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集团主义、依赖心理、“纵式社会”结构与耻感文化等传统文化因子的综合影响下，日本陆军自创建伊始，内部就呈现派阀林立和纷争迭起的复杂化态势。由此，传统文化因子也进而贯穿于日本陆军派阀和军事战略的始终，并对内外战略演进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刻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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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日本陆军派阀；矛盾纷争；军事战略；文化因素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17）-09-0042-02
在日本社会，派阀现象非常显著，其产生和发展历程，与日本的文化传统联系密切。在此之中，陆军内部的派阀及其矛盾极具典型性。下文将从文化层面入手，对战前日本陆军内部派阀产生及其矛盾纷争的文化因素予以剖析。
一、集团主义与阀族传统
日本是四周临海的岛国，国土狭长，山地多，土地贫瘠，平原零星分布且多被山地阻隔，河流大多短小、湍急；地震、火山喷发、台风、海啸、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较多。这种自然地理环境对日本的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作用。
在日本，温和湿润的气候和丰富的降水极为适合种植水稻。关于稻作农业来说，灌溉和治水不可或缺。美国学者卡尔・A・魏特夫认为日本人发展了人类历史上一种最复杂的灌溉体系，指出日本的灌溉农业是由地方领袖，而不是由地区的或者全国的领袖来管理。[1]之所以呈现上述特色，主要缘于“稻作文化”下的人们通力合作。于是，以“家”为核心的群体扩展到以“村”为核心的“村落共同体”，并逐渐孕育了日本人的集团意识。
在日本社会，潜在的集团意识根深蒂固，其要素源于日本人传统的普遍存在的“家”的观念。[2]于是，日本可谓是以各类小集团（不一定是家族）为本位的社会，[3]是一种模拟血缘联系。可以说，这种集团意识是以地域或（模拟）血缘联系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体现出浓厚的家族主义、帮派观念和乡党性色彩。所以，日本社会具有浓厚的集团主义和阀族传统。
在其作用下，集团内部具有共同利益，但集团与集团之间却是内外有别的激烈竞争联系。在日本陆军内部，皇道派与统制派在建立法西斯体制和对外侵略扩张的最终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但两派均极力谋求控制陆军，且在先内后外、自下而上、“北进”优先和先外后内、自上而下、急速“南进”的具体策略方面存在巨大异同，故围绕人事任用和内外策略，双方的矛盾纷争日趋尖锐，陆军内部的派阀纷争逐渐达到高潮。可见，关于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战略而言，陆军内部的各派阀结成了侵略阵营这一整体，在侵略扩张的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进而，在陆军各派阀的内部，各派成员基于共同主张，谋求本派利益的最大化，对所在派阀具有强烈的忠诚感和服从意识。但是，围绕陆军主导权之争和内外战略的具体策略分歧，各派阀之间的内外有别观念极为强烈，矛盾冲突接连不断。
二、依赖心理与藩意识
日本的自然地理环境促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岛国根性，具有浓厚的排外、强者崇拜心理和危机意识、现实主义态度，由此萌发了强烈的依赖心理。日本的精神略论家土居健郎认为，依赖心理原本是作为乳幼儿对母亲的感情而产生的，但随后它必然会对其此后的发展阶段产生作用，[4]这种心理对人的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给予了强烈作用，在成人后，新的人际联系结成之际，也必然是由依赖心理而引发了其端绪。[5]于是，依赖心理构成了个人归属于集团、集团利益居于首位的重要民族心理背景和文化渊源。由此，就个人与集团的联系而言，个人对集团具有强烈的归属意识，并与集团结成了利益乃至命运共同体，重集体轻个人，始终将集团利益至上作为行为原则。
日本历史上，特别是在长期的武士文化和幕藩体制之下，藩是日本社会的重要区域单位，藩意识根深蒂固。关于武士来说，藩是维系生存的重要场所，因此武士对主君的忠诚也就转化为对藩的忠诚，藩意识由此产生。于是，藩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重要心理情感纽带，这为日本浓厚的阀族传统奠定了基础。
在维新变革中，藩是武士尊王倒幕的强有力后盾，特别是长州、萨摩、肥前、土佐四个西南强藩更成为中坚力量，因此，以本藩利益至上为核心的藩意识愈发强烈。明治政权建立后，萨、长两藩逐渐占据了优势地位，但在人事任用和内外政策等方面却存在矛盾分歧。于是，明治政府内部藩阀之间的矛盾纷争，也必然对执掌军事大权的军阀特别是日本陆军内部的派阀格局产生重大作用。
与萨、长两藩分掌明治政府权力的局面类似，日本军部大权也被萨、长藩阀握于手中。近代日本军队创建之后，逐渐形成了长州阀和萨摩阀分别在陆、海军占据主流这一状况。在陆军内部，最初虽由长州、萨摩两藩执掌权力，但围绕着陆军主导权之争，长州阀和萨摩阀的矛盾冲突逐渐加剧。这不仅是日本陆军派阀纷争之端绪，而且此后日本陆军内部的派阀演进与矛盾纷争，几乎都与此存在一定的渊源联系。
三、“纵式社会”结构
