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帕斯捷尔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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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斯捷尔纳克注定是要和日瓦戈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或者如福楼拜称自己为包法利一样，我们或许也可以自作主张地说帕斯捷尔纳克就是日瓦戈，日瓦戈就是帕斯捷尔纳克。由《日瓦戈医生》问世以来，帕氏的生命轨迹就悄悄地发生了改变，俄语论文题目，而这也就演变成了再也说不清，道不明的纠葛。帕氏因日瓦戈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因日瓦戈而卷入政治高压和自由抗争的漩涡之中，竟至生命的终结也无法摆脱。
从一战，一九零五年俄国革命到二月，十月革命，从国内战争到新经济政策，帕氏比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走的更远。他用其一生见证了上个世纪之交俄罗斯这块土地上翻天覆地的变革和俄罗斯母亲深久远长的苦难。这种苍白无言的见证对作家--这类敏感的人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折磨和考验呢？在这些史无前例的社会大变革中，作家为社会的进步，人身的解放而欢呼，也为一次次的暴力和流血而叹惋，更为被时代主旋律所践踏和掩埋的个性自由和抗争意识而痛心疾首。
当不可名状的权力渗透到了俄罗斯的每一个角落，作为自由个体讴歌者的诗人的被杀或自杀也就不是那么难以解释了。古米廖夫，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一串串的名字后面还应加上帕氏一九五八年那次形同自杀的“自愿”放弃诺奖事件。关于敏感的人来说，这或许比死亡更接近于死亡。可即使如此，帕氏也从未丢弃活下去和承担多舛命运的勇气和决心。而帕氏这种韧性的反抗和对良知的守护使得他的“活着”充满了力量感。
二、茨维塔耶娃
也许由于较为独特的人生经历，这个深受“博物馆和音乐”熏陶的孩子总是那么的不合时宜，孤芳自赏。她可以面对一大群红军士兵，朗诵同情白军的诗歌；她可以全然不顾周围俄国侨民对马雅可夫斯基--新俄国杰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人--的来访的冷淡和抵制，慷慨接待，尽管这会给她，也确实带来了同样的敌意和排斥；她甚至可以毫不掩饰自己充沛的情感，俄语论文题目，炽热地向几乎所有与她同时代的男性诗人表达爱慕之意。她是一个谜。
这种惊世骇俗的表演为世人所不解，看来她也不想被人了解。于是茨维塔耶娃采取这种近乎自杀式的自我放逐在自己与同时代人之间构筑起藩篱，以一种孤傲的独立姿态创造着属于自己的声音。在各种诗歌流派和团体喧嚷之际，她并不参加任何一个即是力证。
天鹅般“顾影自怜”的吟唱使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别具一格，甚至可以说是空前绝后，因为没有人能再复制一段只属于茨维塔耶娃的生命体验，虽然也无需如此。布罗茨基就曾坦言：“我从未模仿过她的声音，她是我无意与之一争高下的唯一诗人”。
其实何止在诗歌方面难以模仿，茨维塔耶娃的全部都是一首无法再续调的小夜曲。茨维塔耶娃只属于茨维塔耶娃。
在一张她早年和丈夫的合影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温婉柔美的女子，圆润的脸上荡漾着幸福的晕圈，想必是新婚前后拍的。可另一张中年照上的茨维塔耶娃已全然没有了恬静的笑容，剪着短发，眼睛深凹，手上还有根香烟，目光犀利地注视远方。时间，将这一切打磨得如此锋利。
三、布罗茨基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在广袤无垠的俄罗斯大地上诞生出来的文学似乎天然地就具有不合作的气骨。这种根深蒂固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即使在一个人改变生活环境甚至国籍以后也难以消除，它会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游动在他写下的每一篇文字间，成为他一生都无法割舍的精神脐带。作为“最后一个阿克梅派诗人”的布罗茨基，自然也少不了吸取俄罗斯白银时代以来的诗歌精髓和文学内核。
同样有政府一手炮制的“布罗茨基事件”，同样是苏联社会所不需要的人，布罗茨基们就这样轻易地被宣告有罪，而且罪不可恕。不知是幸或不幸，他们由此开始了别样的人生，像荷马史诗中所吟唱的那些英雄一样，毕其一生与强权抗争。而布罗茨基这位“最后的俄国贵族”面对对其指控的“国家寄生虫”之说只微微一笑，说“流亡是教人谦卑的最后课堂”。
尽管被西方媒体贴上意识形态的标签大加赞美了一番，布罗茨基到达西方后却“倒泼冷水”，着实让那些翘首以待的人们碰了一鼻子的灰。因为他看到西方社会中也普遍存在着对文化的冷漠（只不过以一种假意的殷勤示人，他们欢迎一切为苏联政府所不容的人），而这恰恰是为布罗茨基--这个始终对文学，对文化报以极大热情的诗人所不齿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布罗茨基为人的耿直，不曲意逢迎即使是另一种大方接纳他的权力。
而这一方面来源于布罗茨基骨子里的孤高，一方面得益于他为人所羡的语言优势。一手用英语写散文，一手用俄语写诗歌，布罗茨基像技艺精湛的走钢丝者游走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中（其实其中也包含着从曼德尔斯塔姆开始的对世界文化的理解），而他一生都抱有的对世界文明的热忱，也让他清楚地看到了单一文化语境下权力欲望的膨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