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是日本在东亚开展功能性合作的重要案例。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而言，这一案例体现出明显的“加权汇总”的供给方式。在其具体实践中又具有三个特点：通过知识传授和技术交流加强柬埔寨的自主能力；技术、经验、制度和设备等国内“比较优势”的区域性外化；多元主体的协同互补。因此，吴哥古迹保护修复成为战后日本文化外交和区域合作政策相结合的成功典型，关于日本改善国际形象、增强区域作用力、提升日柬双边联系起到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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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吴哥古迹；文化外交；功能性合作；文化遗产；区域公共产品
中图分类号：D83/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2458（2017）04-0018-09
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吴哥古迹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但同时将其列入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作为促进和援助柬埔寨和平与复兴建设的重要一环，1993年在日本东京召开了拯救吴哥古迹国际会议。会议发表了《东京宣言》，设立了吴哥古迹保护与发展国际协调委员会（ICC），并从1993年开始每年召开1次大会以及若干次技术小委员会的会议。这一国际协调委员会由日本和法国共同担任主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起到秘书处的影响。1995年，柬埔寨成立了吴哥窟文化管理局（APSARA）。此后世界各国纷纷与这一管理局保持协作，协助柬埔寨政府共同推进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作。
日本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国际合作中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影响，做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一合作主要由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等机构负责。为了协调国内各个机构的工作，日本文化厅还于1993年7月成立了“吴哥文化遗产保护共同探讨商议委员会”。文章将简要梳理上述机构的主要职能及其取得的成就，从区域公共产品的理论视角略论日本在吴哥古迹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并进而通过这一案例透视日本的文化外交及其国际政治意义。
一、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
1989年，出于援助世界各国文化遗产保存的目的，日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设立了“文化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截至2017年，日本共出资6 307万美元，资助了41个国家的40项遗迹保存修复事业。吴哥古迹是这一信托基金资助的重要项目之一，见表1。受其资助，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JSA）于1994年成立，由早稻田学院教授中川武担任团长。
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参与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工作分为几个阶段。第1阶段从1994年11月到1999年4月，为期4.5年。第2阶段从1999年5月到2017年4月，为期6年。在第3阶段结束之前，合计有700人次以上的日本专家和平均180人以上的柬埔寨工作人员共同参与了修复活动。第3阶段从2017年1月到2017年12月，为期5年，在这一阶段，除了传统的修复活动之外，日本保护团队注重提高柬埔寨方面的自立能力，因此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联合建立了“JSA-APSARA吴哥古迹保护框架”（JASA）。上述各个阶段的资金主要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根据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公布的数据，当地近70人的柬埔寨专家团队得以与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携手合作。这一团队参与的大部分主要项目已顺利完成，包括巴戎寺（Bayon）南藏经阁修复工程、十二生肖塔修复工程、吴哥窟北藏经阁修复工程、组织巴戎寺国际研究会、建立《巴戎寺宪章》、出版《巴戎寺保存和修复大纲》、出版有关修复和探讨的资料等，巴戎寺南藏经阁修复工程尚在进行中b。
自1995年起，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公开出版年度技术报告及相关绘图c。1996年起，由其主办的巴戎寺国际研究会每年召开d。在2017年的研究会上，根据其保护修复的经验和成果，还通过了《巴戎寺宪章》。这一宪章基于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保护文物建筑及历史地段的国际宪章》）和1994年《对于原真性的奈良文件》，为以巴戎寺为中心的吴哥历史古迹的保护实践建立了指针。
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还通过每年召开的国际研究会、报告书、网站等方式，公开修复活动和科学调查的各种记录，供专家和一般公众及时了解相关信息。2017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存日本信托基金建立的“JSA项目暹粒办公室”竣工。除了日常办公之外，这一机构还可用于国际会议、研究会和探讨会，以及相应的文化交流活动。此外，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还在巴戎寺北侧建立了“巴戎寺展厅”，用于展示与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调查探讨和保护修复工程有关的材料。一般游客得以在其中了解这一团队的各种活动成果、今后的计划、工程报告书等。
二、在吴哥古迹开展文化遗产国际合作的三大日本机构
