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黄华，中国卓越的外交家，于2017年n月24日与世长辞。他的离世引出了我对一段历史的苦涩回忆，我牵涉其中也是由于他的关系。这一时期是美国参与的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的前期。如果那时的历史以另外一种方式上演的话，那么越南的悲剧也许可以避免。我参与到日内瓦会议始于1954年7月18日。那天上午，黄华打电话来，让我即刻去见他。那时我在美联社工作，负责报道日内瓦会议对于越南的讨论，越语毕业论文，而黄华是日内瓦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的副手。当时，会议对于越南未来的讨论陷入僵局，许多人担心法国印度支那战争可能会扩大为牵涉几个大国的核战争。奠边府的重要法国要塞被胡志明的部队重重包围，儿近失守。美国艾森豪威尔总统正在考虑向法国部队伸出援手，派出两百架海军战机展开空袭。越南的海岸线上，装载着核武器的美国航空母舰已经进入了戒备状态。我去黄华的宾馆住处见他时，越语论文范文，并不知道当天下午一场牵涉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和中国的“高赌注游戏”即将开局。我最早在北京(那时称北平)与黄华交好是1946年我到达中国不久后的事情，那时他担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的新闻发言人。军如果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杜勒斯......(论文页数是：2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