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市场,“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学说传到印度则成就了甘地。而在沙皇俄国的末期,这种接近佛教的托尔斯泰的学说显然是暴力革命最大的思想障碍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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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手头1958年版的《马恩列斯论文艺》,第二部分是列宁的文章,共9篇,除了第一篇《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第二篇《纪念赫尔岑》未出现托尔斯泰的名字之外,其余诸篇,没有一篇不涉及这位俄国文学的巨匠。
第五篇《转变没有开始吗?》于1910年11月29日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批评俄国立宪民主党人之反对11月24日在彼得堡的学生示威是“行为卑鄙”。后者反对示威的理由很简单,他们觉得“举行示威,把示威和纪念托尔斯泰结合起来”,是在对托尔斯泰去世的神圣纪念中“缺乏真诚的爱”的表现。
被革命话语包裹的托翁
1910年11月10日,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因为他的托尔斯泰主义信徒和他的夫人之间的分歧,苦闷中,从亚斯纳亚一博利尔纳秘密出走,大胡子也没能为他阻挡严寒,途中,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9天后,即11月20日,一代文豪就因娜拉式的出走,在阿斯塔波沃车站与世长辞。
托尔斯泰的去世――特别是他以这样的方式去世――给俄国带来的震动可想而知,任何派别的俄国政党都想以托尔斯泰的继承者自居,却不见得都信奉他的“不以暴力抗恶”的学说。
鉴于日后布尔什维克显示出的强大铁腕力量,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学生示威运动显然是立宪民主党人的螳臂不可阻挡的。很显然,示威运动与其说是在纪念托尔斯泰,不如说是在借托翁之酒浇心中之块垒。示威者不仅要推翻沙皇,而且必将成为资产阶级的掘墓人。就在登载《转变没有开始吗?》那期的《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列宁了纪念列夫・托尔斯泰的文章,题目就以托翁之名命名,其核心.基本上是对1908年托翁80寿辰时列宁那篇著名的文章《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的重述,即一方面肯定托尔斯泰是“热烈的抗议者、愤激的揭发者和伟大的批评家”,另一方面又言辞激烈、毫不留情地批评托尔斯泰思想的局限性:“反对官方教会的斗争,是与鼓吹纯净的新宗教,即鼓吹麻醉被压迫群众的纯净的精致的新毒药同时并行的。”虽然这一回,列宁没有像《镜子》一文中那样直接嘲笑“作为一个发明拯救人类的新药方的先知,托尔斯泰是可笑的”,“是家长制农村的软弱和‘勤俭庄稼汉’的习以为常的怯懦的反映”,但是却以更猛烈的炮火射向俄国资产阶级政党――在这篇斗志昂扬的《列夫・托尔斯泰》讨伐檄文的结尾,列宁总结道:“俄国无产阶级要向群众阐明托尔斯泰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去推翻资本主义和创造一个人民不再穷网、没有人剥削人现象的新社会。”
从列宁的角度来看,他说的一点都没错,托尔斯泰就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这是他内心苦闷并最终出走去世的一个重要根源,但是,火眼金睛的列宁,其乐观的辩证法是否就比托尔斯泰更高明?是否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俄国的问题?日后70多年苏联的建设已经暴露了太多的问题,无需在这里旁支多言。笔者只想说一句,既然立宪民主党人反对示威被认为是“非常卑鄙”,那么立宪民主党人自己的示威呢?弗拉基米尔・列宁同志不会允许布尔什维克领导之外的示威,于是他下达了让螳臂领教马车威力的命令。高尔基在于1918年1月22日《新生活报》上的文章《1月9日与1月5日》,对政府的这一行为深感失望,他勇敢地站出来说,《真理报》指责1月5日的游行是资产者、银行家等等组织的,这是在“撒谎”,因为《真理报》知道,参加游行的有奥布霍夫工厂、帕特隆工厂和其他工厂的工人。在文中,他多少有些愤怒地写道:“就这样,1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手无寸铁的工人遭到了枪杀。开枪时没有要开枪的警告,而且是埋伏在暗处,从篱障的缝隙中,像真正的杀手那样开的枪。”
高尔基对革命的前景感到担忧,他甚至认为俄国民主派消失最终带来的结果,可能是葬送十月革命的果实:“他们是否明白,在往自己的脖颈上套绞索的同时,他们将不可避免地扼杀全部俄国民主派,断送全部革命成果?”
