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试图略论后冷战时代日本对华经援制裁决策的历史,并总结出能够解释日本对东亚国家经援制裁的条件性理论,最后阐释该理论关于中国决策者制定对日政策的政策意义,从而达到国际联系探讨中的历史、理论和政策的统一。
从1979年开始,政府开发援助就成为日本作用中国的一项重要外交工具。就ODA的应用手法而言,日本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对中国实施“经援制裁”。在1989年天安门政治风波、1995年地下核试验之后以及2017年海洋舰船事件之后,日本冻结了当年全部或者部分的对华ODA,直到中国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后,日本才重启相关部分ODA。是什么... 引言：
作者试图略论后冷战时代日本对华经援制裁决策的历史,并总结出能够解释日本对东亚国家经援制裁的条件性理论,最后阐释该理论关于中国决策者制定对日政策的政策意义,从而达到国际联系探讨中的历史、理论和政策的统一。
从1979年开始,政府开发援助就成为日本作用中国的一项重要外交工具。就ODA的应用手法而言,日本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对中国实施“经援制裁”。在1989年天安门政治风波、1995年地下核试验之后以及2017年海洋舰船事件之后,日本冻结了当年全部或者部分的对华ODA,直到中国行为发生相应变化后,日本才重启相关部分ODA。是什么因素导致日本对华实施经援制裁?
借鉴外交决策略论的略论视角法和层次略论法,本文将作用日本对外经援制裁的因素归为被动决策视角、理性行为体视角和官僚政治视角三种类型。以此为基础,我们概括出既有理论的假设,同时据此得出对于经援制裁的推论。但是本文的经验探讨发现,传统经援制裁理论的推论并不完全准确。首先,在总推论中,传统理论认为美国压力是日本经济制裁的充分必要条件,但是经验探讨发现美国压力并非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必要条件。尽管1995年中国地下试验以及2017年海洋舰船事件之后美国没有对日施加压力,但是日本依然在当年对华实施了经援制裁。其次,在分推论中,第一,传统理论认为美国压力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充分条件,这得到了经验发现的支持,在1989年的天安门政治案例中,美国压力导致了日本经援制裁,而在海洋舰船和核试验案例中,美国则没有对日本施压；第二,基于日本行为体是商业理性的假设,传统理论认为因此理性计算不是经援制裁的充分条件,这得不到经验发现的支持,在1995年核试验案例中,在无核世界目标以及对中国安全忧虑的驱动下,同时辅之以国内政治压力,日本最终克服商业利益等考虑,对华实施了一次以无偿援助为内容的经援制裁；第三,基于日本决策机制是“瘫痪政治”的假设,传统理论认为,国内政治斗争不是经援制裁的充分条件,这得不到经验发现的支持,2017年海洋舰船案例中,日本自民党等政治力量成功压倒外务省官僚,日本对中国实施一次以特殊日元贷款为内容的经援制裁。
在修订传统理论前提的基础上,我们提出新的对于日本对亚洲国家的经援制裁理论。首先,我们修订假设。在被动决策视角下,维持传统理论的日美基轴假设,美国施压依然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充分条件；在理性行为体视角下,将传统理论的“商业理性”假设调整为条件性“多元目标”假设；在官僚政治视角下,将传统理论的“瘫痪政治”假设调整为条件性“能动政治”假设。其次,我们重新设定三个条件性命题。第一,在民主人权政策领域,美国压力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充分必要条件。第二,在核不扩散政策领域,理性计算以及国内斗争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充分条件。由于我们无法排除美国压力影响的可能性,我们不能称日本自身的要素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必要条件。第三,在海洋权益领域,日本自身的理性计算以及国内政治斗争是日本的经援制裁的充分条件。由于我们无法排除美国压力影响的可能性,我们不能称日本自身的要素是日本经援制裁的必要条件。
政策上,本文认为,中国是日本道路选择的重要外部环境,由于目前日本国家战略尚未定型,中国采取何种举措将对日本将来国家战略的走向产生重大作用。民主人权和核不扩散等价值规范领域,中国应该在不作用国内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积极接收国际规范。而在涉及海洋权益和核不扩散等传统安全政策领域,中国应该加强中日两国沟通,增加政策透明度,减少日本对华威胁感知；同时加强合作,实现双赢。 参考文献： ，日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