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民主化是越南政治革新的一条主线。越南共产党总结国内外历史经验和教训，选择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越南在民主化改革中加强了国会的权力；实行了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实行了质询制度；向全民公布党代表大会的文件草案，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这些重大改革举措受到广泛好评，成为越南政治革新中的亮点。越南的许多做法和经验对我国具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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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越南共产党 政治革新 民主化
作者 陈明凡，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北京：100084）
自1986年越共六大实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越南政局稳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越南经济发展进入快车道，经济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在亚洲跃居第二位。越南革新开放的成就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上，在政治革新特别是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
越共对民主化道路的选择
越共六大在启动经济革新的同时，也把政治革新的任务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民主化是越南政治革新的主题，是贯穿政治革新全过程的一条主线。越共六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把‘党领导，人民做主，国家管理’的关系确定为管理整个社会的机制”，并指出：“‘人民了解、人民讨论、人民动手、人民检查’，这是新社会的日常秩序，它体现了劳动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的制度。”越共六大决议还提出：“党在自己的全部活动中要贯彻‘以民为本’的思想，健全和发挥劳动人民集体当家作主的权力。”1991年召开的越共七大把在党领导下建设“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国家作为政治革新的任务。今年1月召开了越共十一大，在政治报告和经过修订的《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中，都对社会主义民主建设问题作了重要论述，指出：“社会主义民主是我国社会制度的本质，既是国家发展的目标，又是其动力。”
民主化是大势所趋，但越南的民主化究竟走一条什么道路，是照搬西方政治模式，走资产阶级民主化道路；还是效法苏联东欧，走民主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道路；还是学习和借鉴中国的经验，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越共总结国内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经过比较和鉴别，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出现了空前规模的民主化浪潮，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统计，到1990年时即已席卷全球30多个国家。但是，这次民主化浪潮给第三世界国家带来的并不都是福音，其负面效应也足以令人震惊。拿越南周边的国家来说，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效法西方民主模式造成政局长期动荡不宁，或频频发生军事政变与内阁更迭，或不断出现民族纠纷和社会骚乱，政治丑闻引发民怨沸腾，群众示威酿成流血惨剧。唯有新加坡保持了社会的长期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增长，从发展中国家一跃而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也恰恰是新加坡拒绝照搬西方民主模式，根据自己的国情创造了独特的政治体制。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依靠治国方略的正确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保持了长期执政。人民行动党吸纳了社会主义国家某些行之有效的治国经验，采取一系列方法加强了政府的权威和廉政建设，从严执法，限制反对党的活动，保持“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国家政权对经济实行了强有力的干预。东南亚国家的经验教训说明：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民主政治的模式是多样的，西方政治模式并不是实现民主化的唯一选择，发展中国家可以而且应当吸取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文明成果，但是绝不能盲目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必须立足本国国情，走出一条具有本国特点的政治发展道路。
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对越南产生了很大作用，但作用更大的是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变局。这一期间，苏联和东欧国家以及与越南毗邻的中国也都进行了以民主化为取向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改革的进程中却逐渐地分道扬镳，走上不同的道路。在当时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分别举起了两面标志不同改革道路的旗帜：一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另一面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结果是苏东剧变，陷入长期的政治动乱和经济衰退，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中国不但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取得巨大成就，而且在政治体制改革上也迈出了坚定的步伐。邓小平在领导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时，对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与政治体制作了严格的科学区分。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必须坚持，决不照搬西方资本主义那一套，决不搞多党制和三权鼎立；但政治体制必须改革，因为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存在重大缺陷，不改革就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改革政府工作机构和干部人事制度等方面都取得重大进展。
面对世界民主化浪潮的冲击和警示，面对苏联东欧和中国在改革中发生的两种反向的历史巨变，越南共产党作出了明智的选择：必须适应时代潮流进行革新，并把政治革新放在重要地位，但决不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决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必须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越南实际相结合，走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1991年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在越共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决不选择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因为它是人类历史已经证明必然导致压迫剥削的道路。我们也绝不选择民主社会主义道路，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现代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只是一种改良和空想……我们坚决选择不经过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道路。”鉴于党内有一派人主张越南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越共中央十分重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讨。20世纪90年代，越南多次派人去北欧和西欧进行考察，认为那里实行高福利、免费教育等改良方法确实取得一定成效，然而并没有跳出资本主义的框架，而只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改良形态。在越共九大期间，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组织了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讨。
