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劳死”是日本词典里的一个特殊词汇。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日本就已出现过劳死现象，但未引起日本社会的重视。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过劳死案例大幅度增加，其中，还出现了自杀过劳死现象，即因工作强度大，个人不能承受这一压力而自杀。过劳死已成为当今日本社会的一大顽疾。据统计，日本每年大约有四万多人因过劳而死。这种现象的出现，除了与现代社会节奏加快、经济竞争激烈以及日本人为了大量挣钱而拼命工作等因素有关外，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因为前者如社会经济等因素是一个共同的方面，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存在。而为何只有日本在过劳死方面表现的尤为突出呢？很显然，这必需结合日本独特的社会因素，从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方面对这一现象来进行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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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的伦理观与日本人的舍我奉献
在日本镰仓时代，随着武士阶层社会地位的提高，日本逐渐形成了对于武士的伦理道德规范――武士道。起初，武士是和主人结成一种“主从恩义”的契约联系，武士替主人打仗，主人则恩赏他们。后来，又演化为一种主人、家臣、随从之间的效忠与依附联系。忠的道德伦理就构成了封建联系的最高规范。初期，武士对主人的“忠”是建立在私利基础上的，即以主人的恩赏作为交换条件。１２３２年，日本统治者颁布了第一部武家法典――《贞永式目》，日语毕业论文，告诫武士要敬神佛、尚勤俭、克己奉公、重视团体利益等。这一法典对武士的道德观念作用很大。广大武士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逐渐养成了忠勇、尚武、重视名誉、轻视死亡的文化心理。再加上武士和主人的世袭情谊，就使得武士逐渐克服了自我的私欲，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即为主人牺牲一切的奉献精神。后来又经过与中国朱子伦理等儒家学说的融合，武士道逐步转化为一种单方面的绝对的效忠。武士把为主人战死作为自己的最高荣誉，在不能光荣圆满地完成任务时则以切腹自杀的方式来体现对主人的忠诚。
这种效忠的文化观念同样也渗透到日本的公司精神当中去。日本公司非常重视对员工忠诚心的培养，这在全世界都堪称楷模。正如沃特曼和波得斯在《成功之路》一书中所指出的：“生产率这件事，并不在日本人有什么奥秘，而纯粹是在于人们的忠诚心，在于他们经过成效卓著的训练而产生的献身精神，他们个人对企业的认同感。”日本公司家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将传统的“为主人效忠”、“对家长绝对服从”等观念成功演化为一种“一切为了公司”、“做公司的忠诚战士”的公司文化。此外，在具体的实践中，日本公司还通过终身雇佣、员工持股、鼓励员工参与决策等方式树立和提升员工对公司的忠诚意识。
在日本工人看来，忠于公司是他们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则。于是日本人也就演变为一种公司人。为了忠诚于公司，日本职工往往将自己人生托付给某个特定的公司。其活动的封闭性和过分依赖性，日积月累使很多人成了只知道工作、不知道生活的工作机器，除了公司安排加班外，如果当天工作没有完成，自己还主动无报酬地加班加点直到工作做完才回家。日本节假日较多。因为习惯于忙碌，在连休的日子里，职员们反而觉得不知所措、无所适从。有些职员甚至还下意识地往公司跑。日本某著名评论家讥讽这种职工为“社畜”。这种舍我的忠诚自然会引起日本工人“过劳死”。
集团意识与日本人工作价值的外在体现
