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越南，腐败被称为“国难”和“内寇”。他们认为，以前最大的威胁是“外侵”，现在则是“内寇”，即那些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闻后令人沉思良久，“国难”与“内寇”也一直在脑中盘旋，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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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想到了中国人民那一次次的国难：日本鬼子对中国的大举侵略；八国联军入侵，万千生灵涂炭；国内的“嘉定三屠”、“扬州十日”；金、元虎狼之师血洗中原；安禄山率２０万铁骑一路狼烟直奔长安……我甚至还想到了国外的国难，如美国的“９・１１”事件等。多少鲜活的生命在穷凶极恶的“外寇”、“内寇”面前，瞬间化为乌有。
按辞书的解释，国难通常指外敌入侵，而很少与“内敌”联系到一起。而越南却突破了这个“限制”，将腐败也称为“国难”。国难当头，就意味着越南民族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足见腐败危害之大之烈，足见他们对腐败的认识之深之精。那么，不妨顺着越南人的这个“思路”，对腐败的认识再作一些“突破”。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一大批大小不等的汉奸和伪军，他们认贼作父、助纣为虐，越语论文题目，寡廉鲜耻，有奶便是娘。在四万万同胞沦为俎上肉的时候，他们却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父老兄弟。而腐败与之却有殊途同归之效，从这一点讲，腐败等同于汉奸。
中国共产党人在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中，白区工作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斗争比“苏区”、“解放区”更为艰苦卓绝。在白区斗争中，出现了不少叛徒，上至向忠发、顾顺章，下至诸如文艺著作中的甫志高、王连举，他们供出了一大批共产党人，给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而腐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破坏同样如此，从这一点讲，腐败可视为革命队伍里的叛徒。
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坚信，革命成功后，伟大祖国必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在《可爱的中国》中这样写道：“到处都是活跃和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凄凉的荒地。”然而，腐败和其“分子”，却一次次将烈士的遗愿颠倒了过来：“悲叹代替欢歌，哭脸代替笑脸，贫穷代替富裕……”在自己捞足捞够、声色犬马的同时，把苍生推向了痛苦的深渊。从这一点讲，腐败是对先烈的最大背叛。假如方志敏等先烈英灵再现，面对张二江、王昭耀之流的贪婪和无耻，我不知道他们会怎样义愤填膺地痛斥这些不肖子孙。那情景，人们只有去想象了。
有位朋友说：其实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产生腐败的土壤，它们像老母鸡孵化小鸡一样，一窝接一窝地“出笼”，祸害黎民。此言不错，但认识到腐败的危害只会有利于进一步加大铲除这个土壤的决心。像越南那样把腐败提高到“国难”和“内寇”的认识程度，除包含着对腐败的无比愤怒外，同时还具有必欲除之的决心和实践。
如今，虽说腐败在越南“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真可谓病入骨髓，通体有疾，但它大刀阔斧的反腐举措和誓不罢休的决心还是令全世界刮目相看。年纪轻轻的越南贸易部副部长梅文桑受贿仅６０００美元，便被判处１４年监禁，越语毕业论文，而绝不是“温良恭俭让”地继续称他为“梅文桑同志”。国会代表与政府官员“必须公布他们的收入、房地产、海外资产、账户以及其他个人财物”。越南实质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已经启动，大有“妹妹”俺大胆地往前走之势，尽管路仍漫漫。
在腐败问题上，窃以为中越两国“同病相怜”。在对腐败的认识和反腐举措方面，对方又有不少地方很值得我们借鉴。比如这“国难”和“内寇”的说法，就不是哗众取宠的作秀，而是有着深刻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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