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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3月底对莫斯科的访问，向全世界明示：两国关系近年来从“蜜月”发展到“兄弟般的友谊”，为双方历史上长达几十年的冷淡，甚至冲突时期，打上了一个最终的句号。
从毛泽东―斯大林时代以来，中俄关系从没像现在这样密切：大规模的航天合作计划、新的43亿美元的贸易合同、能源领域的全方位合作，最主要的是，在中俄宣布结成“战略伙伴关系”10年后，这种战略性的合作已经开始对世界政治的力量对比产生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长久笼罩在两国关系上的恐惧和抱怨情绪，双边关系中仍然有大量的不信任因素存在，如何克服这些根深蒂固的障碍，从而走向更加坦诚的中俄关系，这并不是一两次首脑访问就能解决的。
市场经济奠定合作新基石
了解中俄关系史的人都知道，长久笼罩在地球上人口最多和领土最大的这两个国家双边关系之上的一直都是恐惧（主要来自俄国）和抱怨（主要来自中国）情绪。从1949到1954年，在中共“一边倒”的方针下，北京和莫斯科迅速结成军盟，双方无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在民族国家利益上都达成了空前的一致。中国获得了来自莫斯科军事、工业和信贷的全面支持，为中共迅速和牢固地在大陆建政发挥了重要影响。但就在这段空前的联盟时期，这两种情绪也没有完全消失，并且时不时作用两国的合作进程。从1956年赫鲁晓夫发动“非斯大林化”开始，双方先是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分歧，并进而助长了两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和敌对，双边关系至此进入漫长的“冰封时期”，其间一度出现小规模的边境流血冲突。
1978年中共确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对外政策总路线之后，中国开始了富有成效的市场经济改革。同样的改革虽然10年后才在莫斯科全面铺开，但在消解了意识形态的障碍之后，两个都处于“后进工业化”阶段的大国现在被共同的目标拉到了一起，通往共同的市场经济道路奠定了两国新时期睦邻友好关系的基石，两国政治家也都明智地将经济优先与创造和平的周边环境作为本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此次中国国家展上的发言可谓对此的精彩阐释，俄语论文范文，他表示：“中俄两国的经济联系，在近些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中国国家展上展出的产品，既是中国经济力量的体现，也让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政策有了更好的理解。”
在讲话中普京还使用了中俄人民“兄弟般的友谊”这种只有在斯大林―毛泽东时代才有过的表述。俄罗斯民间的对华热情也伴随着中国国家展和“俄罗斯中国年”的举办大为升温。俄中商贸-经济中心主任萨纳克耶夫称：“我们还从没有过如此重要的访问。”而据全俄舆论调查中心的一项民意调查，与上世纪末相比，大多数的俄国人现在都认为中国对世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新型平等关系的建立并没有完全消除中俄关系中长久存在的不信任情绪。虽然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国情的异同，两国的经济转轨进程并不同步，经济发展程度也有差别。这样，客观上造成了双边贸易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处在起始阶段。2017年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创纪录的334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了5倍，但也只是中美贸易额的1/8，中欧贸易额的1/9。还有一点与斯大林―毛泽东时代不同，就是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现在，两兄弟当中更加富有的一方成了中国。这一点鲜明地体现在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中，2017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欧盟的俄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俄罗斯只是中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50年前，情况恰恰相反，莫斯科不仅是北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是唯一的重要贸易伙伴。
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中方在此次访问中作出的向俄国商品全面开放中国市场的承诺并未给莫斯科留下特别的印象。因为俄国现在出口的基石仍然是能源，在对华出口中能源更是占到了接近90%的比重，其他产品即使进入中国市场，也根本没有竞争力。莫斯科在今年对中俄民间贸易做出严厉限制，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虽然中方并未做出对应的贸易限制方法，但光是俄方的举措就已经伤害到中俄民间贸易的根本，两国未来双边贸易的增长将只能依靠官方的合同，短期内恐怕难以对双边贸易结构产生大的改变。
在此次访问中，中俄签署的2017年联合探测火星合作协议最为国际舆论所关注。意大利《新闻报》认为，这是在美国加大研制和部署反导系统的情况下，双方在外太空结成的反对美国军事霸权的轴心协议。
由于国力衰弱，俄罗斯在外太空的竞争中已被美国远远抛下，后者甚至在许多领域都达到了垄断的地步。中国近两年虽然在外太空技术上取得了巨大突破，但别说和美国，就算是和欧洲、日本的技术相比，差距仍然颇大。因此，中俄此次签订的航天合作协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两国尝试改变外太空战略力量失衡状况的开始。协定正式签署前，美国参联会主席佩斯刚刚结束对中国的访问，时机的选择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签约双方是想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即纵使是在外太空，美国单方面的霸权也是不可接受的。
