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斯切潘来说很清楚：复仇和反抗。只有在组织里，才能更好地复仇和反抗；也只有在铁的纪律下，这个组织才能存在下去。 但问题并没有到此结束。斯切潘也不会这么简单。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澄清： 首先，斯切潘“让别人死，自己不死”决不是怕死。他一点儿也不怕死。他刚一回到组织就要求到第一线去投炸弹。投炸弹——让别人死，对他来说有特殊意义，这个意义就在复仇与反抗之中。他认为只有他才最懂得复仇和反抗。复仇和反抗就是正义，或者说，以正义的名义复仇和反抗。被复仇之火燃烧着的他当然也想到死的问题，但那决不是自杀，他会越狱，会英勇就义，就是不会自杀。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仇是复不完的。在斯切潘心目中的“别人”看起来很具体，就是指大公；但如果把大公看成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再加上与这个阶级有意无意站在一起的人，加上偶然与大公坐在同一辆马车上的两个孩子，这个“别人”的概念就已经模糊了。它实际上指整个旧世界。斯切潘曾问多拉：“要炸毁莫斯科，需要多少炸弹呢？” 其次，斯切潘之所以不会自杀，除过他要复仇和反抗外，就自杀的抽象意义而论，也是他所不能接受的。 当卡利亚耶夫说他随时准备象日本人那样自杀或冲到马蹄下时，斯切潘说：“必须有强烈的自爱，才会自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能自爱。” 自爱，就是珍爱自己身上的良心、清白、道德感、羞耻心，以及独立作出决定的权利(包括处置自己的生命)。以自爱之心对人，就是温情。 问题是：在为正义而战中，需要不需要温情？ 斯切潘也爱，爱正义，但决不是那种心驰神往，温情脉脉的爱，而是满怀复仇和反抗怒火的爱。 这种爱在复仇和反抗之火平息后才会出现，它指向全人类，指向未来。斯切潘是为人类、为未来活着的。斯切潘是真诚的。说他以正义的名义进行复仇，不如说他为正义而复仇，为正义而反抗。 正因为他是为正义而活着，为人类而复仇，所以他才不相信会有什么个人的、私下的爱。 斯切潘这种人向我们提出两个重大的哲学问题。一是时间，一是界限。 作为一种生活态度，当卡利亚耶夫说：“正因为热爱生活，我才投身革命”时，斯切潘则说：“我不热爱生活，而热爱生活之上的正义。” 卡利亚耶夫为生活而正义，所以他要自爱，要清白，要温情； 斯切潘为正义而生活，所以今天或当下是不足挂齿的。重要的是明天，是正义，是人民或全人类。 既然明天高于一切，目的高于一切，那也就是说成功高于一切；至于今天怎么样，用什么手段保证成功，当然就不重要了。 斯切潘刚一上场就对乌瓦诺夫说：“人人都说谎。谎话要说得圆，关键是要做到这一点。” 为了炸死大公，该不该同时炸死两个孩子！ 多拉说：“即使在破坏中，也有个顺序，也有个限度。” 斯切潘：(激烈地)没有限度。其实，你们并不相信革命。(除了雅奈克，所有人站起来)你们并不相信革命。如果你们完全彻底地相信，如果你们确信，我们通过牺牲和胜利，定会建起一个摆脱专制主义的俄国，而这片自由的土地终将覆盖全世界，如果你们不怀疑到那时候，从主人手中和成见中解放出来的人，将向天空仰起真正神的面孔，那么，两个孩子的死又有多大分量呢？那么，你们就会认为自己有一切权利，一切，你们听清楚了。如果你们顾惜他俩的生命，裹足不前，这就表明你们对自己的权利没有把握。你们不相信革命。 不幸的是，斯切潘说对了。卡利亚耶夫和多拉反驳得最激烈，但也正是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最怀疑。 乌瓦诺夫是第二种人的代表。为了使自己不死，他也不愿意杀死别人——不管这个别人是谁。 使自己不死，就是直面自己的勇气，就是不对自己撒谎。乌瓦诺夫一上场就对自己说：“我什么也不怕。我不惯于说谎话，仅此而已。” 他愿意参加革命组织，也愿意为推翻专制制度贡献力量。但让他去扔炸弹，他的双手直发抖。对自己真实，就是要敢于说出这句话：“我害怕，法语论文题目，并为害怕而感到羞耻。” 是不是怕死呢？不是。至少不是怕与大公同归于尽或被敌人吊死——如果这是必不可免的话。但让他去选择死——首先是让别人死，哪怕这个别人就只指大公，他也干不了。 首先，法语论文，是他太热爱生活了。对一个太热爱生活的人来说，他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恶。所以他说“我一直不相信真的有秘密警察。” 炸弹与他所理解的生活太不协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