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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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二战战败国，而且是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国家，为何却能在今天逐步解禁和平宪法，军国主义孽魂不散？我们组织了两篇稿子，从文化到政治，解读日本右翼势力的恶性衍生机制与腐臭土壤。
日本右翼组织起源于明治维新时期，是日本谋划对外侵略、特别是对华侵略的直接产物。他们主张“忠君爱国”、“国家改造”，标榜天皇主义、国权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鼓吹日本要与俄国等列强争夺在亚洲的霸权，并要打入中国和朝鲜半岛，使日本成为“亚洲的盟主”。
右翼文人，二战后毫发未损
近代日本对华侵略的“秘策”、纲领和设想，往往是由右翼人士通过著书立说的方式首先提出，然后作用民众思想和政府决策。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分子林房雄曾在《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认为：“所谓‘东亚百年战争’实际上并不是由政府和军部策划、‘共同谋议’并加以实行的，而是被称为‘右翼’的思想家和行动家们促进、推进和准备的。”
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曾对日本右翼进行了必要的整肃，取消了两百多个右翼团体组织，并对其核心人物予以处分，在一段时间里右翼势力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对一些人的战争责任不予追究，有些在战争中担任要职的人，在战后不久又堂而皇之地走上政坛。那些本来处于民间和在野位置的右翼分子，特别是曾被判为文化战犯的右翼文化人，几乎未伤毫发。
著书立说：指鹿为马混淆是非
战前的老右翼分子在1952年美军撤出日本后，纷纷被解除软禁，重返政界、商界、教学文化界，并靠着战前的作用和人脉，迅速东山再起，许多右翼分子成为财团老板、会社社长、学院总长等，许多右翼文化人重新操笔，日语毕业论文，著书撰文，为日本侵略战争辩护、美化并最终全面肯定日本侵略行径、否认侵华历史的思想言论公开抬头。他们打着言论自由的招牌，为日本的侵略战争翻案。他们认为：战后日本人被迫接受了三种史观，一是站在美国立场上的“太平洋战争史观”，二是站在苏联立场上的“帝国主义战争史观”，三是站在中国共产党立场上的“抗日战争史观”。这三种史观日本人都不能接受，必须清理和批判。
20世纪90年代后的日本右翼的猖獗，表现为日本右翼由战后的非主流位置，一跃而汇入主流中，已经融入日本现行的政治体制之中。与此同时，民间在野的右翼组织和团体的数量和规模日渐扩大。据日本方面的资料表明，当前的右翼团体已达900多个，成员约有12.5万人。身处知识界、言论界的右翼学者、文化人――可以简称“右翼文人”――作为一种右翼势力，其影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是当代右翼的最引人注目的新动向。
“右翼文人”的主要身份是学院教授、学者，也有一些是具有一定成就的文化人、自由撰稿人。除了举办以学术为包装的演讲会等宣传活动之外，他们一般不像右翼市民团体那样采取暴力威胁、街头宣传、驱车广播、冲击会场等激烈的实际行动，而是主要靠发表右翼言论、著书撰文来宣扬自己的思想观点。由于这些右翼文人一般都具有受到日本人尊敬的知识者的身份，其作用力大大超过一般右翼政治团体和右翼市民团体。他们当中，有人组织了右翼文人团体，如“自由主义史观探讨会”、“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日本‘南京’学会”等，有的则不参加团体组织，以独立学者的身份从事写作。鉴于近现代史上的右翼分子惯事恐怖和暴力活动，名声不佳，当代右翼文人一般都忌讳别人把他们视为、称为“右翼”，日语论文，而是标榜“国益”，认为被称为右翼的人实际上是“考虑日本‘国益’的人”。当代右翼文人虽不想承认自己是“右翼”，但他们却无一例外地公开向战后日本的所谓“左翼”挑战，这就在有意无意之间露出了自己的右翼真面目。他们不故意夸大日本“左翼”的存在，将日本战后一切反对侵略战争、批判天皇制军国主义的正义力量，统统划为“左翼”。将反对和反省侵略战争的学者文化人，像作家大江健三郎那样的民主主义者，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左翼文化人”痛加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文人的右翼言论大有成为主流言论的趋势，许多右翼文人写的书成为轰动社会的畅销书，甚至学术性的右翼书籍也大受读者欢迎。一些大量发表右翼文人右翼言论的杂志，如《正论》《诸君！》等订数较多，十分活跃，一些出版社，如幻冬舍、展转社、德间书店、PHP探讨所、小学馆等以出版右翼书籍而出名，一些历史悠久的大报纸，如《读卖新闻》《产经新闻》等也逐渐走向右翼立场，且发行量名列前茅。可以说，右翼文人已经成为日本当代右翼势力的指导层和核心力量，当代日本社会的日益右翼化，与右翼文人大量的著书撰文所产生的作用密切相关。
