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些探讨中必然遭遇的诸多困难和复杂性的存在，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才成为一个至今悬而未决的问题。从现有的探讨状况来说，我们暂时还无法理清出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暂时还无法准确交代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每一进程中的历史角色。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的暂时空缺，并不意味着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不突出，也不意味着学者们对翻译文学的价值重视不够，只是意味着我们目前除了可以作一些肤浅的事实描述外，还无能从深层次上对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内在关系作一次准确而全面的展示。不过，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思考，不从试图为翻译文学寻找自身独立的合法性地位这种学科建设的角度出发，而从考辩中国现代文学追求现代性的角度着手，来重新打量和认识翻译文学，我们就能发现，不仅对翻译文学的定义、性质与归属有了新的认识，而且还可能为翻译文学史的书写找到一种具有操作性的历史线条。 要为翻译文学书写历史，首先要考虑的是“翻译文学”的界定问题。因为翻译文学的文本特征是极为显在的，从而使我们近乎直觉地意识到，翻译文学就是汉译的外国文学，也就是说，凡属外国作家写的、被翻译为中文的文学着作，都是翻译文学。基于对翻译文学这种毫无疑义的直觉认知，中国学者对“翻译文学”概念的定义也小异而大同。郭延礼指出：“从科学意义上讲，所谓‘中国翻译文学’应当是中国人在国内或国外用中文翻译的外国文学著作。”(P15)谢天振认为：“‘翻译文学’指的是属于艺术范畴的‘汉译外国文学著作’。”(P223)葛中俊从五个方面来概括翻译文学的本质特征：（1）翻译文学属于文学范畴。（2）翻译文学不可避免地归附于一种语言，这种语言不是原作语言而是译作语言。（3）翻译文学既可以是一种著作总集，又可以是一种学科门类。（4）翻译文学的价值持有者和承担者是翻译者。（5）翻译文学在属性上与外国文学有所分别，与文学翻译分属不同的范畴。上述这些对“翻译文学”的解释尽管在理论表述上有所差别，但大致的思路是一样的，即都认为翻译文学在语言形式上是汉语，材料来源上是外国文学，在范畴上应该属于艺术门类，等等。粗略看来，这些论述尽管稍显简单，也还是基本成立的，它们的确言及了翻译文学的某些基本特征。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追问下去，就不难发现，这些阐述都忽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在强调翻译文学的共时性特征时没有照顾到翻译文学的历时性，没有考虑每一翻译文学著作生成的文化语境、历史背景。忽略了翻译文学的历史背景，我们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外国文学著作，只要用汉语翻译出来，就理所当然地构成了翻译文学。依照这种思路来推断，翻译文学俨然成了一种充满盲目性、随意性和无序状的文学样式，缺乏自身的历史依据和存在逻辑，从这种认识出发，我们怎么可能会为翻译文学找到属于它自己的特定归宿，进而写出一部有着明晰的历史线索和确定的学理背景的现代翻译文学史来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