除了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之外，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等学院和探讨机构也以不同形式参与了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工作。
（一）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
上智学院亚洲文化探讨所早在1980年就应柬埔寨政府的邀请，对吴哥古迹开展调查探讨和保护修复工作，而当时日本与柬埔寨甚至尚未建交。1985年，上智学院主持召开了对于吴哥古迹保存的国际研究会，并发表了保护这一遗迹的《上智呼吁书》（Sophia Appeal）a。至1998年，上智学院已经派遣了4次预备调查团和21次正式调查团，并出版了《柬埔寨的文化复兴》等大量出版物。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则是由上智学院牵头、日本国内数所学院和探讨机构共同参与的一个大型调查团b。
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的工作重点和主要成就之一在于协助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引入环境保护的国际标准ISO14001c。吴哥古迹周边的24个村落约2.3万人口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每年产生大量垃圾。游客数量从1995年的约5 500人大幅上升至2017年的约60万人。同时，古迹周边的旅馆等设施也从1995年的15家跃升至2017年的65家。有鉴于此，上智学院亚洲人才培育探讨中心联合日本品质保证机构（JQA）、国际规格探讨所（ISRI）、品质保证综合探讨所（JQAI）等财团法人和公司从2017年5月起对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提供了为期3年的援助。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还在日方团队的协助下建立了吴哥环境维护系统小组（EMS Unit），通过保护吴哥古迹及其周边的环境、改善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为柬埔寨的环境教学建立样板，日语毕业论文，努力实现“自然、寺庙、村落”和“环境、文化、社区”的和谐共存d。 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在这一项目中的援助内容主要分为两方面：通过柬埔寨学生赴日本探讨生院研修；上述机构向柬埔寨派遣探讨员等形式，一方面为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培养环境保护方面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培养在废弃物处理、水质改善、森林保护、历史景观维持等环境改善领域的柬埔寨当地人才。采用ISO14001的标准后，通过呼吁商店减少垃圾、设置垃圾箱、委托民间垃圾收集公司、在小学开展垃圾减量教学等方式，取得了积极的成效，也切实提高了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环保意识。此外，上智学院还开展了名为“绿荫讲座”的调查访问之旅，组织日本学院和高中学生在赴柬埔寨开展访学的同时参与垃圾捡拾和遗迹清扫工作e。经过3年努力，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于2017年4月成功取得了ISO14001的认证。
（二）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
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起始于1930年成立的日本帝国美术院附属美术探讨所，1965年改名为东京国立文化财产探讨所，2017年取消“国立”二字，成为独立行政法人。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参与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遍及亚洲各国及世界其他地区f。对东南亚地区历史遗迹劣化现象及其保存修复的调查探讨是其探讨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而柬埔寨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合作对象和伙伴。
1990年，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建立了亚洲文化财产保存探讨室，后经过多次调整，这一探讨室于2017年变身为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中心。从2017年起，文化遗产国际合作中心开始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共同对吴哥古迹内塔内寺（Ta Nei Temple）遗迹的石质文化财产的保存特别是如何抵御生物作用开展调查探讨。吴哥古迹内各种地衣类、苔藓类、蕨类植物以及树木异常茂盛，明确这些植物关于石材的具体作用，采取妥善的保护方法尤为重要，既要做好清理，又要防止清理工作对石材的损伤。为此，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还积极与开展相关探讨的法国布莱兹・帕斯卡学院调查队相互交换信息，开展合作a。基于与日本国立科学博物馆的合作，已经在塔内寺遗迹内查明藓类8属9种、苔类1属2种、地衣类20属22种，并对不同物种的生长环境条件开展了观测和探讨b。
（三）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
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是日本与柬埔寨开展文化财产国际合作的又一重镇。这一机构成立于1952年，经过多次调整后于2017年成为独立行政法人国立文化财产机构。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更基于其对平城地区、飞鸟和藤原地区宫廷遗迹的长期发掘调查，使得对古代都城的探讨成为该机构的核心和专长。1991年柬埔寨《巴黎和平协定》签署之后，从1993年开始在日本文化厅的合作和指导下，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就积极推进对吴哥古迹的保护探讨工作，并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签署了协议。根据协议，其共同探讨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6个项目：挖掘调查、应对遗迹建筑物的劣化、应对石质建筑物的劣化、遗迹探查、修复和保存科学、大范围遗迹的整备等。与其他机构相比，关于陶器窑迹的挖掘调查和保存科学是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的工作重点和特色之一c。