免罪情结：否定历史无耻反华
日本右翼文人的基本言论有如下几个基本特征：首先是以崇拜天皇及天皇制为基本特征的“皇国史观”。天皇及天皇制崇拜，是日本右翼的基本信仰。不少右翼文人还专门著书立说，宣扬天皇崇拜思想，极力赞美并企图复活战败前的天皇专制制度，并对此做了宗教育上的论证。
第二是免罪情结。“皇国史观”所造成的精神病态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千方百计为日本的侵略开脱罪责的“免罪情结”。在叙述古代史的时候，当代日本右翼文人对古代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对16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大加美化；在叙述近现代历史的时候，他们几乎完全接受老右翼分子林房雄提出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把日本近现代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他们极力抹掉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他们把“日本侵略中国”这个大前提故意隐去，把日本军队的入侵与中国军队的抵抗所引起的战争，看成是一种没有正邪之分的抽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战争，进而将战争责任推给中国、苏联、美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在他们笔下，历史上侵华战争中的历次“事变”，包括“日清战争”（即甲午战争）、“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即七七事变）等，责任都在中国方面。他们对战后日本正义人士将日本的战争定位为侵略战争、并进行反省、道歉和谢罪的言论极为厌恶，对战后有关学者的严肃的历史作品大肆攻击，将承认并反省侵略战争的言论称为“左翼史观”并痛加批判，说那是“自虐史观”，是“左翼”对日本的“思想犯罪”。他们要求把战后历史教科书中的有关日本侵略战争的记述全部抹掉和改写，并编纂出能够表现日本人“自豪”与“光荣”的新的历史教科书以取而代之，使日本年轻一代全面接受其以天皇及皇室为中心的“自恋史观”。
第三是歧视、蔑视、仇视、丑化中国的反华狂热。日本右翼文人具有强烈的对外意识，他们对当年抗日的、反法西斯阵营的国家怀有强烈的敌意。比如他们对美国人在战争中对日本军队的沉重打击、尤其是原子弹攻击耿耿于怀，愤愤不平，对美国在战后对日本的民主化改造多有微词，由于对美国强大的畏惧和日美特殊的同盟联系，右翼文人虽然总体上说是“反美”的，但是却不得不有所节制。然而关于中国，右翼文人就肆无忌惮了。如果说全面美化侵略战争、为侵略免罪是出自日本右翼学者文人的一种“自恋”癖，那么，反华狂热则出自他们的一种“虐待”欲。所有的右翼文人都具有反共反华倾向，并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歧视”。他们标榜民主自由，并非真的崇尚民主自由的价值观，而只是作为攻击、反对中国的一种借口和手段。面对当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右翼文人渲染中国“威胁论”，鼓吹日本要加强军事力量，对付中国威胁；同时又在“社会主义歧视”角度上，以一个“发达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高高在上的优越感，称中国为“前近代国家”，产生出了蔑视中国的“黑暗论”与“崩溃论”，处心积虑地将中国妖魔化。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论调奇妙地并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日本右翼的“中国观”。他们热衷于丑化、侮辱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极力淡化、否认历史上中国文化对日本的作用，靠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来抬高日本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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