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以秘密战线方式运作的政治斗争，正是这一特点，致使事变中的事件、人物乃至史料和回忆都显得非同寻常地扑朔迷离。而叶剑英对“苦迭挞”的回忆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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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苦迭挞”回忆
人民日报记者纪希晨在当年采访叶剑英后发表了一份报告我听叶剑英谈西安事变中的张学良。文章说，据叶剑英回忆，1936年12月上旬某日，“半夜，张学良突然走进我的屋里，告诉我说，蒋介石到达临潼,不听我多次苦谏，你说怎么办？我想了一下，反问他说，你说怎么办？张学良果断地连声说，苦迭挞(法语政变的音译)，苦迭挞！”叶剑英当即把这一重要信息报告给了党中央。
叶剑英当年的警卫员范希贤在2007年5月10日的纪念叶剑英诞辰110周年学术研究会上发言时，反复强调说：“其实,在西安事变前，叶帅已知道张学良会发动兵谏,并及时把信息向中央汇报。”
范硕也曾在叶剑英探讨上撰文，说在广州的南湖宾馆先后访问过叶剑英3次,时间分别是1981年1月13日上午、1982年3月16日、1982年9月2日。其中首次访问有5人在场，叶剑英承认在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已经提前向他透露了消息：
有天晚上，半夜，法语论文，张学良要我到他家里去。我到了张学良家里。他说：“叶先生，现在有个紧急事情要和你商量一下。蒋介石到了洛阳,明天要到西安来。”
我问：“他的任务是什么？”
他说：“哎呀,你还不清楚？要向你们进攻。”
还说：“考虑了好久，有个好办法，他来了，苦迭打，一一抓起来。”
我自己有电台,马上打电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晚上回电要我立刻回延安(应为保安——范注)，还要我向张学良借点钱。
范硕还说，“叶帅几次跟我们说都是在张学良公馆。张是派孙铭九请去的。我访问过孙,他回忆的时间(‘半夜’)地点与叶帅谈的相同。”
关于叶剑英的上述回忆，叶剑英传1995年第1版第11次印本，第230页的注释也已经标出。
这些资料表明，叶剑英确实回忆了西安事变前，自己在西安的张公馆听到了张学良用法语讲的“苦迭挞”。
张学良会不会法语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中进行机密会谈时有个习惯，就是使用英语对话。对此，不少文章都有记述，如杨虎城的后辈杨瀚在所著杨虎城大传中说：“12日捉到蒋之后，张学良频频同老蒋单独会面，宋美龄、宋子文住在张学良家中；杨虎城在场时张学良同宋家兄妹用英语交谈，杨虎城非常尴尬。”张学良显然不愿让在场的杨虎城了解相关的谈话内容。
范克明在张学良传中说张学良“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据说西安事变时，他与宋美龄、端纳谈话时，就常常讲英语；后来在幽禁中，他还订了英文的字林西报。”
张学良的私人飞行员、美国人路易·雷纳德，在纽约双日出版企业1942年出版的英文版回忆录我为中国飞行中说，张学良在与红军的交往中，为了防人耳目，总是在密室里直接用英语向他单独下达秘密飞行任务。
但对张学良使用法语的回忆或记载却极为罕见。查张学良的早年历史似乎他不懂法语。中国空军著名抗日英雄高铭久——后改名高志航——的大女儿高丽良女士回忆，高铭久16岁那年中学毕业，进入沈阳炮兵学校学习。一年后，传出张学良准备创办空军的消息，高铭久前去报名，但由于身材矮小，岁数又不足18岁，所以被拒绝。他回到宿舍后，用流利的法语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报国抗日的请愿信。少帅看不懂，就请来沈阳城里中法中学的法语老师。那位老师不仅帮少帅读信，还表示“这是我们学校最优秀的学生写的信。”于是，张学良欣然批准高铭久参加空军。想来，张学良学法语应该是在1933年4月11日至1934年1月8日的旅欧期间。他有扎实的英语基础、充裕的时间与陪同的翻译，掌握基本的法语会话应该在情理之中。范克明在张学良传中说张学良“有较好的外语基础，尤长于英语”，显然已经指出了张学良并非只懂英语。因此，张学良掌握基本法语是可以肯定的。
