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30日，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数千名民众在举行示威抗议时，冲破“绿区”外围安保防线，进入这个伊拉克主要政府机关所在地，令近一段时间以来伊拉克的政治动乱局面达到最高点。为应对这一“罕见”局面、防止恐怖分子趁火打劫，伊拉克军方宣布巴格达进入紧急状态，所有进城道路暂时关闭。据报道，绝大多数示威民众都是伊拉克什叶派宗教人物穆克塔达・萨德尔的支持者。萨德尔是伊拉克什叶派重要人物，他本人虽不在政府内任职，但其领导的派系是议会第二大政党。最近几个月来，萨德尔的支持者一直在“绿区”入口处举行示威和静坐，要求阿巴迪政府全面改革、严惩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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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2017年8月阿巴迪就任伊拉克总理时，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兵临巴格达城下，国家政权面临存亡威胁。近两年后，在美国的鼎力支持下，伊拉克政府军终于反攻至“伊斯兰国”的大本营摩苏尔附近。不过，阿巴迪不仅没能成为救国英雄，其总理宝座看上去也岌岌可危：他尝试组建新内阁的努力已经失败了三次，只有一些非要害部门的新部长人选获得通过;超过100名议员要求他辞职，而议会总共也只有328名议员;示威民众冲进“绿区”并一度占领议会大厦，则进一步凸显了伊拉克的政治混乱。由此可见，军事胜利并不足以掩盖伊拉克政治和经济形势的全面恶化。 改革已进入死胡同
2017年8月，在“伊斯兰国”威胁相对减轻之际，伊拉克多地民众对政治腐败和公共服务水平低下的不满终于来了一次总爆发。在大规模游行示威和什叶派最高宗教领袖西斯塔尼的压力下，阿巴迪终于宣布启动激进政治改革，誓言革除腐败、削减官员特权，还宣布要停止以教派和政党背景决定政府职位。虽然阿巴迪此举顺应了民心，但考虑到伊拉克的实际环境，其改革目标实在是“美得不真实”（too good to be true）。事实也证明，改革遇到了重重阻力，取得的实际成果极为有限。比如，没有任何一位高级官员因腐败而遭惩处，阿巴迪设想中的技术官僚内阁也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相反多个内阁部门还陷入混乱。2017年3月，石油部长迈赫迪通过脸书宣布暂停出席内阁会议和履行部长职责，以为阿巴迪重组内阁的举动让路。没想到新内阁一直难产，导致举足轻重的伊拉克石油部难以正常运作。
阿巴迪政改的意图和出发点毫无疑问是好的，但至少存在三个硬伤：一是目标太宏大。阿巴迪从一开始就试图直接针对深层次和结构性的痼疾下手，特别是被视为伊拉克政治“万恶之源”的教派与政党分肥“体制”。结果由于对既得利益的触动太大，越语专业论文，改革遭到了强烈反制。像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就要求，他们在新内阁中的部长职位占比不能减低。更重要的是，这种旨在治本的改革令阿巴迪在治标方面投入太少，没能迅速回应民众最迫切的需求――改善电力供应、严肃处理典型的腐败官员等，比如，阿巴迪内阁前贸易部长卡里姆涉嫌利用粮食进口合同大发横财，他的保镖对涉案关键证人杀人灭口，可即便法院签发了逮捕令，卡里姆却迟迟未能归案。这样一来，民众根本感觉不到改革的好处，迅速由最初的期待转为失望乃至愤怒。
二是力量太单薄。任何改革想要成功，都需要领导集团和骨干力量，比如一个强有力的执政党。阿巴迪在出任总理之前默默无闻，在其所在的达瓦党（伊拉克最大的什叶派政党，自2003年来该国历任总理均出自该党）中根基不深，而阿巴迪的主要政敌、从未甘心被取代的前总理马利基迄今仍是达瓦党党首。虽然由于没有深度介入达瓦党，阿巴迪在一定程度上远离了腐败，但是也导致他很难依靠执政党的力量来推动改革。事实上，阿巴迪只能指望少数精英幕僚，做做规划或许足够，对督促庞大、低效的官僚机构就鞭长莫及了。早在2017年2月初，阿巴迪就提出要组建新内阁，直到3月下旬才拼凑出一份成员名单，其中被提名为石油部长的大学教授、库尔德人萨利姆很快表示拒绝，原因是受到库尔德党团的压力。而在修改后的名单中，又出现了一些名声不好的人物，例如被提名为外长的达瓦党成员法伊德就以喜欢在开会时打盹著称。这一切只能说明阿巴迪手中根本没有一个还过得去的行政班底，这反过来又为那些将已经到手的内阁部门视为私产的党团拒绝新内阁提供了理由。
三是操作太粗糙。纵观整个改革过程，阿巴迪有一揽子方案却没有落实的路线图，他一般不会就改革的具体方法先进行沟通协商，往往是突然单方面抛出一个方案，再试图说服各大政治势力接受，被拒绝后则束之高阁，或者长期卡在议会无法获得通过，长此以往自然损害了改革的整体可信度。
同时，伊拉克的财政危机在客观上也拖了改革的后腿。2017年以来的油价下跌幅度远超伊拉克政府预期，迫使阿巴迪不得不在蛋糕缩水的前提下调整蛋糕分配。此外，伊拉克石油增产势头也不妙，外界对其2020年石油产量的预期已从每日1200万桶腰斩到600万桶以下，伊拉克经济前景更加不容客观。 教士与民兵正在崛起
