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越关系，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两党两国关系一直是十分友好和亲密的。在越南长期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斗争中，以及在全面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过程中，中国都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和援助。特别是当美国侵略者把战火烧遍越南北方的严峻时刻，毛泽东庄严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并且派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2万余人奔赴越南北方，同越南军民并肩抗击美国。胡志明曾深情地说：中国对越南是“恩深、义重、情长”。并用“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这样的诗句来形容两国间的亲密关系。但是，谁也没有料到，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取得胜利和全国统一之后，由黎笋掌权的一批人却背弃了之前胡志明确定的路线，推行侵柬反华排华政策，导致中越关系极度恶化，以至兵戎相见。由此，两国之间的不正常关系，长达10余年。 公开会见喜受邀 8月28日下午，使馆接到国内对于同意越南领导人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复电。我立即让赵锐武官约见武春荣外事局长。很不凑巧，武春荣去了海防市，第二天才能返回河内。赵锐武官当机立断，立即改约外事局处长武频中校。 当晚9时，赵武官一见到武频中校就开门见山地说，张大使有非常重要和紧急的事情，希望能尽快会见黎德英大将，请中校同志协助安排。武频说，大将今晚参加越共九中全会会议，不知什么时候散会，我马上去他家看看。大将一定下会见时间，我就立即电话通知你。赵武官回到使馆没多大一会儿，就接到武频的电话答复：“明天上午8时整大将会见张大使，地点仍在老地方。” 29日上午，我准时到达越南国防部部长会客厅。见面时黎德英大将风趣地说：“看大使同志高兴的样子，一定是给我们带来好消息喽。”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中央的重要指示。所以，今天一早就又来打扰您了。”接着我向黎德英通报了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杜梅、范文同内部访华一事，请黎转告并安排我再次会见总书记一次，以便当面答复他。黎德英表示：“这的确是好消息，我听了感到非常高兴。请大使同志放心，我会立即向总书记报告。这次访问非常重要，我们要为访问取得成功做出最大努力。” 告辞黎德英回到使馆后约一个多小时，越国防部武频中校就约告赵武官称：阮文灵总书记定于今天下午4时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一起会见张大使。大使可正式向越共中央对外部提出会见要求。我随即约见越共中央对外部郑玉泰副部长，称有紧急事情要求拜访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希望他立即报告。过不了多久，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就通知我馆：应张德维大使要求，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主席定于下午4时在越共中央会客厅单独会见张德维大使。 下午3时55分，我乘坐插了国旗的轿车到达越共中央大楼门口，越共中央对外部礼宾司代司长范光英引领我进入会客厅，这时阮文灵总书记和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已在厅内，他们都分别与我热烈握手和拥抱。根据越方提议，这次仍是不安排翻译、记录和陪见人员。阮文灵说：“据中央对外部报告，大使同志有紧急事情要和我们谈，我们很乐意见你。”我说：“昨天傍晚，我接到国内指示，要我尽快向越共中央领导同志正式转达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邀请阮文灵总书记、杜梅主席、范文同同志于9月3日至4日内部访华的意见。为便于保密，地点安排在成都。”然后我从文件包里拿出用越文打印好的说帖逐字念了一遍。阮文灵还向我要了那份说帖，他看了一下又交给杜梅看。阮、杜两位当即商议之后，越语论文网站，阮文灵表示：“我和杜梅主席非常高兴、非常欢迎、非常感谢江泽民总书记和李鹏总理的邀请。我们十分愉快地接受邀请，同意中方提出的会谈时间、地点及有关安排。我们将尽快向政治局报告，从速确定代表团名单和着手准备工作，至于范文同，只要他健康状况允许，也一定会愉快接受邀请前往的。”会见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了半个多小时，阮文灵总书记又再次提出非常希望能见到邓小平，亲自聆听他的意见和宝贵经验。 9月2日晚，越语论文题目，主席府大厅灯火辉煌。越南部长会议主席杜梅主持越南国庆招待会，范文同顾问站在主宾席。范文同的眼睛已经看不清东西了，尤其是在晚上，只能凭听觉来识别人。他拉我到一边小声说：“我在世的时间不会太多了，这次能去中国，同中国领导人见面，的确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特别希望能见到邓小平同志，讲讲心里话。” 成都会晤泯恩仇 9月3日，北京时间11点整，越方专机平稳地降落在南宁专用机场。