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日本对《史记》的接受，既有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是日本民族文化的独特解读与体现。文章试图以域内、域外两种视角，考察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在中日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理解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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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史记》东渐 中日文化 两种视角
引言
众所周知，日本是个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国家。古代日本对《史记》的接受也不例外，既有沿袭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面，又有基于日本民族文化的解读与体现。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指出，外国人探讨中国文学的意义在于从不同的角度对待探讨对象，以此发现它的新价值[1]。《史记》与日本的联系探讨，成果丰厚。本文在前贤探讨成果的基础上，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域内、域外两种视角，考察以《史记》为代表的中国典籍，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传播与融合。
一、《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亚洲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传播与融合现象，古已有之。东汉班固（公元32-92）的《汉书·地理志》记载了西汉武帝当时的盛况：“乐浪①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2]日本学者藤家礼之助在他的《日中交流两千年》一书中证明了这种现象的存在。他认为，正是“出于一种要求从先进国家吸收文化”和“经济交流的迫切愿望”，所以“横越万顷波涛，奔向西方”，变隔海相望为跨海相会，揭开了长达两千多年交流史的序幕[3]。大庭修与井上泰山等长期关注日中文化交流的日本学者承认：“日本和中国的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说它有史以来几乎一直没有间断过也不过分。”他们的探讨发现，汉籍东渡扶桑的速度几乎与出版同步，“中国一出版能够大体称为书籍的图书，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隔不了多长时间就传到了日本。”[4]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入境的记录，出现在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公元712年）里。据它记载，早在公元五世纪，朝鲜百济王朝博学多才的五经博士王仁携带着中国的《千字文》与汉魏以来盛行的《论语集注》中的郑玄注解与何晏集解两部专集在内的十卷《论语》，登陆日本[5]。西汉司马迁（前145或135-前87？）的《史记》，这部对中日两国都产生了深远作用的巨著，何时以何种方式东渐，《古事记》没有提及，同时期的其他文献也没有正式记录。
二、圣德太子与《史记》东渐
虽然《古事记》及其前后的文献里没有对于《史记》传至日本的方式与确切时间的记载，《史记》对日本的作用却是有迹可循的。循着这条轨迹，中日两国的学者，进行了可贵的探究。日本学者野口定南，中国学者覃启勋与张玉春等，对这项探讨尤其关注。野口定南教授是日本著名的《史记》探讨专家，他依据日本古代文献受《史记》作用的状况，推测出《史记》是由古代日本派遣的隋唐使者带回日本的论断[6]。这一论断被学界普遍认可，被认为是野口定南教授在《史记》探讨领域的突出贡献。对于古代日本的隋唐使者，唐代魏征所撰《隋书·东夷传》有如下记载：“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7]只是，从日本飞鸟时代圣德太子②派出的第1批遣隋使到后来平安时代的最后一批遣唐使，前后12批次时间跨度238年。在238年间的12批次遣隋唐使中，究竟是哪一年哪一批次的使者将《史记》带回了日本？可惜就在探讨深入的过程中，野口定南教授却猝然而逝。他的离开，留下了太多遗憾。这不仅是日本《史记》学界的损失，也是中国《史记》学界的损失与遗憾。
长江后浪推前浪，接力这项探讨的中国学者中，覃启勋教授的贡献是突出的。他先后两度赴日，经过多方位的查证与思考，以清醒的视角定位了《史记》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公元600至604年间[8]。也就是说，早在日本的飞鸟时代，《史记》就已经东渡扶桑。覃启勋教授的探讨，弥补了野口定南教授留下的遗憾。
