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越南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脚步，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越南改革都有怎样的举措？一路走到现在，改革又将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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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新的年头之际，一个邻国正在奋起直追。那个曾在历史上被中国人称作安南的国家，现在正在进行一波又一波的变动与调整：越南国会立法要求官员公开财产；国会议员们在会议中对政府总理进行了质询。此外，该国国会还在试行直选。
这一系列举动让外界眼花缭乱，并认为该国进行的改革，力度相当大。
的确，现在看来，至少国会议员们的动向是值得关注的。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22日，越南第十三届国会第四次会议在河内开幕，为期26天的会议期间，500多位国会代表集中讨论修改或补充各项法案、国家财政预算和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重大问题。会议上，越南政府总理阮晋勇还接受4名国会代表直接质询，先后有两名议员在发言中要求阮晋勇为近年来越南经济发展不力承担领导责任。
阮晋勇接受质询，事出有因。去年，一直主张打造大型国企，并不断加大资金投入的阮晋勇，就曾经为“未能尽职监管国企尤其是大型央企，导致该国国有公司低效及违法经营，由此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向国民道歉。而另一名国会议员则在此次质询中，批评总理未能制定出一个使越南经济摆脱危机的计划，破坏了越南民众关于执政党越南共产党的信任。
政府首脑正在陷入危机。
根据越南相关法学，政府领导都要经由国会代表的选举程序，要与选民直接接触并接受选民的质询。2002年越南开始实施国会质询制度并全程向全国民众直播。2017年，阮晋勇就曾因越南大型国营造船厂的丑闻接受国会质询，当时一些国会议员还要求对他进行不信任投票，但最终未果。
如很多人所言，越南改革的一些做法，将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在新时期建设阶段提供难得的现实参考。长期关注越南问题的广西社科院东南亚探讨所探讨员孙小迎则提醒，还应从大历史和民族的维度去观察这个邻国。
改革来自不安
20年前，邓小平南巡，为当时陷入困境中的改革摇旗呐喊。
随后，中国改革开放事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展开，并在短时间内博得了世界的瞩目，这一切都被周边国家尤其是越南看在眼里。
随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道路，越南也步中国后尘，于1986年开始推动“革新开放”，曾经，越南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也走过弯路，遭遇了阵痛之后，越语论文题目，如何更明确地把握当代世界的主题，选择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显得尤为重要。
在美国人的视角中，越南有着漫长的海岸线，地处海上大动脉的十字路口，接近庞大的近海能源储量。这个国家不仅忙于发展经济，而且面临如何与邻国共处的挑战--为应对该挑战，越语专业论文，越南日益求助其昔日对手美国。
尽管曾经的战争让美国人在越南土地上留下数不清的悲欢离合，但或许，越南人关于那场战争并不是很敏感，毕竟他们是胜利者。然而，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勒的话却值得玩味：“越南官方历史绝大多数讲的抵抗外敌，几乎都是抵抗中国。越南担心被中国控制，这种心理跨越任何意识形态分歧，造成了越南人某种敏感的焦虑和警惕。”
越南党内改革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不安与焦虑。作为民族主义情结极为浓厚的执政党，越南党无可避免地被打上了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烙痕，当这种烙痕与外界环境得到完美的结合之时，其党内外改革也就具备了充分的土壤条件，只要时间的雨露充分，改革的萌芽就会破土而出，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越南党的改革为何动作频频。
当然，云南省东南亚南亚探讨院探讨员朱振明说，越南改革取得进步有目共睹，但中国妄自菲薄是没有必要的。在他的观察中，“中越两国国情不同，双方改革的背景、条件、基础都不同，越南能做到的，中国未必可行；中国的一些经验，越南也学不会。就改革的效果和产生的作用看，中越并没有多少可比性。”
但朱振明同时说，“每当中国出台有关干部方面的政策时，越南很快就组织人员翻译，然后认真探讨，根据越南实际，借鉴其中的一些做法。”
改革破土