深受集团主义的作用，日本社会表现出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社会组织结构，即日本的社会人类学家中根千枝提出的“纵式社会”结构。该结构虽强调服从与效忠，但却有两个消极特征：一是集团经常处于内部分裂的威胁之下；二是它在外部又有个致命弱点，即：不允许集团间的平等合作。从积极方面而言，纵式集团中，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是稳固的纵式关系，因而，在其最佳状态时，它的动员力和时效性要超过横式联系。[6]
在“纵式社会”结构与等级秩序之下，居上位者在作为上位者的同时，又与其他成员平等，居下位者既是下位者，同时也与其他成员处于平等的联系。进而，在同一集团内部，是一种不完全的上下支配联系，大集团与其内部的各个小集团之间，呈现出垂直的主从联系结构，而各个小集团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可以说，这种“纵式社会”结构，也是孕育日本陆军派阀林立、分化重组以及各派矛盾纷争的重要因素。
大正末昭和初日本陆军派阀的分化重组和派阀林立的复杂态势，就深受“纵式社会”结构的作用。围绕陆军主导权之争和“军缩”问题，在反对元老派制霸陆军的新派内部，矛盾分歧逐渐加剧，日趋分为改革派与信念派两大阵营，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矛盾冲突。而在改革派内部，永田铁山、冈村宁次等等“陆士15期生”以后的中下级军官逐渐结成概念派这一横向派阀，与体验派的矛盾冲突也随之开始迅速跃然于表面。但概念派的成员在激进与稳健方面却存在巨大分歧，故此后小/敏四郎、山冈重厚等激进派与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稳健派决裂，并分别归于皇道派与统制派，均与之存在密切关联。 四、耻感文化
在日本社会，生活原则为“各得其所，各安其分”[7]，人生观表现在忠、孝、情义、仁、人情等德行规定之中，[8]进而形成了耻感文化。耻感文化作为日本人独特的道德体系和民族文化，也是日本陆军内部派阀纷争的重要文化渊源。
耻感文化之下，羞耻感要求有外人在场，至少要感觉到有外人在场。[9]由此，日本人将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任何人都十分注意社会对自己行动的评价。[10]于是，日本人极其重视外界对自己的看法，始终将外部的评价和约束力视作是衡定道德的标准。所以，耻感文化使日本人对外界压力极为敏感，并非常重视现实利益。在日本陆军内部，各派阀为应对外部其他派阀对自身构成的有形或无形压力，在人事任用上采用封闭性、垄断性和排他性准则，以本派利益至上和争夺对陆军的主导权为目标，关于陆军中央，特别是陆军省军务局、参谋本部作战部等核心部门，各派不断在其中安插本派成员担任要职，并排挤其他派阀。因此，围绕着人事任用和陆军主导权，各派阀之间冲突不断。
另外，受耻感文化的作用，外部压力和内心反应发生激烈的碰撞摩擦，这使日本人经常表现出行为偏激的特点，日本自古以来，暗杀、政变可谓是层出不穷。在陆军派阀纷争的过程中，皇道派的基层军官相泽三郎在1935年8月12日刺杀了作为统制派核心的陆军省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皇道派与统制派的矛盾纷争日趋达到白热化状态，日语毕业论文，次年2月26日，皇道派发动政变，以武力方式袭击政界要人和政治中心，谋求以此来清除元老、重臣、官僚和政党等势力，进而打破现存秩序，建立由天皇直接统治的法西斯体制。
五、结语
在日本陆军各派阀之间存在矛盾冲突的原因和具体表现上，文化因素是其中一个极为突出的方面。作为日本文化重要内涵的集团主义、依赖心理、“纵式社会”结构与耻感文化等方面，更是在日本陆军内部的派阀纷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可见，日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不仅完全融入了陆军派阀演进和军事战略之中，更对日本内外战略的实施、推进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深层次作用。
参考文献：
[1]（美）卡尔・A・魏特夫著，徐式谷等译.东方专制主义：关于极权力量的比较探讨[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201页.
[2] （日）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页.
[3] 尚会鹏.日本人的“集团意识”――“日本人意识”漫谈之一[M].当代亚太，1996年，第3期，第74页.
[4] 土居健郎.「甘え」の/造[M].弘文堂，1979年，第13―14页.
[5] 土居健郎.「甘え」の/造[M].弘文堂，1979年，第82―83页.
[6] （日）中根千枝著，许真、宋峻岭译.日本社会[M].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4页.
[7]（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31页.
[8]（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2017年，日语论文题目，第135页.
[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4页.
[10]（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55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