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莫斯科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了《华游记》（Три путешевствия по Китае），第一次给俄国人全面介绍了隔绝20多年的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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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时谈到，我们两国虽然已经隔绝多年，但我们还是借助《华游记》这样的书籍，多少了解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
《华游记》的作者卢金现在已经是俄罗斯赫赫有名的政治家和外交家，而这本书的中文译者就是我们此行要拜访的对象：李学君先生（当年他26岁）。
国内很少人知道，在莫斯科的阿尔巴特大街的“书屋”（“Дом книги”――俄罗斯最大的书店），有一个中国人的书连续卖了10年，再版三次，是让俄罗斯人和中国人交流最具实用功效的手册（“俄中交流实务”――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зговорни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来华的俄罗斯人都带着这本书。这本书的作者就是李学君先生。
直到今天我们才知道，俄罗斯的1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都有售中国的竹地板，并且“DILI”牌竹地板从1997年起，就稳居俄罗斯高档地板销售的前三名，而把中国竹地板引向欧洲，首先在俄罗斯开花的就是李学君先生。
现在的李学君先生不只是（亚历山大）卢金先生挂帅的俄罗斯世界政治与民间外交中心中方理事长，“DILI”企业的董事长，更是目前俄罗斯对华木材出口的最大公司“远东林业集团”的掌门人。远东林业集团2017年的出口额已经达到5000万美元。
一个“根正苗红”的学者，是怎样走出了远征俄罗斯的成功之路，他的路是否对探究俄罗斯经贸及文化交流之路的人有所启示呢？
李学君先生的“历史”（俄语中把故事也称作“历史”）有太多的值得关注的点，我们抱着一探索竟的念头寻访到了李学君先生。
我们把对李学君先生的访谈记录下来后发现，这是一个人的历史，又何尝不是中俄文化和经济合作历史的一部分呢！
我们在温暖和谐的气氛中开始了对李学军先生的采访。
问：我们知道，您的俄罗斯之路是“命中注定”的，因为你在大学里学的是俄语，选择俄罗斯是不是一个必然？
李：这个可以说首先是一个梦，然后，梦变成了现实。
我是1981年从内蒙古以外语类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大学外文系俄语系。当时很不满意，因为我的成绩完全可以读北京大学或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是当年的“状元”嘛！但是，这些院校当年不在内蒙古等边远地区招生，区外的也只有川大招俄语系，所以只好来到了成都。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20世纪 80年代初，川大真的是风水宝地。这里的风光好、校舍好，教师的见识和水平高。学生的来源也广泛，南北方的学生都有，这对学生们相互之间的交流有巨大的益处。
四川大学位于锦江之滨，望江楼下，望江公园有全中国品种最多的竹子。幽静清雅，茶馆简陋却舒适，一角钱的茶叶钱就够用了，因为续水免费。我敢说，川大的优秀学生都是从茶馆里走出来的，这比汪曾祺笔下的西南联大的水平高级多了。
现在回头看，望江公园的茶馆就是巨大的文化沙龙，文理科的交融，社交的培养，思辨的提高，实在是好。
吃的也好。
当北方高校的学生还在吃棒子碴粥时，我们已经在吃鱼香肉丝了，没有粗粮。成都嘛，天府之国。
2017年俄罗斯年在中国举办，其中有四川周，我应俄罗斯外交部之邀，专门用俄文写了介绍四川的文章“四川――我的青春，我的骄傲”（Сычуань：моя молодость，моя гордость），在“俄中友好二十一世纪”杂志上。
几年前我回成都，俄语论文题目，四川省外办俄罗斯处的处长王谦告诉我说，谢谢你，对我们四川还有这么好的回忆。他还告诉我，我那年迈的导师张继莹，听说有我的文章，专门派弟子去拿，他要看看他的学生用他教的语言写出的东西。
好学生就是好导师的著作。
我们当时学外语，主要依靠教科书、字典和老师，没有任何的电子辅助设备（有录音机但买不起）。但是川大有当时全国藏书量前十名的图书馆（180万册），还订有世界各国的主要期刊，这对我们开阔眼界影响很大。我们没有外教，也从没有见过俄国人。现在，国内无数人一天到晚地学外语，但总是不成才，很遗憾。这说明，技术手段只是外因，内因更重要。
问：俄苏文化对您有何作用？
李：对我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哪个时期，哪个国家像俄罗斯一样，在19世纪出现过群星灿烂的盛世。如文学、文学批评、音乐戏剧、芭蕾舞、火箭技术、精细化学，等等。
