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已渐渐远去的半个多世纪峥嵘岁月，感到中俄关系既绽放过绚丽的夏花，也经历了难熬的冬夜。可幸的是，两国人民最终走出一片新天地。如今忆及这一事件，我作为那段不平凡历史的见证人，在脑海中不由得生出：大道无遮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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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友谊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这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对此，斯大林是高兴的。次日，中苏两国便建立了外交关系。
12月16日，在新中国成立后第77天，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乘坐斯大林特意派来的列车，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终于实现了期盼已久的访苏愿望。毛泽东说，这次是为斯大林祝寿而来的。他带去装满3节火车皮的寿礼，计有山东大白菜、大鸭梨等蔬果，还有一些工艺品。21日，毛泽东参加了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的庆祝斯大林七十大寿庆祝会，被安排坐在寿星的右侧。会后，这两位中苏最高领导人在大剧院观看了文艺演出。演出结束后，大批观众涌向他们所坐的中央包厢两旁，长时间高呼“斯大林”“毛泽东”！
其实，毛泽东此访另有一番用意，但一直藏而不露，只说希望搞点“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对这6个字的含义，斯大林一直琢磨不透，感到毛泽东城府很深，自然也就不会露出其真意，便将他“晾”在自己的郊外别墅里。对此，有史家称，“斯毛上演一出新版《三岔口》”。曾任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回忆录中说：“毛泽东赌气地天天在别墅里睡大觉。”西方媒体遂发消息称：毛泽东到莫斯科都10多天了，一直毫无动静，因为“遭斯大林软禁”。于是，斯大林便请毛泽东向塔斯社谈话辟谣。毛泽东在谈话中，宣布他这次来苏联的主要目的，是同斯大林商签新的中苏同盟条约。次日，苏共第二号人物莫洛托夫受斯大林之遣，到别墅看望毛泽东，并郑重表示：“斯大林同志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中苏双方可签订新的同盟条约。”从随访的汪东兴写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这一天“主席的精神特别好，有说有笑”。
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与苏方商谈签约之事。他们两人一起，或者各自，与斯大林多次就中苏同盟条约的内容交换意见，一开始以苏方草案为基础，后来改以周恩来草拟的文本为基础相谈。2月14日，周恩来外长与维辛斯基外长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双方还签订了苏联援华的一系列协定。这便是毛泽东要得到的“既好看，又好吃”的两样东西。斯大林同样得到了两样期盼已久的东西：一是在俄东部抵御美日威胁宽大无比的缓冲地带；二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号战略盟友。
中国革命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当时的远东战略格局。而条约的签订，使中苏两国的战略同盟关系以法学形式确定了下来，这对20世纪后半期世界格局的变化，无疑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作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一直到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中苏两大统帅――毛泽东、斯大林，关于战争形势的略论及其走向，关于重大战事的决策，关于朝鲜和谈的时机及方针、对策把握，一直通过多种方式，及时进行沟通，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关于前方总指挥提出的战术建议，只要毛泽东不提出异议，斯大林都表示赞同，双方保持着高度默契。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与朝鲜领导人发生重大分歧时，关于毛泽东有利于彭德怀的裁决，斯大林都表示支持，并称赞彭德怀说：“真理在彭德怀一边，彭德怀是当代的军事家。”
朝鲜停战和谈，毛泽东和斯大林也一直紧密沟通。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央会议，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对此，斯大林明确表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不久后，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在安理会上提出朝战各方“立即停火”的建议。毛泽东甚至致电斯大林，建议他“亲自领导”朝鲜停战谈判。对此，斯大林虽没应允，但从中苏间频繁来往的密电中可以看出，从谈判方针到步骤、谈法，都是中苏两位统帅共同决定的。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后，斯大林及时地向我国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中苏双方很快就开始执行我国恢复国民经济所急需的47个项目。
