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沦陷始，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在这场以男性为主角的战争中，女性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在传统的观念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被定位为男性的依附品。即使是作为殖民者，虽然他们没有直接参与战争和殖民统治，日语论文，但是他们以一等国民的身份享受优渥的生活的同时就已经被拖入深不可测的被害者的深渊。这种“被害”在日本战败后和返迁回国的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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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女性 母亲 战败 返迁
在当前的战争文学著作集中，虽然我们看到了不少女性作家的著作，但是专门地以“女性的战争文学体验”为题进行分类的著作集很少。然而在侵华战争中，在“满洲”聚集着不少女性作家，她们大多有着丰富的伪满洲国生活原体验及殖民体验。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牛岛春子、藤原定、宫尾登美子等。她们将自己的“满洲”体验、战败体验、返迁体验以其纤细的笔触写在文学著作中，是我们探讨、分辨那段异态时空精神世界真相的宝贵资料。然而这些著作在国内却极其罕见，导致该领域的探讨留下了大片空白。
随着战后，日本国内对该领域的关注，在1970年大日本妇人会上，却将这些女性定位为既是加害者又是被害者。由此女性与战争，与殖民地的联系重新得到了审视，探讨日本女作家满洲体验著作形成了热潮。为此，集英社在2017年1月刊行的《战争文学全集》中，首次收集“以女性作家执笔或以描写女性为主题”的著作，并以《女性们的战争》为题发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同年7月，集英社出版了著作集《各不相同的8・15》。该著作集以“战时”和“战后”的转换点1945年8月15日为中心，讲述了日本天皇发布“玉音放送”，宣告日本战败后，不同的地域的不同的人对该事件的感触。
本论文选取《各不相同的8・15》中牛岛春子的《一次旅行》和《女性们的战争》中藤原定的《襁褓》作为探讨对象。在这两部著作中两位主人公在没有丈夫作为衡量基准的前提下，都首先选择自己作为“母亲”的角色，书写了一曲母亲的苦难悲歌。本论文通过文本略论和比较文学的相关理论，略论两部著作中的“母亲”形象，并通过两部著作的比较，深入剖析日本战败后日本人之间扭曲的同胞情谊，揭露殖民战争给殖民地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也对人性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
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是同胞之间已经扭曲、变态的情谊。《一次旅行》中，“我”在火车站终于凑够了五个一起去新京的同伴，然而仅仅由一张火车票而关系在一起的同伴联系注定单薄如纸，并注定不能成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在日本战败后，从“一等国民”到“弃民”这种急转直下的身份转变，让日本人始料不及。就这样在异乡，再也没有一个空间可以任由日本人构建属于自己的社会，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也随着战败烟消云散了。作者在文章中这样写道：
“和刚才一样，我和那个穿着寒酸但是安静的同伴像是完全忘记了刚才发生的事情一样，我们并排地坐着谁也没有说话。就像我看着那个可怜的女同伴跟随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下车时，我默默地目送她；就像我身边的同伴刚才被士兵粗暴地揪到火车通道时，我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冷漠态度一样，面对我想法设法逃票的窘境，同伴也默不作声。”（《各不相同的8・15》之《一次旅行》P221）
从上面的文本略论，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人之间之所以变得人情冷淡就是因为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从奉天到新京，列车已经整整行走了二十四小时，“我”开始回忆以前乘坐特快“亚细亚”号从奉天到新京只需要八个小时就足够了。继而“我”又感叹，“亚细亚号”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梦，再也不能重现的梦罢了。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牛岛春子深深体会到作为殖民者来到满洲再逃亡回国的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虚无缥缈的梦，这场梦注定有破碎的一天。
《襁褓》中当“我”晾在外面的尿布被人偷走后，经过复杂的“偷”与“不偷”的思想斗争，母亲的本性战胜了一切，为了救/子的命，“我”还是选择了偷尿布。不幸的是这被一个小个子的中年妇女告发，当“我”被大家误认为是偷尿布的贼时，我再一次被置于众人严厉的目光下，拼命地想要解释自己的两难处境。
“请原谅我吧。但是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有三个孩子呢。最小的孩子一直在拉肚子。我仅有的四块尿布也是在这里被偷走了。我一块可以当尿布的布头都没有了，连针也没有了。请看看我破烂的衬衫吧，我连这衣服后面的破洞都不能补上。现在我仅有的四块尿布也被偷了，这等于要了/子的命啊。我知道偷别人的东西不好，但是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啊。夫人，求您了，就把这尿布给我吧。上岸之后我一定重谢您。即使夫人拒绝我，我也不会放手。不管怎样我都求您把尿布让给我吧。”（《女性们的战争》之《襁褓》P207）
