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和合本自1919年出版以来，逐渐成为华人基督徒推崇的权威译本。为了使这个译本臻于完善，在过去的80多年里出现了多次修订的努力和尝试，但却一波三折，成效甚微，仅出现了几部小规模的修订本，而比较全面彻底的修订目前仍在进行之中。本文以年代为纲，法语论文题目，对这一漫长而又崎岖的修订历程进行了梳理和总结。
关键词：圣经翻译；和合本；修订
引言
基督教（新教）在华的传播与其圣典——圣经的汉译是密不可分的。1807年，首位来华的传教士马礼逊一到中国，就着手翻译圣经。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了许多圣经译本，其中最杰出的就是由十多位传教士耗时30年翻译的国语（官话）和合译本（现在通称和合本）。该译本采用当时通行的“官话”（即后来的白话文）翻译，易读易懂，在“信、达、雅”等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所以出版后很快成了华人信徒中流传最广、作用最大的权威译本（参看庄柔玉，2000：32）。但是，这并不是说和合本是完美无缺的，例如：它所采用的旧式标点符号需要改进；由于圣经探讨的进步，少数与原文不大相符的地方需要修正；而且随着白话文的发展，一些原本通顺的语句也变得笨拙难懂。因此，和合本出版后就出现了一系列修订的努力和尝试。
对于修订情况及其结果的介绍，散见于不同的书刊中，不是略去早期的或是没有成果的修订努力，就是没有涉及最近的修订情况，因此有必要对和合本的漫长修订历程作一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梳理。
一、六十年代前的修订尝试
和合本在出版后的40年中，经历过数次尝试性修订（不过主要发生在20年代）（尤思德，2002：345-346），其中包括刘延芳和司徒雷登等人组成的修订小组的尝试，周作人对部分经卷标点符号的修订，以及稍后成立的一个保存委员会的努力。但是，这些努力都没有产生任何重要成果。和合本在此期间的唯一改动，就是1939年版的书名由原来的官话和合译本改为国语和合译本，以反映“国语”一词的通行用法。
二、六十年代的修订努力 1962年圣经新版本
该版的主要改动主要包括：将正式书名由原来的旧新约全书改为圣经；修订了极个别词目，如将“亚比亚”改为“亚比雅”，以避免“亚洲比亚洲”之意；进行了一些编辑方面的改动，如排列新段落，配上分段标题，双栏排印经文，加上一些插图等（尤思德，2002：346）。新版本受到了信徒的热烈欢迎。
2、一项被搁置的修订计划
60年代初，联合圣经公会的翻译探讨部主任尤金·奈达博士会见华人教会领袖，商讨和合本的修订事宜。1965年达成共识，决定依据圣经原文，对和合本进行有限度的、以修饰文笔为重点的修订，随后制订了翻译准则和程序，还组成了翻译委员会（尤思德，2002：346-348）。
然而，这个修订计划后来却被翻译一部新译本的计划取代了。1966年，在“动态对等”理论指导下翻译的今日英文圣经新约出版，得到了几个圣经公会的强劲推荐，赢得了许多读者的认可；于是，法语论文题目，在其它语言中也展开了以同样的理论为指导的译经计划。同时，原来在圣经翻译上各行其是的华人天主教会和基督教会也开始尝试共同翻译圣经（参看尤思德，2002：348-350）。这样，在翻译新理论的指导下，翻译一部“新”的汉语“共同”译本，似乎显得比修订旧译本更为迫切必要，于是就有了后来的现代中文译本（虽然该译本并未成为真正的“共同”译本）。
三、八九十年代的小规模修订
20世纪70年见证了中文圣经翻译与出版的高潮，先后涌现的数部新译本。然而，这些译本并未能取代和合本的地位，后者依然是华人教会中最为广泛使用的权威译本，因此修订和合本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80年代又凸显了出来。
八十年代初大陆的修订尝试
“文革”之后，大陆教会的一些学者（金陵协和神学院的教师）有感于白话文的发展和圣经探讨的进步，于1979年夏开始对和合本进行修订，重点为采用现代标点，校订个别错译的词句和错用或使用不当的词汇（尤思德，2002：356-357）。这次校订完成了四福音、诗篇、使徒行传和保罗书信的初稿；然而，由于不久金陵协和神学院复校，教务繁忙，修订工作被搁置了下来（汪维藩，1992）。
2、联合圣经公会1988年版新标点和合本
联合圣经公会于1988年推出了新标点和合本。该版所做的修订主要包括：编辑性改动，如使用通用标点符号、按诗体排印原文为诗的经文等；使用新的段落标题；对人地名按通行用法进行了修订；按现代用法区别使用第三人称代词；以现在通用的字代替了某些不再使用的字等。这个版本在语义和文体上并没有什么改动，在海外华人信徒中推行时基本上没有遭到什么反对（不过也有人对人地名的改动提出了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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