中国外交部齐怀远副部长、徐敦信部长助理、中央对外联络部朱善卿副部长等在舷梯前迎接客人。为了保密，广西地方负责人没有出面，我们下了越方专机后便立即登上我方的专机，向成都方向飞去。 下午1时，专机抵达成都机场。代表团到达四川省委宾馆时，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已到客厅门口迎接客人。宾主就座后，互致问候并进行了简单交谈。江总书记解释说：“邓小平同志正在外地休息，所以这次就不能见各位了。” 下午3时，双方开始进行首轮正式会谈。江泽民总书记就柬埔寨问题和中越关系问题作了系统阐述，李鹏总理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作了详尽的发言。随后，阮文灵发言强调，过去中国对越南革命和抗法、抗美战争都给予了极其巨大的支持和援助，越南党、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表示当前愿同中方一道努力解决好柬埔寨问题，尽早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恢复越中传统的友好关系。杜梅主席也表示越方对我方提出的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将进行仔细探讨。首轮会谈，主要围绕越南从柬埔寨全部彻底撤军和撤军后在柬埔寨的临时权力机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的组成问题（即权力分配方案）进行。 晚间宴会后，双方工作班子就按各自领导的具体指示，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方案的细节进行了紧张的磋商，为次日正式会谈作好准备，并按我方建议连夜起草了一个共同文件草稿。 次日上午举行第二轮会谈，重点是柬埔寨问题。经过双方一夜的努力，双方对解决柬埔寨问题的方案已渐趋一致。但第二轮会谈时也还出现过一点分歧，即我方提出的柬埔寨最高委员会组成是13名代表，具体分配是：6/2/2/2/1（即洪森派6名、民柬派2名、西哈努克派2名、宋双派2名/西哈努克本人任主席）。杜梅表示赞成西哈努克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但认为西哈努克应包括在西派名额之中。范文同则提出根据柬埔寨当前实际状况来分配名额，双方各半对金边已是吃亏了，如对立派方面还多了一名，这样不公平。我方据理阐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主张和要求，说明这个方案是最适当的。休息期间，阮文灵同杜、范再作了一番商议。复会时阮文灵代表越方表示全部同意我方提出的方案，并表示他们回国后要立即向金边做工作，也希望中国推动红色高棉与金边方面实现真正和解。至此，柬埔寨问题已经谈妥，中越关系中的一大障碍排除了。 接下来，对于恢复两国两党关系问题就谈得比较顺利了。这次会谈的两大问题全部谈妥后，江泽民总书记表示，我们之间从此可以“结束过去，开辟未来”，并用了鲁迅的诗句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作为这次内部会谈的结束语。越方表示对这次会谈成果十分满意和高兴。最后，江泽民总书记建议，双方应就这次会谈的成果签署一个纪要，阮文灵欣然同意。当天下午在越南代表团离开成都之前，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与阮文灵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共同签署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成都《会谈纪要》。 阮文灵、杜梅、范文同一行与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及曾庆红、齐怀远、朱善卿等道别之后，乘我方专机离开成都飞往南宁，抵南宁后即换乘越方专机返河内。我亦随机陪同越代表团一道返回河内。途中，机舱内的气氛与来的时候很不一样了。领导人多在交换意见，其他人亦谈笑风生。越共中办主任红河兴奋地对我说：“这次会晤非常成功，太好了！” 中央对外部部长黄碧山也兴致勃勃地说，回河内后我要宴请大使同志品尝越南名菜香肉全席。过一会儿，杜梅主席走过来问我：“江泽民同志引用的两句诗原文是怎么讲的？”我当即用汉越读音（注：越南儒学中对汉字有一种固定的读法）念了一遍给他听，他还要我把原文写下来，并请我译成越文。杜梅将原文和译文反复看了两遍后说：“江泽民同志在会谈结束时引用这两句诗太恰当了！” 回河内数日后，我又读到阮文灵在成都会谈成功后写下的一首体现其感慨心情的诗句：“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开，千载情谊又重建。” 翌年（1991）仲夏，越南共产党如期召开了七大。新的领导班子作了很大调整。阮文灵顺利地交了班，可惜他未能在越共七大之前实现夙愿――离任之前正式公布越中两国两党关系实现正常化。 是年，随着柬埔寨问题全面政治解决的实现和柬四方联合的全国最高委员会组成，中越关系正常化也水到渠成。1991年11月，应我党中央和政府的邀请，新任越共中央总书记杜梅、部长会议主席武文杰率领越南高级代表团正式访问中国，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等领导同志与越南代表团举行了正式会谈，双方了联合公报，宣布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中越关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压题照片为：1990年9月3日，中越领导人成都会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