日本是一个资源缺乏、自然灾害频繁的岛国，孤悬于亚洲大陆的东部。这种地理环境孕育了日本人的一种危机感、排外心理和集团意识。日本以樱花为国花。有人也说，日本人就像樱花，单个花朵并不起眼，而满树盛开时，就非常好看。樱花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精神。而这也正是日本突出的民族性格。日本的学生从小就接受集团主义教学。小学教学培养学生以集团主义为核心的基本生活习惯、自我控制能力、遵守公共道德和日常社会规范的态度，以及爱故乡、爱国家的感情和爱他人的情操，并使其形成基本的行为方式，为走向社会打好基础。
日本公司伦理的核心是公司集团主义。公司集团主义的基本理念是公司超越一切的存在。其实质上就是公司中心主义。在公司中，公司的生存总是优先于个人，公司内的“和”超越了对个人个性、创造力的尊重。正如竹内靖雄在《正义与嫉妒的经济学》中所指出的，“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个人主义不是指追逐最大限度的利益或‘自我实现’的‘强式’个人主义，而是‘在给定的条件下首先考虑将不利益减到最小的‘弱式’个人主义。因为大胆地坚持个人主张，将会导致与所处境遇发生冲突而受挫的重大不利益局面出现，为了避免这一点，日本人考虑的就是‘在这一给定的情况下我能做什么？’”
日本人的勤劳精神与公司集团主义密切相关，它是后者的外在表现形式。没有对公司的忠诚，对工作的热情就会丧失。同样，正因为以勤劳为天职，才能在工作中找到乐趣，才能长久与公司共存续。很大一部分日本劳动者，都不太注意自己的健康，而且把与家人的团聚也放在其次，为了公司，同时也可以说为了自己的前途而不间断地劳动。公司集团主义注重的不是规则，而是他人的督促和评价。调动员工积极性的原动力一方面是合理的制度使然，另一方面却是来自他人的无意识监督，这可说是日本独有的。他人的评价以及对此的个人意识，这是公司集团主义所强调的评价方式。
在这种集团主义氛围中，日本公司员工要实现其价值就必须经受两种检验：一是公司集团的评价；二是他人的评价。而要达到这两项标准，员工都必须以牺牲自我为前提。这种外在的评价关于日本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的自我意识也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为了获得一个较高评价，他们不惜忘我投入工作，精神始终都处在一种外在的无形压力下。如能获得较高的评价，则觉得死也值得；反之，则宁可“保节自杀”或“以死谢罪”。所以，除了身体上的过劳死外，日本商界非常流行自杀，特别是在银行界，日语论文题目，各类经理更是自杀成风。这种精神过劳死无疑与日本的集团意识有很大联系。
日本人追求绚烂一刻的审美心理
日本人的高强度工作和奉献精神，除了与他们的效忠伦理、集团意识有关之外，与他们对人生的审美意识也有很大联系。日本过劳死现象很早就已出现，为何到现在不仅没有得以遏制和减少，反而还呈上升之势呢？很显然，这与日本人对人生的审美心理有很大联系。
松下电器企业创业之初，员工都是积极主动地要求加班加点。后来甚至弄到得老板出面制止的地步。日本工人一年的劳动时间至少比欧美等国多出几百小时。日本人在工作中不断积累成功的体验，将自我发展与工作业绩关系起来。在工作中，讲究奉献、追求高业绩和完美。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甚至可以牺牲自己和家庭。就是因为这种积极工作的精神，使得其他国家的人惊讶地称日本人为工作狂、工蜂、工作中毒者和过劳分子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审美心理对他们造成这种作用的呢？这又必须和日本的国花――樱花关系起来。
日本人喜爱和崇拜樱花，除了用它来喻含和抒发集团精神之外，很大程度上也带有追求樱花般的绚烂一刻的审美心理。樱花绽放时确实绚烂美丽，然而却短暂即逝。于是，日本人往往借樱花来喻人生之短，崇拜樱花的一刻绚烂。这就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人生审美心理。日本人“追求完美、重视名誉、急流勇退、剖腹自杀”等现象，无不与这种审美心理有很大联系。特别是日本的一些作家，自杀的非常多。尤其是像川端康成等著名作家甚至是在事业正辉煌时自杀。而这种结果又没有其他明显的外因，因此，只能归结到他们对人生的审美心理上。
日本人的这种追求绚烂一刻的审美心理，无疑对他们的工作态度造成很大作用。这也内化为一种相对持久的动力。正是在这种审美心理的驱动下，日本人才可以把工作延伸到业余生活和家庭，拼命奋斗。很多职工甚至把公司等同于生命，这也可以更好地解释日本人狂热工作的精神和过劳死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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