在与早稻田学院、上智学院等调查团队合作的基础上，从2017年度起，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开始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合作，重点对吴哥窟内的小寺院、西多寺庙（Western Prasat Top）开展独立探讨和保护。第1和第2个中期计划（各为期5年）已经于2017年度完成，从2017年度开始执行新的中期计划d。从2017年起，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又开始对洛韦（Longvek）、乌栋（Oudong）等“后吴哥时期”的柬埔寨古城进行挖掘调查[1]。
三、作为一种区域公共产品的文化遗产国际合作：加权汇总的视角
关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是日本在东亚开展功能性合作、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的重要案例。传统上，日本在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方式上主要表现为加权汇总（weighted sum），即在共同参与、总体计量的基础上合作参与国的贡献权重各有不同[2]。这一供给方式在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案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一方面，日本的上述各个机构各有专长、分工不同，又相互协同、密切合作。而事实上，除了日方机构之外，参与吴哥古迹修复工作的国外机构还包括法国远东大学（EFFO）、德国飞天女保护工程（GACP）、中国政府援助吴哥古迹保护工作队、意大利的土工和结构工程学会（I.Ge.S）、印度考古探讨所（ASI）、瑞士的女王宫保护项目（BSCP）等其他国家的队伍以及世界文化遗产基金会（WMF）等国际机构。吴哥古迹规模庞大，但物理性、化学性、生物性损坏及人为破坏的情况各异，因此对其保护和修缮的具体措施也有所差别。这为各国和各个机构发挥其“比较优势”提供了用武之地。经过各国的共同努力，2017年7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吴哥古迹从濒危世界文化遗产名单中剔除。
另一方面，纵观80年代初期以来30余年的合作历程，日本在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的具体实践中又具有以下3个特点，这为其他国家和其他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提供了诸多启示。
第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为代表的各个机构，自成立之初起就将实现由柬埔寨国民自主开展古迹保护和修复工作作为根本目标，为此，知识传授和技术交流成为核心内容。正如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后任上智学院校长的石泽良昭所强调的，关于日本而言，国际文化合作的援助体制并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技术和高新设备而已，国际合作说到底是“人的交流”，重点在于“在异同中相互学习”a。
由于常年战乱和政治浩劫，柬埔寨本国的知识阶层和技术工匠大量离世，所剩无几。为此，除了日常的保护修复工作之外，日本专家和专业工匠与柬埔寨当地的专家和技术工人共同开展工作，并对其提供培训、传授技术，培养本地人才。其中，当地专家主要负责调查和修复计划的立项、实施、运营和报告工作，而技术工人则负责现场实际修复工作的各个领域。例如，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与柬埔寨皇家艺术学院（Royal University of Fine Arts）合作，提供分别为期3至4周和1年的短期和长期研修项目，柬埔寨学员经过选拔，参与考古发掘调查和建筑实地调查等，根据现场操作学习基本技术和知识，并通过讲座、课程等形式学习出土文物和建筑物的实际测量、略论和绘图制作、日志和报告写作等技能。 日本政府还为“塔内寺培训项目”提供资金。这一项目自1999年11月开始，由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探讨中心（ICCROM）和东南亚教学部长联合组织考古与艺术地区性中心联合实施，并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项目为期5个月，学员为柬埔寨国内高校毕业生，教师来自日本政府吴哥古迹保护团队、日本金泽学院以及其他国家相关学院和探讨机构。项目的初衷在于，通过高水平的实地训练，在考古、建筑、工程等领域为柬埔寨培养本国的核心技术团队b。
柬埔寨皇家艺术学院考古系和建筑系的学生也有机会参与上智学院吴哥古迹国际调查团的实习研修，接受现场指导和训练。部分学生毕业后作为探讨生继续在日方教师的指导下开展工作，优秀学员还利用日本文部省和各个财团的奖学金至上智学院、东京艺术学院探讨生院等日本高校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
第二，文化遗产的保护修复是一项系统和综合工程，涉及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建筑学、园艺学、艺术学、博物馆学以及化学、生物学、气象学等相关技术学科，同时又与政治学、社会学等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日本国内拥有为数众多的文化遗产，在长期的实践中关于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也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行之有效的制度和高超的技术，这些都在对吴哥古迹的保护合作中得到充分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日本在测绘、信息处理、生物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显著的比较优势。1996年，柬埔寨政府请求日本政府在绘制暹粒北部和东部的地形图项目上给予协助，这一地区汇集了大量吴哥遗迹。为此，1996年9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派遣了先期探讨团队。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和日本国土交通省下属的国土地理院分别成为这一项目的管理机构和技术支持机构。2017年，在日本国际协力机构的物资和技术支持下，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建立了地理信息系统（GIS），由日方志愿者指导柬方工作人员如何在上述系统中操作和编辑地图。1998年至2017年，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先后几次向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提交了地理信息系统数据和吴哥地区的地形图。此外，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还分别在日本和当地接受了日方的技术培训a。又如，2017年，东京学院池内克史教授领导的团队，成功对吴哥古迹内寺院进行了电子立体成像。团队对寺院表面进行激光成像，又通过高空气球测定方位，在室内狭小空间利用独立开发的测距感应器，并配合解析软件。这为今后的修复奠定了重要的数据基础b。
