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翻译文学历史地位的重新确认，是在八十年代末期“重写文学史”的呼唤中应运而生的。在回顾新文学史的着述历史时，敏锐的学者已经注意到，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定位，早在解放前的文学史着作中就多有涉及，比如陈子展的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等，都设有“翻译文学“的专章，介绍翻译文学与新文学之间的关系，讨论它在现代文学史中的意义和影响。然而，自1949年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翻译文学不再被纳入现代文学的叙事框架中，此后国内出版的几乎所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无一例外地把翻译文学拒之门外，翻译文学成了文学史的“弃儿”。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有着巨大的推动影响的，它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对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也与中国现代文学一起，承担了现代时期启蒙、救亡、文化建构等文学使命，因而其历史价值不容低估。描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流变轨迹，如果不考虑翻译文学的作用和影响，不强调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互动与关联，在道理上是说不过去的。客观地说，“翻译外国文学如不列入中国新文学史中，为一个重要方面，至少也应作为新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给予应有的介绍。”[1](P47) 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谢天振先生就曾呼吁，要恢复翻译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中的历史地位，为翻译文学这个“弃儿”寻找归宿。但时隔十多年，不仅专门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没有出现，而且在新近出版的一些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等着述中，翻译文学并没有得到编撰者的青睐而进入现代文学史框架中，作为“弃儿”的翻译文学仍然继续着它的流浪生涯。 翻译文学边缘地位的未曾改观，其原因有很多，但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人们在对翻译文学自身特质的认识、理解和历史描述等方面还存在许多未能澄清的问题。比如，我们纵然异常清楚地认识到翻译文学的重要价值，我们十分珍视翻译家的劳动成果，我们也知道，世界文豪们是随着他们着作的汉译本而进入中国读者的视野并占据了中国的文学和文化领地的，“有了朱生豪的译本，莎士比亚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傅雷的译本，罗曼·罗兰才在中国诞生，有了叶君健的译本，安徒生才在中国诞生，有了汝龙的译本，契诃夫才在中国诞生……”但是问题是，这些译本毕竟不是中国原创的民族文学，我们该把它们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来衡定其艺术水准，又如何确立它们的文学史价值？我们承认文学翻译是“创造性叛逆”，也承认翻译家们在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活动，但是，这种创造性活动毕竟是有所局限、有所依凭的创造性活动，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还是存在本质的异同，那么我们如何评定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再者，翻译文学的确和现代文学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却是极为错综复杂的，很难进行准确的清理和表述。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客观事实，许多作家不仅同时也是翻译的行家里手，而且他们的文学创作从思想基源到艺术手段到语言技巧，无不折射出翻译文学对他们的作用和启发。可是，一旦要细究起每个具体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准确联系时，我们往往感觉到阐释上的困难。这一方面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优秀的作家都同时受到了许多有着不同风格、不同思想倾向的外国作家和著作的作用，从鲁迅那里，我们不止发现了他与尼采、易卜生、裴多菲的关系，也发现了与果戈理、契诃夫、阿尔志跋绥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的牵连，不仅有法国作家的启迪，也有日本作家的感发；在郭沫若那里，我们看到了他对惠特曼、歌德、易卜生、泰戈尔、雪莱等许多作家的学习与借鉴；另一方面也因为，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是一个复杂的精神现象和精神活动，“既表现在直接的对艺术手法、创作措施以及结构、情节等的模仿、借鉴、学习等方面，又表现在深层的文学精神的作用上”，仅仅依靠外国作家与中国作家之间的事实关系，还不足以说清楚翻译文学对现代文学的作用究竟是怎样产生的，还不能清楚地解释中国作家是以什么渠道、通过什么方式、在什么层面上吸收了外国文学的养分，转化为自己的创作现实的。在探讨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文学创作的关系时，“作用探讨”是远远不够的，仅仅凭借某个作家翻译了哪些外国著作，接触过哪些文学名着等一些表面材料，我们还无法揭开外国作家和著作对中国作家作用的内在奥秘，无法彰显中国现代作家从怎样的通道、在哪些微妙的地方与外国作家和著作在心灵上产生了对话、交流与沟通。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在低层次的小作家那里，我们才可以清楚地捕捉到他们对外国作家拙劣模仿的痕迹，越是优秀的作家越是能将外来的作用机智地吸纳、巧妙地融涵在自己的文学世界，并将这种作用化归到自己的思想血液之中。你可以说鲁迅受到了许多外国作家的启发，但你无法准确指出他的文学著作中哪些是模仿显克微支的，哪些是搬用了安德列耶夫。同样的，你可以说易卜生作用了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曹禺，但从“作用探讨”的角度你却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在同一个外国作家的作用下，中国现代作家们却表现出了彼此悬殊的个性异同。所以，要准确描述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我们无疑要仔细略论作为翻译文学特定“接受者”的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世界与精神世界，不仅要借用媒介学、传播学、渊源学的探讨手段，还要借助心理学、精神略论学等知识；不仅探讨他们的文学创作、翻译活动，还探讨他们的日记、书信等等；不仅要应用“作用探讨”，也要应用“平行探讨”；不仅采用阐释学、结构主义、新批评、形式主义等理论详细解读他们艺术世界的丰富图景，而且追溯他们的创作生涯，仔细理析他们在每一部著作的创作过程中基于怎样的历史、文化、政治背景，当时国际国内正涌动着怎样的社会思潮，出现了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作家从什么角度借用西方文学和文化资源来回应这些社会思潮和社会问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