1986年12月召开的越南共产党六大被认为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新开放”开始的标志，此后20多年，领导人的更迭并未阻碍“革新开放”的进程，反而不断推进着这一进程达到新的高度。越共六大决定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推进市场经济。
目前，经过长期的民主改革，在越南党内，中央委员会对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监督有力，重大事宜会在经过中央委员会集体民主讨论的基础上进行无记名投票表决。而越共中央全会的质询制度，更成为政党政治的新典范，在越共中央全会上，每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中央检查委员会集体提出质询，直到得到满意答复为止。
以越南国会选举为例，该国国会代表实行差额选举，并允许自报候选人参选；在选举过程中，如果有意竞选国会代表，可以广泛与选民会谈、接触。另外，媒体记者被赋予了一个重要角色--监票人，他们有权在选举现场监票，并实时报道选举过程。在越南国会代表的参选人资格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款就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赖。”
2017年，越南开始进行新一轮政治体制改革，在相关改革框架中，越南禁止政府官员兼职国会代表；并实行《阳光法案》，要求国会代表和政府官员必须申报个人财产。
其实，早在1986年，越南党代表大会文件就要求提前公布，在全党进行讨论修改。而到了2001年，越共首次通过新闻媒体提前两个月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在全国范围广泛征求政治报告意见。
在越南国会，根据党和政府的要求，国会议员实行专职化，由国家支付高薪，议员们被要求具有参加决定国家重大事项的能力和水平，以及优良的道德品质。在这些议员们的运作下，国会有权对由其选举或任命的领导人（包括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进行“信任投票”。国会代表更可在国会会议上向包括总理在内的政府官员提出质询，质询场面向全国现场直播。 越南总理阮晋勇就经受了不止一次类似的质询。据称，越共已经逐渐形成强势者任总理，温和稳健的弱势者分任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总书记的态势。在越共高层，党政军权力相当分散，呈现相当程度的制衡色彩，地方干部的权力反倒比中央要集中，很多省委书记同时兼任人民委员会（越南的地方政府）主席或副主席。
依然任重道远
改革为越南带来了不小的红利，革新之初，该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还不到100美元，目前则突破1000美元大关。在观察者的眼中，革新以来，越南综合经济增长率，大约为7%左右，居东盟各国之首，在亚洲亦仅次于中国。越南更曾被联合国盛赞为“一个同时达成发展与均衡的国家”，其基尼系数为亚洲国家最低。
然而越南的改革其实还有很多模糊点，例如，在中国前驻越南大使齐建国的眼中，越南南方原来是资本主义的模式，北方是前苏联的模式。1986年越南开始“革新开放”以后，胡志明市作为越南经济中心发展迅速，其经济总量、吸引外资力度以及对越南经济的贡献率愈来愈大。
但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齐建国同时强调，尽管越南首都在河内，但“重要的部门都在胡志明市设有机构，并由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坐镇。”
当然，从微观来看，越南国会曾经否决了源自中国的高铁建设方案，并将其上升到中国高铁外交的高度，抛开各种政治争议，有关注越南问题的探讨人员钱敬称，此事作为越南代议制度和民主政治的里程碑事件，其中的运作机理，以及所体现出来的越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中国应有借鉴意义。
越南的民族特性被孙小迎理解为一种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意识”，一个例子可以证明：作为总理的阮晋勇，其主政期间越南的造船业发展迅速，尽管本人有贪腐问题，但还是被选为总理--孙小迎认为，越南人的柔韧度很好，这符合东南亚人的民族特性。
其实，在孙小迎的解释中，所谓东南亚人的民族特性，完整一点应该是“外面柔软，内里刚硬，讲究后发制人”--“看似瘦小的男人却能打出相当凌厉的泰拳。”
“我怕中国最终失去这些东西。”--孙小迎不无担忧地说。
当然越南改革传出的，未必都是积极声音。比如英国《经济学人》2017年3月曾发文，指出越南2017年通胀率一度超过20%，为亚洲最高。此外，越南最近有数以千计的公司倒闭，银行与国企被不良债务困扰。
而2017年初发生的一件事，也曾让越南社会和越共屏住了呼吸。1月5日，海防市仙郎县荣光乡的乡民不满政府违法征地而进行激烈抗争，开枪打伤了6名公安和军队人员。媒体高度关注，总理阮晋勇专门召开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县乡两级干部多人被撤职或被点名警告，持枪伤人的村民也被逮捕。
可见，尽管越南政治改革步伐迅速，但离制度化和正常化也还有相当距离。改革依然任重道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