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这一重要国际现象深刻地改变了国家间竞争态势、国际格局及全球秩序。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缓慢，发达国家经济依然未能摆脱“滞胀”的困扰，加之石油危机的冲击等因素，地区主义探讨渐入低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全球化的作用，地区主义在沉寂十多年后又得以复兴，特别是快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明显有别于欧洲一体化的特点，难以用旧的地区主义理论对该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称之为“新地区主义”。
2017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明确提出了“东亚共同... 引言：
地区主义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最重要的国际现象之一，日语论文网站，这一重要国际现象深刻地改变了国家间竞争态势、国际格局及全球秩序。20世纪70年代，欧洲一体化进程缓慢，发达国家经济依然未能摆脱“滞胀”的困扰，加之石油危机的冲击等因素，地区主义探讨渐入低潮。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受全球化的作用，地区主义在沉寂十多年后又得以复兴，特别是快速发展的东亚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表现出明显有别于欧洲一体化的特点，难以用旧的地区主义理论对该现象做出合理的解释，学者们称之为“新地区主义”。
2017年1月，小泉纯一郎首相在访问新加坡期间，明确提出了“东亚共同体”构想，这是日本政府首次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此后日本的安倍晋三、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等多位首相在就职演说或施政演讲中都多次提及“东亚共同体”构想。2017年，日本成立了集产官学于一体的“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由原首相中曾根康弘担任会长，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伊藤宪一任议长，“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是当前日本国内对于东亚共同体探讨的最为权威的机构，其探讨成果丰硕，在“10/3”范围内无出其右者。
本文以全球化浪潮为大背景，以新地区主义为视角，以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为探讨对象，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地区主义的发展。作者认为，地区主义的发展经历了初始发展、高速发展、艰难发展和新发展四个阶段，地区主义首先是一种理念，是地区内各行为体(主要指国家行为体)加强合作的意向，其次，地区主义必须与某种形式的机制相关系，最后，地区内各行为体的共同行为取向的形成。而8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地区主义运动是国家应对全球化的一种积极策略，新地区主义以行为体共同利益至上、行为体共同问题优先和行为体共同目标至上为核心价值，秉承开放性准则，目标具有多层次性，而且行为主体与组织形式也趋于多元化或多样化。新地区主义在东亚的发展经历了萌芽和实践两个时期，呈现出明显的松散性特点、开放性特点和不干预主权特点。
第二部分，新地区主义与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在历史上，日本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区域合作构想，如“华夷变态”体系、“大东亚共荣圈”、“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等，鉴于本文探讨的新地区主义是80年代以来的国际现象，所以日本的上述国际构想有的不能界定为新地区主义现象，有的只是日本在经济实力不断增强的基础上力图单方主导地区合作的尝试。自小泉纯一郎首相正式提出“东亚共同体”构想以来，日本政界也提出了多种策略构想，如麻生太郎的“构筑自由与繁荣之弧”、安倍晋三的“价值观外交”、福田康夫的“新福田主义”等，以“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为代表的日本学界对于“东亚共同体”构想的探讨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纵观日本政界、学界的实践、探讨，作者认为，经济领域的合作是东亚共同体的原动力，日本如此迫不及待地担当东亚一体化的急先锋正是为了保持自身的经济优势和作用力，并且希望通过外溢机制赢得地区合作的话语权。日本学界认为东亚共同体是一个开放性的共同体，而不是排他性的，但日本政界却主张日、美、澳、印等具有共通价值观的国家要结成坚固的联盟，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地理范围还没有明确的界定。日本学界认为“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建构基础是经济，经济合作是“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基础和动力，“东亚共同体评议会”(CEAC)所提出的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具体战略也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如通过扩大贸易投资增进相互依存、通过提高日元利用率强化日本的金融中心地位等。
第三部分，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实现前景略论。作者借用苏珊·斯特兰奇(Susan Strange)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结构略论法对日本“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实现前景进行略论，在东亚地区生产结构方面，东亚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摆脱以“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为代表的产业梯次转移模式，演化成以水平分工为主导的“双金字塔型模式”，中日这两个拥有“齐全型产业结构”的“金字塔”之间将是既竞争又合作的联系；在东亚地区金融结构方面，鉴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和2017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日本积极推动金融合作，强化自身东亚金融中心地位，同时也面临种种困境，如东亚金融合作的有效性遭受质疑、地区金融监督机制不完善、各国汇率制度不统一等问题；在东亚地区知识结构方面，日本文明和中华文明同属于东亚文明，在东亚文化合作中，日本的身份认同一直游离于“西方国家”与“亚洲国家”之间，持有强烈的欧美志向，在身份认同上仍是一个“另类”，而且日本经常推出形形色色的价值观外交手段，这与新地区主义的多样性准则背道而驰；在东亚地区安全结构方面，日本学界仍然强调共通价值，尚未跳出旧地区主义的藩篱，而且，中国的和平崛起、中日钓鱼岛问题、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朝鲜问题，都为东亚安全合作增加了不确定性因素，“安全困境”或“安全两难”这个古老的国际政治博弈范式在东亚体现得尤为明显，加之，自二战后日本主要由美国提供军事安全保护，所以，日本在东亚安全结构中将会处于最底层的“结点”。
第四部分，“东亚共同体”构想框架内的中日联系。作者结合中日学界对于东亚一体化的探讨成果，从中、日两个角度，展现彼此印象中对方的动向。在日本的印象中，中国人的观念中依然潜在着华夷秩序观，尊崇天下国家观，将本国置于比他国更优越的位置上，中国所设想的未来国际新秩序就是由北美自由贸易区、欧盟、东亚共同体三者构成的“三圆中心型国际新秩序”。在中国的印象中，日本自战后以来向来注重东西方协调，挟美抑华，日本的“东亚共同体”构想实际是日本试图以经济合作为先导，平抑中国崛起，维护自身利益和话语权、谋求东亚合作主导权的一种策略，但由于日美同盟的限制、日本国内政坛的频繁更替、日本传统上欠缺国家战略等因素的作用，日本学界的探讨成果难以在短时间内进入外交政策层面。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