其次，日本在本国文化遗产修复过程中积累的有形和无形特长在柬埔寨也获得了施展才华的契机。对古迹的修复不仅要维持其外观原貌，还应保持原有的建筑措施。印度考古团队就曾碰到难题，盖因印度的沙土构造与柬埔寨有所不同，故在印度长期积累的保存修复技术和诀窍一时在柬埔寨难以有用武之地。而考虑到人力、石材不足等客观条件，日方团队经过反复讨论和实验，最终在巴戎寺基座夯土的修复过程中采用了日本传统的“三和土”（たたき）技术，即将少量熟石灰加入沙土中经时固化，使其颗粒分布与原有沙土近乎一致，这种技术使土层既保持了吸水渗透性，又具有较高的强度，从而在外观和功能上都实现了与原有石材的一致c。又如，吴哥窟的石筑技术与日本传统的石制灯座、墓石中所使用的无砂浆干砌筑（空/み）技术极为相似。因此，经验丰富的日本工匠不但在保存修复现场给予技术指导，而且在当地开设学校、传授雕刻和石工技艺，为培养柬埔寨新一代的工匠做出了独特的贡献d。日本国内名古屋城、姬路城等大型石建筑的修复工程也为在日本研修的柬埔寨技术人员提供了第一手的学习和借鉴机会e。
第三，日本团队在国际文化遗产合作中充分重视政官商学研以及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协同和互补。2017年6月，日本开始实施《对于海外文化遗产保护的国际合作推进法》。基于“文化财产国际合作推进会议”的建议，日本政府设立了“文化遗产国际合作联合体”，主要包括文部科学省、外务省等相关省厅；教学探讨机构（包括各个公立和私立的探讨机构和学院）、独立行政法人与民间资助团体（如东京文化财产探讨所、国际交流基金、国际协力机构、国际协力银行等）。
除了上述提到的政府部门、学院、探讨机构之外，不少公司也积极加入柬埔寨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的队伍。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在对西多寺庙的考古挖掘中就得到了位于高松市的起重机制造公司多田野株式会社和飞鸟建设株式会社的大力协助。多田野株式会社免费提供自行式全路面起重机、高空作业平台车、船货起重机。多田野株式会社曾与奈良文化财产探讨所共同参与奈良高耸/古墓石室的解体工作，并为石材的吊装开发了特种机器设备。飞鸟建设株式会社也曾参与日本国内石室解体和国宝壁画的保护工作。这3家机构的再一次共同合作无形中把日本国内文化遗产保护的团队带到了国外a。
又如，永旺集团（イオン）为配合上智学院与柬埔寨吴哥窟文化管理局主动出资，在吴哥古迹周边地区新建了“诺罗敦・西哈努克吴哥博物馆”，用于展示上智学院亚洲人才培养探讨中心挖掘出土的石像及窑迹、陶瓷器等其他出土文物，这些石像在公元7世纪柬埔寨由大乘佛教向印度教转变时期被埋藏于地下。2017年11月2日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西哈莫尼还曾亲临博物馆的完工仪式b。
四、文化外交与日本的东亚区域合作政策
首先，吴哥古迹保护修复是战后日本文化外交从理念到实践不断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又成为其文化外交的成功典范。“文化外交”强调尊重文化交流的自立性和多样性，目的在于实现开放的国家利益，促进多样的交流。文化外交具有三大目的：促进对本国的理解，提升其形象；培育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与信赖，避免纷争；为培养全人类共有的价值和理念做出贡献。因此，日本的文化外交具有“传播”本国文化、“受容”异文化、通过相互交流实现多元文化价值观“共生”等三大理念c。
随着日本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70年代之后日本文化外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日俱增。而在广义的文化外交中，关于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又得到特别重视。日本政府从1975年开始将政府开发援助（ODA）中无偿资金援助的一部分用于发展中国家文化和教学事业的振兴活动。1988年5月竹下登首相在出访欧洲之际发表了著名的“伦敦演讲”，其中提到，为了保存世界文化遗迹和振兴文化，日本应与国际组织妥善合作，积极做出贡献d。进入90年代之后日本在国际文化遗产合作中的进程更是明显加快[3]。 从2017年开始，日本政府将文化无偿援助拓展到文化遗产的保存修复、“草根的文化无偿合作”等领域，并始终将文物古迹特别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作为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支柱。无论是从确保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出发，还是出于建立“珍视文化大国”的目标，日本都积极推进“拯救文化财产”的活动和人道主义援助。关于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正是在上述文化外交稳步推进、深入拓展的背景下展开的。
其次，文化外交是日本区域合作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效载体。1997年1月，桥本龙太郎在出访东盟诸国之际在新加坡发表了纪念东盟成立30周年的演讲。他把加强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树立多彩文化的合作联系作为今后日本与东盟进一步强化联系的3个侧面之一。以吴哥古迹文化项目等为例，桥本龙太郎强调，日本将继续与各国积极合作，保存和修复文化遗产，维持和发展各国固有的文化。