胡锦涛和普京在去年已会晤6次。在今年的首次会晤中，普京再次重申，两国元首的这种定期会晤向世界显示出俄中伙伴关系的战略特征。俄方在胡锦涛到达莫斯科的前一天所的《俄罗斯对外政策报告》指出，“俄中关系和双边信任已达到前所未闻的新高度。俄中关系已成为世界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并且在“结束美国单极世界”和“促进多极化进程”中发挥了坚实的影响。由于在此前的慕尼黑国际安全大会上，普京了对美指责意味强烈的演讲，所以这次中俄希望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一起关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联合声明，被一些西方评论家当作是两国联手对白宫现在的单边主义政策的“最后通牒”式文告。尤其是在伊朗和朝核问题上，双方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没有他们的参与，在这两个问题上作出任何最终决定都是不可能的。
从1990年代起，中俄在国际问题上就保持了携手合作，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多次表决中，两国基本上都是站在同一阵线。唯一一次例外是“9・11”后俄罗斯同意美国在中亚建立军事基地。但在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尤其是在2004~2017年独联体爆发大规模的“颜色革命”后，中俄领导人在政权意识和地缘考量上的立场已趋于完全一致。两国一方面携手抵制华盛顿推销美式“民主价值”以及利用人权和人道主义干预别国内政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大在中亚地区的合作，2017年通过上合组织联合声明迫使美军从中亚撤出，同时成功将巴基斯坦、印度、伊朗和蒙古纳入上合组织，从而成功规避了美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区域施展其政军手段的危险。
按照国际政治一项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机理，当国际体系中出现一个超级强国，并进而有可能发展成为对全体系的霸权时，该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就会自动联合起来抵御该霸权的扩展，从而保证整个体系内力量分布的均势状态。从历史上看，均势机制往往是在霸权由盛转衰的特定时期发挥影响，并且这也往往是均势效应得到最好发挥的时期。比如拿破仑帝国，就是在《提尔希特和约》，也就是拿破仑霸权达到巅峰后才遭到了全欧洲的联合抵制，最终在第五次反法大联盟的阻击下垮台。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后，已经有人提出，这场代价昂贵的战争很可能是美国权势由盛转衰的拐点。虽然学术界对这一看法至今没有定论，但很明显，正是在伊拉克战争之后，中俄两国明显强化了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军事含义。
能源考验
尽管两国的立场从未有过的接近，双边关系也从未有过的亲密。但如前所述，双方之间仍然存在着不信任的因素，比如中国的经济崛起和在本地区作用力迅速上升；大量中国非法移民进入俄远东各州，造成当地一定程度的“非俄罗斯化”现象；双方在中亚能源上出现的经济竞争等。尤其是最后一个方面，最近表现得日益明显。中国已经开始从哈萨克斯坦进口石油，而俄国则抢先与土库曼签订天然气出口的包销合同，并控制了乌兹别克大部分的油气运输管道。
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认为，莫斯科至今未摆脱传统的思维定势，俄语毕业论文，把中亚的这些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当成是自己的天然势力范围，而经济日益发展的中国则希望与这些能源丰富的国家展开更加蓬勃的经济往来。在能源供应上，两国的考虑也不一样。莫斯科希望控制所有能源供应国和过境国，甚至不顾自己这样做在战略上的重负和道义上的压力，仍然像前冷战时期对待前苏联的卫星国那样对待这些国家；而北京更关心的是这些国家的稳定发展以确保持久可靠的能源供应。因此两国在处理和这些国家的关系时，彼此之间有很大的政策差距。不过，莫斯科并不认为这些差距会作用远东事态：中国需要远东的油气管线以缓解不断攀升的能源需求；而莫斯科为了实现开发这一地区的战略目标，也迫切需要来自中国的投资。
但在此次胡锦涛访俄的日程中，舆论普遍关注的能源议题并没有被安排作重点讨论。法国《共和报》认为，俄国不想与中国伙伴在能源上走得太近，毕竟，这是莫斯科现在施展自己作用力的最重要“王牌”。俄国希望凭借自己储量丰富的天然气和石油占领亚洲市场，这既是扩大自己在该地区作用力的手段，也是对俄欧关系出现危机的再保险。就在胡锦涛离开莫斯科到喀山访问后的第二天，欧盟贸易代表曼德尔森在莫斯科表示，欧盟准备和俄国在能源领域签署一系列重要的商贸协议。但正像对待自己的亚洲客户一样，俄国人并未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俄国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度科萨切夫表示：“俄罗斯愿意持久地向欧洲供应天然气，但如果欧洲试图对供应商采取歧视政策，那我们对购买者也会以牙还牙。”他表示：“中国是欧洲的替代方案，西伯利亚的天然气不能出口到欧洲的话，将通过管道运送到中国；远东石油管道也已经进入建设阶段；此外，俄罗斯石油正在和中国进行日货运量达到6万桶的补充石油供货谈判。”2017年，中俄通过铁路进行的石油供货日运输量为32万桶。
不过，考虑到中国每天400万桶的石油需求，即使新的补充协议谈下来，即使铁路运输发挥最大效益，中国成为俄国石油出口的最大客户，日进口石油达到60万桶，这也只占中国石油进口的15%，远远落后于从中东进口的份额（70%）。所以，昂贵的成本和运力的有限，决定了中俄之间目前的铁路供油方式只能是解一时之需，而非长远之计。远东石油管线的落实，将成为两国双边关系发展中一个真正的“能源考验”。
中俄双方围绕着该项目的谈判已长达10年，尽管俄国已经确定从本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出发，该管线将最终通往本国的太平洋海岸，但是以通往大庆还是通往纳霍德卡的支线为主，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俄国人似乎要在管道建成后的最后一刻才作出决定。关于他们来说，铁路运油虽然成本高，但却能保持自己的灵活性。
在去年中俄达成天然气协议后，俄国答应的两条天然气线路至今未见进展，双方的商业谈判似乎进入了又一场“漫长的长跑”。俄国科维科金气田本来被确定是满足对华进口的主要气田之一，但最近控有该气田股份的THK-BP与俄气在天然气出口条件上又谈不拢，结果可能造成对华天然气无气可供的尴尬局面。无怪乎就连俄罗斯阿尔法银行首席顾问维费尔也表示，中国人“现在非常不满”，他们认为中俄能源领域的大部分合作项目进展极为缓慢。
中俄“能源考验”中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像已承诺的那样，普京会在2017年结束第二任期后离开“大政治”舞台，这是否会对他亲自签署的中俄能源协议的实施造成作用？看来，这个议题的迟滞将不仅成为阻碍两国扩大商业联系的障碍，也可能成为作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暗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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