2003年，越南国家政治出版社出版发行了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牵头编写的《对于社会主义和越南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一书（阮德平主编），对民主社会主义做了系统的略论与批判。越共认为，民主社会主义实质是改良主义，他们不主张用社会主义制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只是对资本主义非本质的东西做些补充和修正，以重新包装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适应了当代资本主义的调整，越南虽不存在民主社会主义泛滥的土壤，但对其在党内外一部分人中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如不进行斗争，越语论文网站，就会一步步磨损越南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一步步使越南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悲剧在越南重演。历史经验表明，选择发展道路不是一次能够完成的，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还会多次出现不同思想的交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会不断地提到执政党的面前。
越南民主化改革中的几个亮点
越共在领导政治革新的进程中，紧紧围绕民主化这个主题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其中有几个亮点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第一，国会改革。国会改革被称为越南政治革新的领头羊。越南宪法规定：国会是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是唯一享有立宪和立法权的机关。但是，越南语论文，长期以来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国会被人称为“表决机器”、“橡皮图章”。国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有名无实，关键在于国家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实际上掌握在党中央政治局的手中，国会只是履行批准手续而已。越南在政治革新进程中，对执政党和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重大改革。在领导职务上实行党政分开，党的最高领导人不在国家政权机关内兼任领导职务，从而形成党中央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国会主席、政府总理“四架马车”集体领导和分工负责的权力架构。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主要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领导，是通过在国家机关工作的共产党员来贯彻和实现党的路线，党不干预国会和政府的工作。对许多重大问题，政治局只是提出方向性的建议，具体问题由国会讨论决定，国会对政治局的建议也可以做出修改。根据《国会组织法》，国会可对国家和政府的领导人进行“信任投票”，有权罢免国家主席、国会主席和政府总理等领导人的职务，有权否决政府的提案。2017年6月，政府向国会提交了建设从河内到胡志明市的高速铁路规划，这项规划是政府总理阮晋勇所支持的，拟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工程投资560亿美元。此提案在国会经过激烈讨论后投票时被否决。政府对于国家重大发展规划的提案被国会否决在越南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它向人们表明了在决定国家重大问题上，国会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
越南国会代表实行直接选举，国会代表至少每年一次就自己所履行的职责向选民报告；选民对国会代表的工作作出判定。据统计，每个国会代表一年内，和选民接触有6~7次之多。这些改革方法加强了国会的权力，提高了国会的地位，密切了国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为人民群众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机会、渠道和条件。
第二，实行差额选举和信息公开。从越共九大开始，中央委员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差额选举产生。选举前，由中央组织部、中央检查委员会等部门对候选人提出评价意见，为方便党员群众反映意见和实施监督，所有候选人的基本情况包括联系电话等都要公布于众。越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共有207名候选人，其中181人当选，差额率为14%。越共总书记实际上也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据媒体披露，越共十大是经过全体代表的投票选出总书记的两名候选人，再由中央委员会最终选举农德孟为越共中央总书记。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越共高层人士在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党章没有规定总书记产生的程序，所以目前还在探究中。今年召开的越共十一大代表和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也是通过差额选举产生的，代表选举差额率不低于15%，中央委员会候选人279名，其中200名当选（包括中央委员175名、候补中央委员25名），差额率为28%。越共还允许党员、干部自荐参选。
国会代表也通过差额选举产生。2017年越南第十二届国会代表候选人共875名，其中493名当选，382名落选，差额率为43.6%，党中央推荐的候选人也有12人落选。国会代表选出来之后，越共机关报公布代表名单，并公布每个代表的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
第三，实行质询制。2002年召开的越共九届五中全会首次引入质询制度。除正常工作程序外，中央全会留出专门的时间进行质询，任何一名中央委员都可以对包括总书记、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内的其他委员提出质询，也可以对政治局、书记处、中检委提出质询。如果质询人对被质询人的回答不满意，有权继续质询，直到满意为止。越南国会也实行了质询制度。国会召开时，包括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内的政府官员都要接受质询制度的洗礼。2017年6月，前总理潘文凯因当时交通运输部副部长腐败案件被曝光，不得不坦诚表白：政府官员腐败现象关系国家存亡，作为政府总理应当承担责任。为此，他向全国人民道歉，并在任期未满时，提前向国会提出了辞去总理职务。去年11月24日，越南电视台向公众全程直播了阮晋勇总理接受国会质询的情景，阮晋勇就越南船舶工业集团出现的严重财务危机作了检讨，承认监管不力，该集团的两任老总因违规经营已被拘捕，正在接受调查。阮晋勇还宣布，总理、副总理、相关部长正在检讨自己的责任，检查结果将向民众公布。显然，质询制度的实施有力地加强了国会对政府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
第四，向全民公布党代表大会的文件草案，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越共六大召开前，只将政治报告草案发放到部分党内人士手中，在小范围内征求意见。后来，越共的七大、八大也都沿袭了这种做法。从越共九大开始，在大会召开前，越共中央在主要媒体上全文公布《政治报告》草案，并在各大报纸上开辟“人民意见专栏”，然后根据反映的意见对政治报告逐条进行补充修改。即将在今年1月召开的越共十一大的三个重要文件――政治报告、修订《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国家建设纲领》的报告、2017~2020越南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报告，都提前于去年9月通过媒体向全民公布，广泛征求党内外意见。这种做法拉近了执政党和民众的距离，一方面提高了民众对执政党的理论、政策和活动的关切度，不再把它看做是份外之事，而看成是份内之事；另一方面，有利于执政党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群众需求，集中群众智慧，使经过人民群众修改、认同的党的文件更能够体现和代表人民的意志，做到“党心”和“民意”的统一。
越南民主化改革对我国的启示
中越两党对政治体制改革都采取积极和慎重的态度，都选择了渐进的方式。与中国相比，越南是个比较小的国家，在探究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所付出的成本和代价也会相对比较小。因此，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做了一些大胆和有益的尝试。越南的经验关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第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亟待解决的紧迫课题。中国和越南的改革都是从经济体制改革开始的，虽然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在进行，但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但这丝毫不说明政治体制改革不如经济体制改革重要。中越两国的经验说明，改革首先把重点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社会主义改革规律的。改革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同经济体制改革相比，政治体制改革的风险更大。经济体制改革如果出了偏差，可以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纠正。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出了偏差，就很危险。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失败的教训说明了这一点。所以，中国和越南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都采取积极和谨慎的态度。改革的经验同样证明，当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果时，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其相适应，长期滞后是不行的。邓小平说：“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1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当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事情要人来做，你提倡放权，他那里收权，你有什么办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2 ］越共在领导革新事业的进程中，也多次强调政治革新的重要性，并且特别强调要把执政党自身体制的革新放在首位。