最后这位温柔的夫人将尿布让给了“我”这个可怜的母亲，此前的“我”一直都是孤立无援的，没有同胞对“我”这样一个脏兮兮并拖着三个拖油瓶的女人表示同情，这是整部著作中唯一一个对 “我”施以援手的日本同胞。从“我”的自述中我们不难推测出，悲惨的返迁体验已经让“我”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尊严，为了争取权利，“我”不惜像个泼妇一样对着船长大吵大闹；为了给/子弄到救命的尿布，“我”不惜去偷窃；然而“我”努力坚守着最后的底线，然而当“我”听到有人小声议论“这个女人是不是疯了，你看她多脏啊，穿的衬衫后面还破了一个大窟窿”时，我还是伤心绝望地留下了眼泪。所以在“我”得到了能够救/子生命的六块尿布后虽然心中充满了欢喜，却坐在被烈日灼热的甲板上痛哭了起来，也许这对“我”而言是一种积蓄已久的情绪发泄，是对返迁以来经历的所有委屈、苦难的一种发泄。
无独有偶，两部著作中都将小孩子的哭声作为整部著作的一个小高潮。接下来我想对两部著作中这一类似的情节进行略论。
当时，整个车厢中都很安静，“我”十一个月大的儿子整三突然大哭起来，这哭声关于在拥挤的车厢中忍受着肮脏、疲劳的乘客们来说，就是像被针刺痛了神经一样尖锐。而“我”虽然知道整三湿透的尿布让他非常不舒服却别无他法，因为在上车之前，装着整三尿布和食物的包裹被另外一个人抢走了，正在我非常害怕周围的人对我严加苛责甚至赶我下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下的一幕： “就在那时，从前面，大概是从过道的方向，有一个什么东西画出一个弧线落在了我的膝盖上。这是用面粉做成的圆圆扁扁的烧饼。我惊讶地抬起了头，这时又从另外一个方向扔来了一个馒头。接下来嘭嘭嘭地，像是打赏钱一样，烧饼和馒头不断地落在我的周围。我一边捡起这些东西一边朝着扔来这些东西的方向寻找给我食物的恩人，但是我找不到。他们似乎都对我不理不睬，就好像完全不把我放在心上一样，都一副佯装不知的表情。我只好巡视着周围，用大家都能听到的声音表达着我的感谢：‘谢谢，谢谢！’”（《各不相同的8・15》之《一次旅行》）
“正彦和/子浑身都长满了脓包。穿越了三八线之后，孩子大多都被这种病所困扰。这是营养失调的一个症状。这些生出来的脓包上面又结了痂。每到晚上就奇痒难忍。孩子们无意识地蹭一下痒痒，那些结了痂的脓包和草席起了摩擦之后，血痂便被蹭掉了。这时孩子难免‘啊！’地大哭起来……我把孩子抱在怀里，日语论文，把孩子的头抱在胸前，尽量不让孩子出声，孩子好不容易迷迷糊糊睡着了，但是化脓的伤口溢出的分泌物和草席子粘在了一起，每当孩子翻身时，和席子粘在一起伤口不得不再次被撕裂，所以孩子的哭声比之前更加惨烈。”
而此时，同在一个船舱里的日本同胞却毫无同情之心，叫嚣着“吵死了，能不能别让孩子哭，把你孩子的嘴给缝上！吵死了！”（《女性们的战争》之《襁褓》）
在此，我们可以将故事发生的火车与移民船看作是一个混杂了各种各样的人群的迷你的社会。从上述的两段文本略论中，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待带着三个孩子的“母亲”时是截然不同的态度。在《一次旅行》中“我”逃票的时候，检票的士兵也并未对“我”施加暴力；火车上的人并没有对孩子的哭声大声呵斥，而是给“我”这个苦难的母亲投以食物；我想这就是中华民族以德报怨的美德。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襁褓》中日本同胞对“我”的严加苛责，恶语相向，随意剥夺“我”阅读的权利，甚至克扣“我”应得的难民救济粮。
我们也许会责难那些冷漠的人为什么不能对苦难的母亲宽容一些，为什么不能忍耐一些，但是当深究为什么母亲要承担更多的苦难时，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才是真正给这些母亲造成深重伤害的罪魁祸首。如果没有侵略战争，如果没有侵蚀他人家园而采取的百万日本移民计划，这些无辜的母亲将会在自己的家中和丈夫孩子过幸福的生活。正是侵略战争对人身心的极大摧残使得同胞情谊被扭曲，使得同胞之间变得麻木不仁。也正是侵略战争使得无数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家庭支离破碎，使得母亲在战争的年代遭受了更大的苦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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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川村/？成田/一.非//者にとってのアジア太平洋/争.2017.集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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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川村/.「/州文学」から「/後文学」牛/春子氏インタビュ/
[6]刘春英.牛岛春子与“满洲”[M].2017.外国问题探讨
[7]多田茂治『牛/春子の昭和史/州・重い/』弦/房.2017年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东北都市空间与日本作家殖民体验的文学书写”（13BWW020），辽宁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东北亚地区比较文化探讨”（WT2017009）。
（作者介绍：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探讨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