过去，伊拉克政坛的主要矛盾是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的斗争。随着逊尼派被“伊斯兰国”大伤元气，本身领导层又极不团结，整体作用力一路走低。库尔德人则专注于库区内部的政治危机，并明确提出要推动“建国”，与伊拉克中央政府若即若离。这样一来，本身人口就占60%的什叶派对伊拉克政治的掌控能力就更大，其内部的权力格局变化也成为伊拉克政局走势的关键所在。
当前伊拉克什叶派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松散的阵营。首先是以达瓦党为首的世俗力量，其中亲西方的阿巴迪和亲伊朗的马利基近年来势成水火，一方面导致达瓦党整体声势下滑，另一方面因为阿巴迪和马利基各自在什叶派内寻找助拳，也助推了宗教和民兵势力的增长。
其次是宗教势力。以西斯塔尼为代表的纳杰夫（伊拉克什叶派圣城之一）教士集团威望最高，但奉行“寂静主义”，轻易不愿干预政治。西斯塔尼一度出面力挺阿巴迪改革，后来也许是因为对改革成果失望，他又宣布不会再评论政治事务。萨德尔、哈基姆等年轻一代教士则积极参政。他们在什叶派贫民和年轻人中颇有作用，旗下政党分别是议会第二和第三大党。萨德尔还是重要的民兵领袖，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以其鲜明的反美旗帜赢得不少支持，当年其麾下的迈赫迪旅曾给驻伊美军制造不少麻烦。最近在巴格达的示威游行活动，多数都是由萨德尔策动。他组织的示威活动既声援阿巴迪的一些主张，又向其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实施改革举措，并试图借机夺取阿巴迪改革旗手的地位。在议会迟迟无法通过新内阁名单的情况下，萨德尔更是说到做到让支持者冲入“绿区”、占领议会，在守卫部队无人敢开枪（当然也可能是因为事先与阿巴迪达成默契）的情况下，他一声令下又让示威者乖乖撤走，整个过程中都派自己的民兵维持秩序，避免暴力，充分展现了自己的动员力和掌控力。由此可见，在西斯塔尼淡出的背景下，萨德尔未来还将获得更大的发言权。 除了以萨德尔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崛起速度同样惊人的还有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近年来，为了阻挡“伊斯兰国”的袭击，伊拉克民兵组织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越语专业论文，比如BBC前段时间还报道称，伊拉克的基督徒也组建民兵武装。不过，在形形色色的民兵武装中，作用力最大的自然还是数量庞大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什叶派民兵曾在2003年后与美军的作战中积累了丰富经验，不过在美军撤出后一度声势消减。“伊斯兰国”崛起之初，伊拉克政府军溃不成军，西斯塔尼发布教令号召什叶派踊跃参军，有超过10万名什叶派青壮年加入各个什叶派民兵组织。除了获宗教加持外，在政府无力保护民众之际，什叶派民兵挺身而出可以说具有一定道义合法性。在反击“伊斯兰国”的过程中，什叶派民兵作战英勇、牺牲惨重，更令其在伊拉克民众中积累了相当的人气。现在伊拉克政府已经将多数民兵武装整编为统一的“人民动员组织”，由政府付薪并提供武器装备，“人民动员组织”则直接向总理负责。 2017年5月1日，伊拉克什叶派宗教人物萨德尔的支持者进入巴格达的“绿区”。
现在什叶派民兵正在将军事威望转化为政治作用力，其未来发展可能会呈现几个特点。第一，它难以成为伊拉克版本的伊朗革命卫队。它不可能像伊朗革命卫队那样得到整个政权的全力支持，加之伊拉克政府军正在重建、增强，民兵不太可能在未来伊拉克安全格局中占有过重的地位。同时，外界也不应高估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的作用，较小的民兵组织如“正义联盟”和“真主旅”相对更亲伊朗，但最大的“巴德尔军”则强调自己忠于西斯塔尼和伊拉克。反倒是美国对什叶派民兵的态度似乎出现变化。美国空军通过伊拉克政府的协调，持续为什叶派民兵作战提供空袭支援，今年3月美国驻巴士拉的领事还探望了受伤的民兵战士。第二，民兵势力的壮大恐怕很难提升伊拉克政府的治理水平。目前“人民动员组织”的首领兼“巴德尔军”的指挥官阿米里，是公认的什叶派民兵头号人物，也一直是伊拉克议会议员。在2017至2017年，他曾担任伊拉克交通部长，屡被传出涉嫌贪腐。2017年他的儿子因迟到没有赶上飞机，伊拉克交通部居然不许该航班在巴格达降落。这些行为使阿米里看上去实在不太像是一位会把服务人民当作宗旨的政治家。最后，预计在打击“伊斯兰国”的军事行动结束后，什叶派民兵组织在伊拉克南部的势力会明显增强，届时将有大量什叶派民兵从北部、西部的前线撤回南部，而当地的什叶派居民也可能以选票来欢迎荣归故里的英雄。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探讨院中东所助理探讨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