苏联援华总顾问阿尔希波夫离开莫斯科赴任前，斯大林对他满怀深情地说：“您这次去中国，要把全部知识和技能都告诉中国同志们，直到他们全都学会为止。”
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专家们一直给予高度的信任。阿尔希波夫常被邀请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当斯大林得知后便对他说：“您以后不必参加中国政府的会议了，因为这样做，会使中国同志们感到难堪的，一个受外来压迫多年的民族，对这类事情是很敏感的。”
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极为重视发展中苏友谊。为了援助中国，斯大林不惜修改了苏共十九大所通过的五年计划大纲。有一年，苏方公司供货严重拖欠，斯大林得知后立即撤了10多名部级领导干部的职。有一段时间，苏联缺乏硬通货，毛泽东便指示从并不宽裕的侨汇中，拨出一两亿美元来支付苏方贷款，让斯大林颇为感动。
关系的破裂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病逝于莫斯科，事先并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遗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内务部长贝利亚和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这“三驾马车”，联合执政了很短一段时间。不久后，贝利亚就被从肉体上消灭掉，马林科夫则被下放到遥远的边疆。9月，赫鲁晓夫当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入主克里姆林宫。
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做了不少示好的事：
一、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比如放弃了苏联在中国东北、西北的特权，把旅顺、大连两大不冻港以及中长铁路的管理使用权交还给中国。
二、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156个援华项目中，斯大林时期占了47个，其余则是赫鲁晓夫执政时实施的。后一个时期的苏联援助量更大，面更宽，其中包括在核探讨方面。在黄迪菲的回忆中，有个片断就相当感人。1957年12月20日，当P2型导弹及器材用10节火车皮运到边境的满洲里站时，往迎的彭德怀解开系在导弹上的红绸带，深情地对在场的中国专家和技术人员说：“这是苏联老大哥过继给我们的‘儿子’，祖国现在把他托付给你们啦，你们要把他当作亲生儿子看待呀！” 三、重视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的地位与影响，遇到大事时，与他商量，比如在苏共二十大后发生的“波匈事件”中，听从毛泽东的劝告：对波兰事件，以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出兵镇压；对匈牙利事件，则以敌我矛盾处理，不惜动用武力。赫鲁晓夫还特意把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作品，列入苏联高等院校的哲学必修教材。
1957年11月，在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上，赫鲁晓夫向毛泽东频频示好，甚至提议国际共运由中苏两党“共管”，社会主义阵营以苏中两家“为首”，即他本人管西（欧美），毛泽东管东（亚洲）。
赫鲁晓夫做出以上种种举动，自有其内在需要。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根基尚浅的他，自然得倚重在国际共运中声誉和分量日益变高、变重的毛泽东。为此，他必须拿出一些硬梆梆的“真家伙”，以取得毛泽东的信任与支持。
等到赫鲁晓夫自感羽翼渐丰，就开始变脸，声称“要走自己的路”。他骨子里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暴露出来，要把中国牢牢拴在苏联的“战车”上。
1958年春夏，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等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两国建立“联合舰队”，在华设立“长波电台”。这立即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他认为赫鲁晓夫“旧病（指斯大林企图控制中共之‘病’）复发”。7月31日，赫鲁晓夫抵京密访，亲自向毛泽东提出要搞“联合舰队”“长波电台”，未达目的。
1960年2月4日，在赫鲁晓夫主导下，华沙条约缔约国在莫斯科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苏联政府举行的宴会上，赫鲁晓夫不指名地攻击毛泽东，说有人主张以苏联为首是假的，此人对人民不负责任、好战，影射攻击毛泽东是双没用的“老套鞋”。4月，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机，我党连续3篇文章，名为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则间接回敬赫鲁晓夫的相关言论。5月22日，毛泽东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称赫鲁晓夫为“半修正主义”。
中苏两党矛盾公开化发生在1960年夏天。当时，罗马尼亚工人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在会上，赫鲁晓夫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与会的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进行了有力反驳，谴责赫鲁晓夫的“老子党行为”。