看来,高尔基先生是多虑了,至少在当时是如此。俄国民主派消失了,但是苏维埃存在了下来。与此同时,高尔基随后在1918年4月4日《新生活报》上的文章《不合时宜的思想》中,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态度又发生了180度的转变,猛烈抨击他们是:“国家的一个精神痈疽,它在10年间用自己伪善的政客手腕、机会主义和对被战胜的工人们的无耻的攻击腐蚀了它的知识分子。”
高尔基还说他们“更加贪权”,也许吧,立宪民主党人真的是为了夺权而举行的示威吧,可是哪一个政党又不是为了自己执政而存在的呢?
比较一下斯大林在这本《马恩列斯论文艺》的小册子中收入6篇文章却只字未提托尔斯泰的大名,我们就知道,在苏联建国之初,托尔斯泰在整个苏联文艺政策中的重要性。列宁连篇累牍地论述托尔斯泰,是其与资产阶级政党划清界限的一种重要手段,关于托翁究竟是怎么刻画安娜・卡列尼娜第一次出场、赛马时看台上的安娜看到渥伦斯基坠马时的惊慌,以及她走向火车时万念俱灰的内心挣扎这些纯文学的问题,列宁并不在意。
作为革命思想障碍的托翁
托尔斯泰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俄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颇有市场,“不以暴力抗恶”的托尔斯泰主义学说传到印度则成就了甘地,H‘地的问题同时也表明,别尔嘉耶夫在《文化的哲学》一书中说托尔斯泰的思想更接近佛教的说法是正确的。在沙皇俄国的末期,这种接近佛教的托尔斯泰的学说显然是暴力革命最大的思想障碍之一。列宁不能容忍这种植根于东正教的“社会主义异端邪说”在底层农民之间蔓延,怎么可以饶恕敌人到70个7次呢?怎么可以“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呢?这在斗争哲学的范畴里都是不可想象的滑稽论调,布尔什维克要将农民改造为最坚强的斗士,防止他们走向民主派和平幻想中去,那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在理论上略论托尔斯泰这些“错误”,并进一步证明十月革命暴力行动的合法性。
很奇怪,尽管列宁对托尔斯泰所作的批评有的也相当尖锐,但是在我们的印象中,托尔斯泰似乎一直是与列宁的赞誉结合在一起的。这种不靠谱的印象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匈牙利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将托尔斯泰视作通向社会主义的一座桥梁之前,列宁对托翁的辩证论述才是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主流。也许是卢卡奇改变了这一方向,他在《小说理论》一书中将托尔斯泰的小说和生活视为通往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道德楷模,一条史诗之路的开端:“他向往一种建筑在紧密与自然相连的简单人们的共同情感的群体之上的生活。向往一种依偎于自然的不朽韵律的生活,向往一种伴随着自然生生死死节拍而动的生活,一种摒弃了狭隘分裂分离破碎僵硬的非自然形式的生活。”
卢卡奇这本书的翻译冗长拗口,就不再引他的其它论述了。这些华丽的阐述有多少是托尔斯泰本人的想法,也是见仁见智。托尔斯泰的道德楷模影响当然产生了甘地这样的“非暴力运动”的领袖,创造了一种传奇,尽管甘地死于子弹。但同时,托尔斯泰的思想也滋润了鲁迅这样的“骨头最硬”的知识分子。余英时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中提到刘半农曾赠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托指托尔斯泰,尼指尼采,“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和声明“我有权使生活具有明确的善的含义”的托尔斯泰之间,真的有那么多的传承关系吗?我很怀疑。
显然,关于鲁迅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托尔斯泰是作为融合着十月革命的先驱者与受压迫弱小民族的代言人之双重象征被加以崇拜的,其中,充满了误读的《新青年》等杂志的翻译起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时至今日,我们再来反观托尔斯泰的作品,不戴上什么“镜子”的折光眼镜,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对社会和人性有着细致入微描写,但不免也显得过于繁琐乃至�嗦的托尔斯泰。这种�嗦相关于卢卡奇先生当然是小巫见大巫,但和自称打不过托尔斯泰伯爵的海明威相比,我们就知道,谁是更符合现代阅读口味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像别尔嘉耶夫那样公开表示他和托尔斯泰的分歧:“我从来没有赞同过托尔斯泰的学说。托尔斯泰那粗俗的理性主义总是令我反感……我总是更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100年的风云变幻过后,是一个思想更为自由的时代,革命叙事不再具有堂皇的地位,当我们放下这面革命叙事的镜子,很多已变得模糊不清的人和事,才可以看得更真切一些。
是为纪念托翁逝世100周年。 ，俄语论文题目，俄语论文网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