叶剑英会不会法语
12月上旬某天的半夜，张学良竟然用法语与叶剑英对话，那么叶剑英是否懂法语？查叶剑英年谱的记载：叶剑英的父亲“叶钻祥十九岁时，与梅县松口镇梅教乡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陈秀云结婚，婚后共生育八个子女，叶宜伟（剑英）排行第二。”可见叶家不是富豪，不可能让叶剑英从小学习法语。1914年，17岁的叶剑英在梅县东山中学就学时被选为学生自治会会长，“逐步建立起国文、英文、数学、理化、科学、社会等探讨社。”1917年春，21岁的叶剑英“经人推荐，在马来亚怡堡的一所小学任中文教员。”同年夏，“进入云南讲武学校，成为该校第十二期学生。”当年的马来亚是英属殖民地，又只当了短短数月的小学中文教师，叶剑英也不可能学习法语。此后，叶剑英就开始了军旅生涯，与法语更不相关。在迄今为止所有相关史料的记载中，也未见叶剑英会法语的片言只语。因此，叶剑英不懂法语是基本可以肯定的。
张学良为何对叶剑英讲法语？
既然叶剑英不懂法语，张学良为什么会对其讲法语？这个问题耐人寻味，应该从那次会谈的机密与级别两方面来进行研讨，才能正确理解张学良在会谈中讲法语的原因。
先看机密。叶剑英所回忆的那晚绝不是张学良单纯向叶剑英透露即将“苦迭打”的情报，法语毕业论文，而应该是西安事变前西安与保安之间最为机密的会谈，因为张学良要在最后摊牌前协调行动。为了绝对保密，张学良必定会按照其一贯的谨慎方式，使用当时绝大多数人都不懂的法语，以确保唯有与张学良的主要对话者，而不是会谈的参与者，才能理解张学良的真实意图，就像他与宋氏兄妹会谈时一样。如此一来，保密的范围就局限于主要对话者。但是叶剑英不懂法语，张学良显然绝不会对叶剑英讲法语，就像绝不会对杨虎城讲英语的道理一样。换句话说，那晚的叶剑英其实不是张学良的主要对话者。因此结论应该非常简单，当时一定有位懂法语的主角在场。
那么当时红军中最有可能在场的懂法语人士又是谁呢？只有周恩来最为匹配。据中央档案馆丛刊（后更名党的文献）1987年第1期周恩来归国鉴定一文记载：1924年7月，周恩来回国时带回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团中央的一份报告，对周恩来的语言能力做了评价：“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其实，这份报告对周恩来的法语能力是大有保留的。
1941年4月，美国作家海明威夫妇访华，在重庆会见了中共驻重庆代表周恩来。海明威夫妇与周恩来之间的交谈没有使用英语，而是由王炳南的德籍妻子担任翻译，通过法语进行。据说海明威选择欧美上流贵族在交际场合使用的语言来表示对周恩来的尊重，更让海明威惊奇的是周恩来竟然不用翻译就能听懂法语。
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在周恩来晚年常有机会与周恩来见面，而每次面见西哈努克都使用法语。西哈努克在他的回忆录中对周恩来的法语水平有这样的评价：周恩来有一位很出色的法语翻译，其口语相当流畅标准，但她在传达总理的连珠妙语时，偶尔也会出现一两处小错。智慧超人的周恩来出于谦虚，同我交谈时没有使用法语，可是他明察秋毫，总是尽可能礼貌地指出和纠正翻译的失误，让她重作确切的表述。
毫无疑问，周恩来驾御法语的高超能力是在旅欧期间掌握的。因此，张学良以法语与周恩来沟通不仅可行，而且还绝对保密。
再看级别。无论是按照常理、逻辑还是常识、传统，如此关键的重要会谈属于最高等级，双方参与者的身份必须相当，而且必须能够担当。理由有四：其一，1936年4月9日，红军与东北军决定达成秘密谅解，双方在肤施（延安）的会谈者就是周恩来与张学良；次年5月12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再次在肤施秘密会谈，进一步协调双方的行动。这样密级与重要性都较低的会谈张学良都要求周恩来出场以求安全、对等与有效，在决定吐露“苦迭打”的最机密会谈，岂能一改以往惯例，选择低级别、根本无法拍板的叶剑英作为会谈对象？其二，按照当时已经达成的共识，实力最强的张学良即将出任“三位一体”的第一把手，他岂能像请示一样，先向只能负责转达的叶剑英和盘托出内心的最大机密，再让后者赶回保安汇报？换句话说，张学良绝对不可能在没有对方明确承诺时就单方面亮出自己的底牌，托叶剑英转达事关自己与东北军身价性命的“苦迭打”计划。其三，“苦迭打”计划的成功与否与红军生死攸关，保安方面岂能根据转达过来而非当面确认的二手情报而贸然下决心做决策？其四，叶剑英当时的身份根本不足以也无权单独与张学良进行最高等级的机密会谈，更不可能是张学良“苦迭打”计划的首位聆听者。因此，叶剑英必定是当时最高级会谈的参与者，但绝非主谈者。