1962年11月至1963年1月，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的共产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伍修权率中共代表团与会，与赫鲁晓夫等苏共大员进行了斗争。评述赫鲁晓夫所导演的东欧4个党代表大会反华闹剧时，我国一报纸曾写出这么一句辛辣的话：“伍泰然”四闯“恶虎村”。
1963年、1964年，中苏两党进行了“真假马列”大论战。我党了9篇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大文章，简称“九评”。苏共则致全体党员公开信等文件，批判中共的内外政策。
1964年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被解除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毛泽东期望苏共新领导能改弦更张，派周恩来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庆祝活动。周恩来与勃列日涅夫多次举行会谈。参加会谈的苏共第四号人物米高扬插话声称：苏共新领导的对华政策，与赫鲁晓夫“没有一丝一毫差别”。不过，苏联总理柯西金私下对周恩来说：没有差别呀，这是不可能的。中苏关系继续处于紧张状态。
“文革”爆发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1969年3月，在中苏边界东段的珍宝岛，两国军队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两国政府频频谴责对方的声明。在我国政府声明中，给勃列日涅夫扣上一顶“新沙皇”的大帽子。
9月11日，根据苏方提议，周恩来与柯西金在北京首都机场举行会晤，就缓和中苏边界紧张局势达成了多项谅解，使两国关系严重恶化的势头得以扭转。不久后，两国恢复中断达五六年之久的边界谈判。
尽管如此，两国关系跌入低谷，双方只保留着两馆（各自驻在对方的大使馆）、三线（各自飞、开往对方首都的每周一个航班、一次列车、一条政府“热线”）和少得可怜的贸易（每年总共才2000多万瑞士法郎），这种状态一直维持了十几年。
关键性转折
20世纪80年代初，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不约而同地感到，中苏关系再如此恶化下去，只能更严重损害本国的根本利益，便设法寻找转圜的机会。
1982年3月24日，勃列日涅夫公开讲话，发出要改善苏中关系的信号。邓小平立即抓住这一示好的信息，并迅速作出相当正面的回应。过后不久，双方就中苏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副外长级的政府特使政治磋商。
俗话说，世事难料。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猝然去世。邓小平再次以此为契机，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14日上午9时许，黄华乘坐的班机起飞后不久，邓小平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提出，让这位特使在首都机场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听一听。但身边的人告诉他，本来要坐专机赴苏的黄华，为了节省费用，改坐班机去，飞机已经起飞了。于是，邓小平便请当时正好在身边的“大秀才”胡乔木按照他口授的内容，草拟出黄华特使的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打印出来后一看，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我当时在使馆任二等秘书，被指定当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细细地品读了好几遍“谈话”稿，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话里有话，这些话只有巧用战略思维的大人物才能说得出来。
“谈话”有3个妙笔：
一个妙笔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说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这些提法令人耳目一新，与中方多年来狠批这位苏联领导人的做法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这是邓小平一个“大手笔”，借悼念逝者之机，着眼于苏联老百姓，意在做苏共新领导的工作。
另一个妙笔是，文内有这样的提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后”，中苏关系“恶化达到了严重的地步”。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有意安下的一个“软钉子”，暗示正好在这一时期执政的勃列日涅夫，应对两国关系的“严重”“恶化”承担自己那份责任。这句话绵里藏针，巧妙地体现出邓小平对于对勃列日涅夫“不能光说好话”这一指示精神。 还有一个妙笔是，“谈话”末了有这样一句话：“希望安德罗波夫总书记和苏联党政当局作出新的努力，促使中苏关系得到逐步改善。”这里边一个“总书记”，一个“党政当局”，相当耐人寻味，暗含着对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重新公开承认。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中共与苏共就开始相互进行大批判，而且越批火力越猛，一批就是一二十年，毛泽东一再怒斥苏共“变修”。邓小平这位当年与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苏斯洛夫等面对面进行大论战的主角，现在把笔锋一转，大概是想让苏共新领导听出一点弦外之音。