日本在亚太地区开展文化财产保护的国际合作具有3方面的重要背景。第一，尽管近年来亚太各国普通重视保护本国的文化遗产，但相当多的国家面临行政和技术人才不足、法规制度不健全、缺乏必要资金等困难，而对文化遗产的破坏以及出于旅游观光的目的草率修复，更使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第二，日本普遍被视为一个经济高度成长和传统文化保护有加并存的典范，其完善的制度法规、充分的基础探讨和高水准的修复技术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第三，1992年日本缔结《世界遗产条约》、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世界遗产保护等实践、桥本龙太郎“伦敦演讲”等一系列政策宣示又为日本积极推进在亚太地区的文化遗产保护合作提供了制度性和机制性保障a。1999年8月1日还在奈良建立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文化中心文化遗产保护合作事务所”（ACCU奈良事务所）。这一事务所由日本文化厅与奈良县、奈良市共同合作，成为日本推进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据点b。
根据对1990年―2017年17年间日本文化遗产国际合作项目的统计，亚洲地区始终是其最主要的对象，而从国别来看，越南、中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又分别排名前5位[4]。一方面，东亚各国与日本基本同属一个文化圈，在地理、历史、文化等方面关系紧密。另一方面，亚洲地区的文化遗产与日本自身的文化和宗教等联系密切，以亚洲为中心推进文化遗产的国际合作，关于加深对日本自身历史和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再次，以吴哥古迹保护修复为代表，日本在文化遗产的调查探讨和保存修复等领域积极推进国际合作，日语论文，有助于构筑日本与他国的信赖联系，奠定和平外交的基础，增强日本文化在国际上的作用力和存在感。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官民并举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提升了地区话语权乃至领导力[5]。
吴哥古迹是柬埔寨传统文化的瑰宝，也是其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国旗正中即为吴哥窟。由于柬埔寨常年饱受战乱和国内政治动荡，关于吴哥古迹的保护和修缮已经超越了单纯的文化和历史意义，以此建立文化认同被认为是柬埔寨迈向民族和解的重要一步，关于重获新生的柬埔寨回归国际社会、参与区域合作也具有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从80年代末开始，促进柬埔寨和平进程就成为日本大国外交和区域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充当中间人积极外交促和，到派驻自卫队，再到提供各种形式的援助，促进柬埔寨的和解和重建成为90年代之后日本区域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实践[6]。
日本在战后涉足东南亚问题时长期采取“政经分离”的准则，将关注的重点投向经贸投资和社会文化等领域，而关于政治和安全议题退避三舍[7]。但文化遗产又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关于吴哥古迹保存修复的国际合作是古迹（文化）、村落（人类）、森林（自然）三位一体的，需要构筑“消除国境的信赖联系”，因此这一合作进程的意义和价值是多重的[8]。
功能性合作和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关于维护和促进各国之间积极的国民认知具有重要影响。吴哥古迹保护修复等案例，使柬埔寨等国获得了某种地区一体化的“实感”和日本外交的“善意”。近几年，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认同感和亲近感显著提升与这些领域的功能性合作是分不开的。日本的上述理念和实践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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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李 颖 ]
Regional Functional Cooperation and Japan’s Cultural Diplomacy： A Case Study of the Preservation of Angkor
HE Ping
（Fudan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hanghai， 201733， China）
Abstract： The preservation of Angkor is an important case in Japan’s functional cooperation in East Asia. From the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public goods， this case is a vivid example of the “weighted sum” in terms of aggregation technology， which shows three characteristics in practice： to strengthen Cambodia’s self-capability through knowledge transfer and technical exchanges； to regionally externalize Japan’s domestic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echnology， know-how， institutions and apparatus， and to pursue a “synergistic effect” among multiple actors. Therefore， the conservation of Angkor becomes a successful model of combining Japan’s postwar cultural diplomacy with its regional cooperation strategy， which has been playing a positive role for Japan to improve its international image， enhance regional influence， and promote its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Cambodia.
Key words： Angkor； cultural diplomacy； functional cooperation； cultural heritage； regional public good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