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详细的略论了战后日本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风险分担、信息生产和企业治理方面的演变情况，着重挖掘其功能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适。 第四章略论对日本金融体系中政府、银行和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特点和演变，发现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政府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资金，从而控制了资源配置。金融自由化以后，民间金融机构开始主导资源配置，由于客户流失而出现了扩大贷款对象的行为。在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之后，民间金融机构又开始紧缩信贷，资源配置功能失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银行采取了零利率政策，这使得金... 引言： 本文详细的略论了战后日本金融体系在资源配置、风险分担、信息生产和企业治理方面的演变情况，着重挖掘其功能上存在的缺陷以及改革过程中出现的不适。 第四章略论对日本金融体系中政府、银行和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特点和演变，发现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政府金融机构控制了大部分的资金，从而控制了资源配置。金融自由化以后，民间金融机构开始主导资源配置，由于客户流失而出现了扩大贷款对象的行为。在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之后，民间金融机构又开始紧缩信贷，资源配置功能失效。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银行采取了零利率政策，这使得金融市场的价格信号混乱，银行资金配置功能也非常紊乱。证券市场的规模虽然一度得到畸形膨胀，但随后的金融危机使得金融出现空心化，在经济总量中的配置资源相对有限。早期的政府主导的倾斜资源配置使得经济出现结构问题，尤其是产业升级的问题造成了后来公司盈利能力不足，进而出现不良资产问题。金融自由化后，民间金融机构在新环境中行为不当，资源配置功能紊乱使得不良资产问题难以解决。 第五章略论日本金融体系中风险分担功能的演变。经济快速发展时期，“护送船队”和“主银行制”造成的两层风险集中的体系将整个经济体系的风险高度集中于政府。两层风险集中体系是风险爆发的潜在原因之一，20世纪80年代，银行和公司在保护之下，道德风险使得“超贷”与“超借”非常普遍。相对的资金软约束使得过度投资和金融投机成为可能，从而产生了财务危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目的是打破政府保护，并消除主银行制的不良作用。但是严重的金融危机使得政府和主银行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原有的做法，使得道德风险仍然存在，大量新的不良资产也由此产生。随着不良资产问题的好转，政府和银行都加速改变其原有的做法，两层风险集中器体系被打破，银行和公司将承担自身经济行为的责任。这将有利于不良资产问题的进一步解决。证券市场的规模、证券种类以及投资者参与都限制了市场分散风险的能力，但是自由化改革正在促使证券市场承担更多的风险。 第六章略论日本政府、银行和市场的信息生产的变化。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大藏省代表政府在金融监管中起着核心影响，通过“限制型支付体系"进行事前监管，以保证金融体系的安全。这种体系金融行政相当不透明，信息生产落后。而银行对公司的信贷审查也在政府主导和资金紧缺的环境中，形成了以主银行联系获取信息的方式。金融自由化开始推行以后，原有的事前监管体系被破坏，形成以避免金融机构破产为目的的“事后监管体系”。这种体系下，日语论文，大藏省对机构的救助方式仍然处于灰色状态。而银企联系则在这一时期发生变化，银行为了盈利，放松贷款审查，使得银行的信息生产功能受阻。在经济泡沫破灭之后，不良资产问题日益严重，金融机构相继破产。政府开始推行改革，采取了更为市场化的监管方式，使得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更为透明。银行等机构也因为不良资产问题的约束，开始加强信贷审查的力度，不过却矫枉过正，出现了信贷紧缩的现象，使得银行发现优质项目的功能受到损害。金融大改革以来，日本金融体系向美国式的市场化体系加速转变。政府监管进一步透明化，银行也在政府和股东的双重约束之下改善在信贷市场上的信息生产，筛选优质项目。由于证券市场规模有限，其在经济中的信息生产功能有限。 第七章略论日本公司和银行的治理结构变化。主银行相机治理为日本公司的迅速成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然而在金融自由化开始以后，主银行制也慢慢的解体，主银行治理机制也随之而去。日本公司在这个时期的治理几乎处于真空状态，日本公司和银行都面临资金软约束，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产生大量不良资产的原因。在进入经济萧条以后，日本公司仍然缺乏有效的约束和激励，管理层缺乏改善公司经营的动力，设备投资迟缓，公司人员冗余，盈利能力不足。而银行开始受到破产威胁，急需改善其治理，从而提高盈利能力。这种状况下，虽然银行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改善，但由于公司依然缺乏有效的治理机制，公司的经营困境使得银行仍然深陷不良资产的泥潭。 参考文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