通过机密与级别两方面的研讨，已经不难确认以下两点：12月上旬张学良的“苦迭打”计划绝不是通过转达而必定是通过双方主要领导人在张公馆当面会谈沟通的；张学良用法语会谈的对象绝不是叶剑英而必定是留着长须的周恩来。10天后在张公馆猛然见到剃去长须的周恩来时，张学良当着众人面本能地出现惊讶的反应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样，周恩来必须剪去长须改变面貌后再在张公馆公开亮相也就不足为怪了。
周恩来12月上旬行踪考
当时西安与保安之间的交通，其实并不像许多学者所误解的那样艰难和费时。恰恰相反，由波音飞机加越野轿车组成的一条秘密交通线，使得往返两地既安全隐蔽又方便快捷。1936年12月上旬，叶剑英陪同王稼祥赴西安治病已经是个不容置疑的具体事实，叶剑英传是这样说的：“会议没有开完，毛泽东决定让叶剑英马上返回西安，并嘱咐他把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带去，通过张学良的关系，送王到新疆转赴苏联治病。”当时王稼祥伤病严重，加上安全因素，乘飞机到西安就成为唯一的选择。
王稼祥年谱说王稼祥于12月初赴西安。据当时任中革军委通讯联络局政委伍云甫的日记记载：“十二月三日，晴。前、后方二局全体人员会餐，领导讲话，谒毛、周、张、叶等首长，谈二、三局组织问题。”在三军会师后，伍云甫奉周恩来之命负责中革军委的通讯局与红军总司令部的通讯局合并重组工作，因此有许多重要的人事安排需要随时请示周恩来与叶剑英。可见12月3日周恩来与叶剑英都在保安。根据这一事实，叶剑英陪同王稼祥赴西安应该是12月4日，因为中共中央在12月4日晚间电告共产国际：“此间军委及毛决请王稼祥同志为正式代表常驻你处并兼医伤”，“王已赴西安张处。”电报中的“已赴”如果考虑飞机与王稼祥伤病及寥寥数名护送人员等因素，显然是指“到达”而非“上路”之意。此外，王稼祥年谱这份节选引用的电报显然有意隐去了陪同前往的叶剑英的名字，因为另一份类似的电报可以佐证叶剑英是与王稼祥一起出发的。12月12日24时，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叶剑英、王稼祥已去西安。”
就在叶剑英、王稼祥赴西安的同时，周恩来也不见了踪影。如果周恩来真的参加了会谈，显然应该与叶剑英同行。据伍云甫的日记记载：“十二月六日，晴。下午二时，在城开联欢大会，毛、博、朱、焘讲话。”在这样的场合，不见了理应出席并讲话的周恩来。伍云甫急着要向他汇报对于二、三局组织问题的最后意见，以争取早日批准，因为12月8日就要宣布二、三局新的组合和任命。谁知伍云甫7日依然找不到周恩来，只能托一直与周恩来保持着密切的电讯联系的二局局长王诤帮忙：“十二月七日，晴。托王带信给周副主席。”周恩来是在12月8日出现在保安的：“十二月八日，晴。二、三局工作人员联欢，会餐，朱、毛、周参加并讲话。”可见在12月4日以后最关键的几天里，周恩来恰恰不在保安。
对于周恩来对西安事变的发生所起的重要影响，英籍作家韩素音在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一书中有最为直截了当的评价：“周恩来建造的灵巧的机器开始运转起来，要说周恩来事先不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是难以使人相信的。”这本著述被收入红旗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红旗音像电子出版社、中央文献音像出版社等5单位2005年联合出版，由中央文献探讨室、求是杂志社监制的中国共产党党建百科全书，其权威性自然不小。
确实，历史事实早已证明周恩来领导的情报系统是极其出色的。如果当时负责东北军统战工作的周恩来及其部下叶剑英、李克农等，真的像戴笠及其军统一样，对即将发生的西安事变一无所知，那该是何等重大的失职与耻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