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人类命运的思考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之一,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中,通过主人公在被毁损的人生中最终找到自我存在价值的经历,思考并研讨现代人的生存及命运。作者认为命运是被动与偶然的、命运是非理性的,文本表现了作者独特的命运观:既不同于西方式的抗争,又不同与东方式的顺从,而是人与人互助、人与自然共存的现代命运意识。
2017年9月村上春树的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在日本发行,赢得很多读者,在日本评论界也引起了很大反响,评价褒贬不一。有评论家高度评价:“这部著作不仅具有世界文学水准,而且和他以往的著作完全不同。”[1]“这部小说对现实与人际联系的认识上,通过三角联系的导入,具备了夏目漱石以来日本近代小说的结构。”[2]也有尖锐的批评,认为:“主人公深感自我存在脱离现实,对此处境,他接受了母亲‘请记住我’的要求,由此获得了返回现实重新生活的动机。这种半途而废的现实回归毫无说服力。”[3]“这部著作与其说没有中心,更确切地说是中心不突出。”“因此导致‘我’和佐伯女士的苦恼暧昧,他们的许多‘行动’局限于‘为什么’,为什么进入森林;为什么寻找入口石;为什么走向死亡。”[4]对这两种不同见解,笔者认为褒之有过,它确实是一部不同于村上以往著作风格的力作,但未必称得上世界水准的杰作;批评一针见血,然而不免有偏颇,主人公的许多行动虽有莫名的“为什么”,田村的流浪生活也有不少地方显得过于顺利,但著作的主题是明确的,结构也很精巧。小说以两条线索交替行进的双线结构,分别叙述两位主人公在不幸的境遇中找到自我存在的价值,获得人生的意义。一条线索是田村卡夫卡(下称田村)的自述,孩童时代母亲抛下他离家而走,少年时代他被父亲诅咒“长大后会杀死父亲,玷污母亲和姐姐”。15岁生日这天他离家出走,来到四国的高松县,在以后的十多天里,他经历了梦中杀父、图书馆与“母亲”(佐伯女士)幻爱、穿越森林幻游“彼世界”等奇特体验,在樱花、大岛及佐伯女士等人的帮助下,他获得了重新生活的动机,最后以坚韧、顽强的姿态返回现实生活。另一条线索以第三人称叙述了中田聪的神奇经历。二战末期少年中田经历了“集体昏睡事件”,从此丧失记忆,成了一个目不识丁、智力残疾的人,难与人交流却能和猫对话。老年中田靠政府补贴孤身生活,似乎肩负着一个重大使命,在帮人找猫时被迫杀死了弑猫成性的琼尼·沃卡,随后他离开东京,在青年司机星野的帮助下,来到四国找到并打开“入口石”,完成使命后安然离世,而一直浑浑噩噩的星野从此脱胎换骨开始了新的人生。两条线索相交织:中田老人杀死的琼尼·沃卡是田村卡夫卡的父亲,他所揭开的“入口石”正是田村进入“彼世界”的“出入口”。小说化用了古希腊神话和日本古代传说,在现实与虚幻的世界中展开一个穿越时空的舞台,对战争与人性、人与自然、现代社会中人与人的联系等对于人类生存境遇与命运问题进行了思索与研讨。本文拟从命运的被动与偶然;命运的非理性和东西方不同的命运观切入,对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主题中所表现出命运观试作以略论。
一、命运的被动与偶然人对自己的境遇或命运是很难主宰的,人类很早就深刻认识到:命运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变幻莫测,使人经常处于被动中,使人的境遇出现很多偶然性。在《海边的卡夫卡》中,主人公把命运形象地比喻为沙尘暴:“在某种情况下,命运这东西类似不断改变前进方向的局部沙尘暴。你变换脚步力图避开它,不料沙尘暴就像配合你似的同样变换脚步。你再次变换脚步,沙尘暴也变换脚步———如此无数次周而复始,恰如黎明前同死神一起跳的不吉利的舞。”[5]小说中通过主人公偶然而被动的命运轨迹,思考现代人的生存景况。