对此定位，中日两国的文献都提供了支持。张玉春教授也是关注此项探讨的学者之一，在日本调查《史记》的版本期间，张玉春教授发现，“圣德太子的《十七条宪法》第十条‘是非之理，讵能可定。相共贤愚，如寰无端。’应出于《史记·田单传》‘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因此，可以认为当时《史记》已经流传于日本”[9]。“宪法十七条”颁布于公元604年，据此可知彼时圣德太子对《史记》已经相当熟稔了。除了张玉春教授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此说提供支持之外，日本汉诗集《怀风藻》（公元667-751年）对《史记》的大量引用，更是《史记》飞鸟时代已经东渐的明证，此将另文专述。
三、《史记》东渐与汉文化的接受
首先，确认一下对于《史记》传至古代日本的正式记载。藤原佐世撰写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是日本现存最早的汉籍目录，也是当前所知的对于《史记》在日本的最早的记载。《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成书于日本宽平年间（公元889-898年），详细记载了截止公元9世纪已经传至日本的汉籍，《史记》位列其中。这是笔者2017年访学早稻田学院期间所见日本皇宫宮內厅书陵部所藏的室生寺本《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正史家》中，有关《史记》的记载，有6种共139卷[10]。其著录情况如下：
正史家
史记八十卷 汉中书令司马迁 宋南中郎外兵参军裴骃集解
史记音 三卷 梁轻车录事参军 邹诞生撰
史记音义 二十卷 大中大夫 刘伯庄撰
史记索引 三十卷 唐朝散大史 司馬貞撰
史记新论五卷 強蒙撰
太史公史记问 一卷
以上记录表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所存《史记》及其相关的汉籍已经不少。与国内普遍使用的《史记》三家注相比，以上书籍中，少了张守节的《史记正义》。三家注中的两家，当时都已经传到了日本，它们是裴骃的《史记集解》与司马贞的《史记索引》。代替张守节《史记正义》的，是刘伯卢的《史记音义》，这一点与国内不同。是什么原因使得张守节的《史记正义》缺席，日语论文，将是我们以后探析的课题之一。
《史记》一经东渡，便受到日本朝野的广泛关注。据日本《正斋书籍考》与《三代实录》、《日本纪略》以及《扶桑略记》等史书记载，日本皇室对《史记》极度重视，列之为历代天皇必读书目，并请专攻《史记》的学者入宫讲授。《皇室与御修学》，由日本皇室宫内厅编撰，它记载了历代皇族所学典籍。“据《皇室与御修学》目录，我们可以了解日本皇宫的皇族，实际上学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汉籍”[11]。日本著名汉学家早稻田学院的河野贵美子先生曾带领我们一行参观一年一度的日本皇室宫内厅藏书展。在书展上，我们不仅见到了《史记·高祖本纪》一卷的珍本，也发现在历代皇族所读的经典中，有《文选》《孝经》《千字文》《周易》《汉书》《论语》《尚书》等一系列来自中国的典籍，并且占了较大的比重。在所有书目中，《史记》赫然居首[12]。以上的记录证明，到了公元9世纪，日本的汉籍，已经相当丰富了。 司马迁对日本的作用，渗透在多个方面。那么，古代日本人是如何学习《史记》的呢？这里首先梳理一下古代日本史学与文学的相关资料，主要以《六国史》与《源氏物语》为例，借以考察日本史学与文学对《史记》的传承与发展。
四、《史记》东渐与日本史学传统
《史记》传入之前，日本没有国史，遑论史学。古代日本的官修史书“六国史”，皆产生于《史记》东渐之后。这并不是巧合，诚如覃启勋教授所探讨证实的，实则是它们对《史记》的被启发与仿效[13]。池田英雄等日本学者坦言，日本六国史模仿的正是中国的《史记》[14]。这种模仿涉及体例与内容等方面。体例的模仿比较直接，内容部分则融合了日本民族的特色。首先来看体例上的模仿。池田英雄先生通过精确的比较探讨后指出，古代日本六国史③的体例，模仿《史记》的本纪；江户时期编纂的《大日本史》，由本纪七十三卷，列传一百七十卷，志一百二十六卷，表二十八卷等组成，袭用《史记》的体例；江户末期的《日本外史》，全书二十二卷，效仿《史记》“世家”。[15]体例上的模仿之外，再就是内容上的模仿。我们来看成书于公元712年的日本第一部国史《古事记》与成书于公元720年的第二部国史《日本书纪》。虽说它们没有提及《史记》，虽说体例是编年体，但是其内容编排明显受到了《史记》的作用。例如，“两书均以神话传说开篇；记史以国君为中心；各卷以时间先后为序。”[16]《史记》记载了中国从开天辟地到汉武帝的传说与史事；日本第一部官修史书《古事记》，也记载了日本从开天辟地到推古天皇的传说与史事。不过，《史记》对于伏羲与女娲的神话，在《古事记》演变成了兄妹相恋的传说，为了血统纯净而近亲结婚甚至兄妹婚娶，正是古代日本皇室的真实写照。类似例子比比皆是。由此证明，《史记》不仅从体例到内容，都成为日本模仿的对象，而且对日本史学的产生，具有催化与生发影响。
五、《史记》东渐与日本文学传统
《史记》是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双峰，《古事记》亦是日本史学与文学的杰作。相比于《史记》对日本史学的作用，《史记》对日本文学的作用不仅深入广泛，而且更加突出地体现了日本文化的独特风格。