如何有效遏制腐败，是中越两国执政党面临的共同难题。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治体制存在缺陷，反腐败长期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效，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不无关联。由于选举机制的不健全，间接选举往往成为对委任制的批准手续。在干部的心目中，权力不是来自人民，而是来自上级领导，因此就很少考虑人民对自己的工作是否满意，而是更多地考虑上级对自己的表现是否满意。这种潜规则必然成为腐败产生的诱因。权力的集中、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也是产生腐败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有效遏制腐败除了必须对广大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教育之外，还必须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真正形成对干部监督和约束的机制。目前，中越两国的改革正处于攻坚期。在继续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如何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已日益紧迫。
第二，强化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路径。中越两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尚处于相对滞后状态。如何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经济体制相适应，并统领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这是当前两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会发展迅速、成果显著呢？关键在于找到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结合。社会主义市场化带动了经济体制各个领域的变革，使社会经济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当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是什么呢？有人认为，只有实行多党竞选才能真正实现民主化，不搞多党制，政治体制改革就不算到位。这是把西方民主模式当作衡量民主化的标准，否认民主化在不同国家可以有不同模式。从根本上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搞多党竞选、轮流执政是违反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无产阶级不可能分成不同的利益集团，成立不同的政党来竞选，如果人为地建立非无产阶级政党来竞选，一旦其上台执政，就会导致国家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改变，使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和越南如果搞多党竞选，西方敌对势力必然不惜采取一切手段介入和干预，使中国、越南的改革也像苏联东欧国家那样实现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轨，我们决不能忘记苏联和东欧国家付出高昂代价换来的历史教训。
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表明：当前，进一步强化和完善人民对权力的监督机制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早在1945年，毛泽东在延安同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讨论如何才能打破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支配时，就曾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3 ］毛泽东把“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看作是跳出政权兴亡周期率的“新路”，说明了人民监督在国家政治体制中的极端重要地位。我们虽然不能再重复过去大搞政治运动的做法，但是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自觉性，提高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终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路径。中越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例如，我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实行举报制度以来，所查处的领导干部违法乱纪的案件，其线索大都是来自群众的举报。互联网的普及，更为民众打开了一条监督政府工作和领导干部行为的重要渠道。又如，越南国会实行质询制度以来，极大地提高了民众对国会的关切度，国会代表向政府官员进行质询的场面，通过电视向全国进行直播，成为群众关注和议论的热点，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文章评论说：“国会也从原先的橡皮图章变成了真正开展辩论、进行监督的会场。”［4 ］总之，必须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不断提高和扩大人民群众有序的政治参与，建立和健全包括党内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监督在内的人民监督体系，形成自下而上监督和自上而下监督相结合的强大的行之有效的监督网，将权力运行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众目睽睽之下。只有这样，像遏制腐败这样的难题才会迎刃而解，执政党和政府的工作效率才能不断提高，其公信力也必然会不断增长。
只有人民选举出来的政府才能够接受人民的监督。通过人民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是实现政治民主化的基本要求。因此，完善人民监督机制必须积极推进选举制度的改革。越南的国会代表已经实行了直接选举，中国目前县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邓小平在1987年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现在我们县级以上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县级和县以下的基层才是直接选举。因为我们有10亿人口，人们的文化素质也不够，普遍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不成熟。”［5 ］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时间表，本世纪中期当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全国普遍实行直接选举也将变为现实，现在我们必须准备条件，自下而上地逐级推进从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过渡。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上述讲话距今已经20多年了。中国选举制度的改革虽在多方面取得很大成就，但是从间接选举向直接选举的过渡却进展迟缓。加快向直接选举过渡的步伐变得越来越紧迫了。如果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普选仍未实现，那就会陷入政治体制严重滞后于现代化进程的窘境。
人们有理由相信，正如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一样，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将进一步释放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创造出社会和谐发展、全面进步、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越南政治革新探讨”（07CKS004）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76、164、221.
［3］黄炎培.八十年来.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148-149.
［4］参考消息，2017.4.2.
编辑 杜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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