田村4岁时命运第一次受到严重的毁损,幼小的他坐在廊檐望着母亲领着10岁的姐姐离家远去,“什么原因我不得其解,但我知道自己已被抛弃,孤零零地剩留下来,但我知道这件事日后必定给自己带来深刻的决定性作用。”[5]一个孩子既无力左右父母的离异,也无法选择跟随母亲还是父亲,只能被动而乏力地接受命运。对一个孩童而言,有一连串“为什么”:父母为什么离婚?母亲走时为什么只带姐姐而不带他?他为什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有这么一个父亲……这些对他只能是命运的偶然,而他不得不在被动与偶然的命运沙尘暴中经受磨打。他的父亲田村浩一是知名的雕刻家,但性格暴躁,行为乖张,他残忍地杀死许多猫,为的是收集猫的灵魂做一支宇宙大的笛子。父子之间难以沟通,时常发生摩擦有时甚至暴力相加。一个被母亲抛弃的孩子在暴虐的环境中艰难成长,在成长过程中,田村的心灵被一个疑问长年累月地剧烈灼烧:“难道我连被母亲爱的资格都没有吗?”情感的缺失、身体和精神上的损害使他成为一个极度敏感、冷漠、孤僻的少年,对父母的憎恨使他甚至想从身体上除掉父母的遗传因子。在家他极力避免同父亲见面,在学校他沉默寡言,几乎不与外人交谈,“在自己周围筑起高墙,没有哪个人能够入内,也尽量不放自己出去。”他埋头读书,苦炼身体,所以学习成绩优异,体格健壮,但精神极度孤独冷漠,不受任何人喜欢,没有一个朋友,15岁生日这天他在经过处心积虑的准备后毅然离家出走。现实中的少年田村,人格显然是不健全的,这种人格上有严重缺陷的少年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关注的社会问题。作者通过少年田村的被毁损命运反映一个普遍的社会问题:现代社会中日趋增多的夫妻离异使越来越多的孩子的命运受到毁损,给越来越多的幼小心灵留下无法抚平的创伤。小说另一线索中,女教师节子和中田聪的遭遇表明被动与偶然命运有其现实发生的可能。小说用文件体和书信体记录了二战末期发生在山梨县的“集体昏睡事件”:女教师冈持节子带领16个小学生上山采蘑菇时,孩子们突然昏睡倒地,失去了意识,两个小时后大家都自然恢复了正常,只有一个叫中田聪的男孩,两周后才清醒过来,却从此失去记忆,再也没有恢复往日的聪颖。事件后中田聪和节子的命运被改变:原本在各方面都出色的中田丧失记忆,成了一个目不识丁的残废人,为家庭和社会遗弃,一生孤苦伶仃。节子新婚不久的丈夫死在菲律宾战场,她成为寡妇。对丈夫的死她没流一滴泪,只有“深切的无奈”。节子对这一命运的“无奈”有两层含义:一是对造成这一命运外因的“无奈”,那么这一命运“外因”是什么呢?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是二战后期,即1944年11月7日,从事件的特征上看是采蘑菇时的突发事件,这些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发生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范围内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在日本原子弹爆炸瞬间夺走几十万人的生命,更有无数人受伤残疾,苦度终生。节子和田中的命运体现了深刻的含义:人类命运在战争面前更显被动与无力,战争毁损人的生命,改变人的命运。节子的“无奈”还有一层内因,那就是对自我存在幻影的悲感。战争夺走了她的至亲———父母和丈夫,短暂的婚姻使她连要孩子的时间都未得到,而她“从此成为天涯孤客,独对人生”。战后节子的生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现实意义,成为一种现实幻影的存在。中田更是如此,由于不识字,只能在木器厂从事简单的劳动,没有家庭也没有朋友,无法与人交流,只能与猫交友,完全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现实的幻影存在使他的命运充满悲剧色彩,因为“悲剧感情不是对罪和恶的恐怖 ，日语毕业论文，日语毕业论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