邓小平的对苏葬礼外交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成了中苏关系的一大转折点。
1982年10月5日，中苏关系正常化政治磋商开始举行。由于双方立场异同太大，加之以当时苏联国运不昌，由病夫治国，不到3年就连损3帅，其高层自然也就无暇顾及与中国谈判，这一磋商便成了“聋子对话”。
1985年春，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连连发出要改善中苏关系的信号。邓小平借机从多方面推动戈尔巴夫乔做些实事。
1988年底，中苏关系正常化水到渠成，戈尔巴乔夫定于次年5月中旬访华，与邓小平举行高级会见。双方商定，中苏外长此前进行互访，为高级会晤作准备。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会晤定于1989年5月16日10时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9时10分至20分，李先念、姚依林等领导人陆续来到了东大厅。9时35分，邓小平在女儿萧榕的陪同下来到了东大厅。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了一起。
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中苏双方都理性略论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诚恳承担各自应负的责任，深刻吸取个中教训，这是一笔无形的巨大政治财富，为日后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91年12月26日，俄语论文，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停止存在”。次日，俄罗斯联邦接替其在联合国的席位。29日，中苏关系被中俄关系所继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俄关系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在短短3年多时间内，由于双方领导人共同努力，中俄关系实现了一个“三级跳”：从一般国家关系发展到友国关系――建设性伙伴关系――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尽管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长期奉行“偏西（欧美）政策”，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还是十分看重中俄关系。根据他的提议，两国建立了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辟国与国之间战略伙伴关系之先河。
20世纪最后一天，叶利钦总统经过大半年反复思考、权衡后，明智地宣布提前让位给总理普京，这预示着俄罗斯一个崭新时代的到来，有史家称这一天为“普京大帝元年的开启”。普京2000年春当上俄罗斯总统后，中俄关系更上一层楼，发展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目前则处于一个新的阶段，“驶入一条可以疾驰的快车道”。中国高铁开进莫斯科――这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17年10月访俄期间，我国民间创造出的一个含义颇深的形象化说法，它“称”出中俄务实合作新规模的巨无霸级重量。稍后，普京对中国记者说：“在二战期间，苏联和中国是两大盟国，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兄弟般友谊，为当代俄中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俄两国决定2017年共同庆祝战胜德国法西斯和日本军国主义70周年，这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从中俄双方签订的文件和两国领导人的言论看，中俄关系可具体拆解为六大合作关系：真诚互信的政治合作关系、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关系、共同创新的科技合作关系、和谐友好的人文合作关系、团结互助的安全合作关系、相互配合的国际合作关系。中俄战略合作不是昔日那种共同意识形态的产物，而是各自捍卫本国根本利益的自然诉求与体现。在当前形势下，中俄睦邻友好合作大业的意义更为重大，成为两国各自抵御重大政治风险的强有力屏障。
2017年11月9日，普京来华参加亚太经合组织第22次峰会。当日晚，习近平会见他时高兴地说：“今年以来，我们加强了顶层设计和战略领引，密切地沟通接触，精心栽培了中俄合作的常青树。”这是习近平任中国国家主席两年来第10次与普京会面。双方签订了17项务实合作协定。对此，有媒体评称：“习普会”1年平均5次，破了中俄领导人以前会见密度的纪录，而两人这次会见，则奏响了中俄合作的“亚太新曲”。
苏联解体后23年多，特别是普京主政俄罗斯以来的实践证明，中俄关系成为邻国间、大国间相互信任、和谐共处、尊重和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与重大关切、合作共赢的典范。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当今国与国关系中，中俄关系是一对“含金量”最高，最为“实打实”的双边关系。
65年多，弹指一挥间。回望中俄关系从“花开花落”到“花谢花茂”，俄语专业论文，我想起“大道无遮拦”这一禅语，似乎忽然悟到其真谛。中俄睦邻友好合作乃大道也！这是一条不怕遮拦，也不可遮拦的大道！在中苏关系中，曾出现过不少严重障碍，但并没能阻拦中苏人民沿其前行。我们坚信，中俄两国人民也必将世世代代，沿着这条大道越行越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