有。”他觉得越南已经落后于泰国、马来西亚这些邻邦。 阮富强本想进入政府机关。希望把台湾的民主政治用到自己的国家。他也通过一个同学的介绍，到某机关拜访过，但通过亲身接触和了解，他觉得自己的想法难以实现，“算了”。 彼时，许多私营公司在越南成立。阮富强开始着力于ISO认证方面的事业，他认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需要规范。但做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在越南，公司花钱就可以买到ISO认证。 越南股市开张后，阮富强进入西贡证券企业工作，他觉得自己可以在这个行业做到退休。“越南的发展是必然的，没有回头路可走。”阮富强说。 这段时间，熬夜看欧洲杯球赛的阮富强眼圈是黑的。这些天越南股市飘绿，大多股票以跌停收盘。阮富强强打精神不断接听打进来询问的电话，他并不认为这就是很好的转机。 6月30日凌晨，欧洲杯决赛当夜，在胡志明市青年宫的路边竖起了宽大的投影屏幕，许多人把摩托车停到路边甚至马路上，坐在摩托车上看这场远在欧洲的比赛。青年宫附近就是胡志明市的红教堂，此时的红教堂前已人影稀疏，数分钟都没车辆经过，出租车司机都把车停在青年宫看球。一位卖米粉的女人坐在教堂旁昏黄的路灯下，睡着了。 阮富强在家中看完了西班牙和德国的决赛，早上起来时，他松了一口气，不需要再熬夜了。 与此同时，在这个欧洲杯决赛结束的早上，平盛郡的污水边，黎氏柳喝完供奉于土地爷面前的那杯咖啡，如常地出门卖粉面去了。她觉得自己的生活这几十年都没有变化，“革新开放”是什么她并不知道，与头一天相比，也许惟一的变化就是欧洲杯决赛已经结束，那些时差倒乱的男人们能回到彩票摊前买几张彩票，她的收入能略微增加，这样，儿子新学期的学费就有着落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