《枕草子》的作者清少纳言与世界最古老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谈起《史记》都是如数家珍。在奈良朝与平安朝时期，宫廷与知识阶层人人以谈论《史记》为荣。判断一个人有没有教养与学问，首先得看他是否熟读《史记》。《源氏物语》（约公元1001-1008年）出现于日本平安朝中期，受《史记》与白居易诗集的作用明显。《史记》里的人物与故事情节更是以较高的频率直接或间接出现在《源氏物语》里，例如命运悲惨的戚姬。作者紫式部（公元约978-1015年）出身书香门第，祖父与父亲都长于汉学。平安初期，她还在幼时，便与兄长一起跟随父亲学习中国典籍，对白居易文集与《史记》尤其熟悉。《紫式部日记》记载了她对汉籍例如《孝经》与《史记》文帝卷的研读，也记载了幼时与兄长同受教于父亲时的趣事。她对《史记》的领悟力远远高于兄长，以致于父亲感叹：“可惜不是男儿，真是不幸啊！”[17]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里，随处可见《史记》的影子；比《源氏物语》晚出二百多年的《平家物语》，引用中国史话也相当多，出典最多的也是《史记》。
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文写成的诗文，是日本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古代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成果与见证。《怀风藻》（公元667-751年）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汉诗集，也是域外现存最早的汉诗集。起源于公元7世纪的天智天皇（公元624-671年）时代，成书于孝谦女帝天平胜宝三年（公元751年）。收录日本白凤期（近江时期）到奈良时代64名诗人的120首著作，现存116首中，既有以司马迁的经历或《史记》内容为题材的著作，也有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与继承。通过比较可以发现，《怀风藻》不仅介绍每个作者序言部分的行文模仿《史记》，日语论文，而且对《史记》语汇的直接引用多达33处，并且主要集中在本纪、列传与世家等人物集中的部分。
结语
综上所述，《史记》在日本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日本对《史记》的传承，是出于吸收先进智慧与文明的自觉行动。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都非常注重本国文化的发展以及对外传播。因此，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探究从不同的视角反观和思考，关于发现人类文化遗产的更多价值，显得尤其重要。
（本文是在2017年“近代东亚语言接触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宣读的论文“《史记》在日本的接受与展开”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课题来源：武汉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7年基金项目“《史记》在日本的传播探讨”（2017017）；日本早稻田学院2017年访问学者课题“《史记》与中日文化交流”。）
注：①古代日本和朝鲜是同一个国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后，才分为两个国家。“乐浪”是汉武帝统治朝鲜时期，于公元前108年在朝鲜设置的四郡之一。
②圣德太子（公元574-621），本名上宫厩户丰聪耳皇子。日本飞鸟时代的政治家，推古王朝的改革推行者，促成了推古王朝开始向中国派出第一批遣隋使者。
③六国史包括：《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与《三代实录》。
注释：
[1][日]大久保洋子：《郁达夫小说探讨在日本》，中国现代文学探讨丛刊，2017年，第1期。
[2]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
[3][日]藤家礼之助著，张俊彦，卞立强译：《日中交流两千年》，北京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
[4][日]井上泰山：《日本人与——以江户时代为中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5][日]安万侣著，青木和夫校注：《古事记》，东京：岩波书店，1982年版。
[6][日]野口定男：《读史记》，东京：研文出版社，1980年版。
[7]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8][13][16]覃启勋：《与日本文化》，武汉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9]张玉春：《日本藏唐写本探讨》，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1期。
[10][日]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东京：名著刊行会，1996年版。
[11][日]河野贵美子：《在古代日本的继承与展开》，中国典籍与文化，2017年，第1期。
[12][日]日本皇宫宫内厅书陵部编撰：《皇室与御修学》，东京：宫内厅书陵部出版，2017年版。
[14][15][日]池田英雄：《史记学50年——日中探讨动向》，东京：明德出版社，1995年版。
[17][日]紫式部著，池田龟鑑，秋山虔校注：《紫式部日记》，东京：岩波书店，1964年版。
（汤勤 湖北省武汉纺织学院传媒大学 430073；毕耕 湖北武汉 华中农业学院文法律院 43007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