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在“和平宪法”及美国军事的庇护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20世纪70、80年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冷战结束后，日本继“国际国家”后提出了成为“普通国家”，并积极推进“普通国家化”，欲获得合法出兵海外的权利。在“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中，日本实现“普通国家”战败国、敌国身份转变的关键是与被加害国朝鲜彻底清算历史，并实现和解。因此，日朝联系正常化在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冷战后日本“普通国家化... 引言： 二战结束后，在“和平宪法”及美国军事的庇护下，日本经济得以迅速恢复。20世纪70、80年代，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的地位。随着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成为与其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欲望也逐渐膨胀起来。冷战结束后，日本继“国际国家”后提出了成为“普通国家”，并积极推进“普通国家化”，欲获得合法出兵海外的权利。在“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中，日本实现“普通国家”战败国、敌国身份转变的关键是与被加害国朝鲜彻底清算历史，并实现和解。因此，日朝联系正常化在日本“普通国家化”的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但是，从冷战后日本“普通国家化”的战略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出，所谓的来自朝鲜的安全威胁是日本论证推进“普通国家化”正当性和必要性的论据。日本不断加速推进的“普通国家化”使日本陷入困境后，日本政府又利用“绑架问题”与朝鲜互动，以此来缓解“普通国家化”面临的困境。这些因素导致了日朝联系有缓和有恶化的发展特点。但是，日本对朝鲜联系的缓和改变不了日本利用其为“普通国家化”服务的实质。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