可以说，没有俄罗斯的星辰，今天的世界将多么寂寥。
俄罗斯吸引着我，只是没想到吸引了这么久，看来，将会是一生。
俄罗斯是我们的最大邻邦，原苏联时期，陆上边界超7000公里，苏联解体后，我们和俄罗斯的陆上边界仍然有4300公里，依然是最长的。这样的两个大国，400年来的关系真的是“爱恨情仇”，无法分开，也不能分开。
和俄罗斯的关系，就地缘政治来讲，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因此，文化、政治、经贸都必然会有广泛的联系。
我是在没人看好俄语的时候，学了俄语而且学得很好。23岁时我就为当时的四川省省长张浩若做过翻译。当中苏关系改善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俄罗斯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商机，我自然地就被推到了第一线。
你说这是“命运”，我不反对。若说是“必然”，我觉得，偶然也罢，必然也罢，都取决于你是不是“有所准备”。
感谢川大的老师们，他们在当时最不需要俄语的时候告诉我，请坚持，俄语一定会有用。感谢我自己，矢志不移，一直在努力。
问：你怎么看待当前中俄关系“上热下冷”？即高层往来持续热烈，而经贸合作却跟不上趟？ 李：这个问题，2002年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问题探讨所的专业杂志“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探讨”（第三期）上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叫“俄罗斯――中国梦否？”，讲述了中国公司进军俄罗斯市场的十年中的得与失。现在看来，仍然正确。
我们改革三十年的成果巨大，但是扩展成果（开辟海外市场）的方式缺乏远见和规矩，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进入所在国要遵纪守法，实际上，守法的成本比违法更低，更有发展，也更有未来。但是绝大多数中资公司是长三角和珠三角的乡镇公司，“土豪”居多，过度地相信所谓同乡会、民间社团。结果，这些组织和俄罗斯的所谓“能人”勾结，用非法清关（或称灰色清关）的方式给俄罗斯执政当局制造了口实，所有的恶果都由公司承受了，也坑害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2017年，莫斯科大市场被强行查封，华商的损失超过20亿美元，这是最惨重的事实。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专门致电普京，商务部副部长高虎城带队交涉，我个人也参加了和俄罗斯强力部门的几次重大谈判，均无济于事。
自此事件后，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天塌地陷”，一蹶不起。事实上，正规清关比灰色清关成本要低，也保险得多。
我们“DILI”企业从1993年成立，从未遇到过“鸡飞狗跳”的事情，原因很简单，聘请俄罗斯籍的专业报关员，建立良好的会计信用，按章纳税，合理避税，没有任何麻烦。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你自身没问题，执法部门想“丧心病狂”都没有理由。再说，我的合作伙伴都是俄罗斯的名牌公司，如地板世界（Паркет холл）、地板中心（Паркет центр）、地板大厅（Паркт мир）。这样立志久远的企业也不会和不守规矩的企业往来的。这客观上也是对我们供货商的约束。你看，这多好，共赢最好！
第二，重质量，守信用。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会欣赏质量好，有信用的产品。这是基本概念。
在莫斯科，最贬人的话则是：概念都没有（Понятия не иметь）。其实，在一个价值观念已经成型的文明国家，没概念真的是寸步难行！
无知才无畏，无知就是愚昧。
公共关系在开辟市场时有用，真正可以立足的还是靠质量信誉。我们2003年开始木材制品包括原材出口中国市场时，俄罗斯的木材采伐业真是惨不忍睹。有林子，没钱雇工砍伐，砍伐了，没有运力，集中在口岸了，没有下家。产供销完全断裂。
我们中国是资源的巨大需求国，而俄罗斯是绝对的资源大国，这里的商机谁能看不见？
仅西伯利亚森林覆盖面积为5.5亿公顷，木材蓄积量560亿立方米，占世界的22%。煤炭和天然气的储量均占世界总资源量的三分之一。被誉为“世界之井”的贝加尔湖蓄积了世界淡水资源的五分之一，可供全球50亿人饮用半个世纪。
我们来了。
林场主没钱雇人伐木，我们从呼伦贝尔带来了专业的森林工人，没有初加工工厂，我们投资建厂，锯成板材后需要烘干窑，我们开始建烘干窑，建一个窑（50立方米）的，要40万人民币，我们一口气就建了10个，解决了出口需要的一切必备设施和资金。而做好中国市场则是我们华人最大的优势了。
第三，尽可能雇佣当地人才，既帮助当地政府解决了就业人口，树立良好公司形象，用当地人也比从国内派人更实用、更省钱。在这个问题上都想不通，就真是笨到家了。
DILI企业员工除我以外，都是俄罗斯人，他们敬业，工作效率高，互相之间平等、和谐。我很满意，他们对我也满意。我们企业有5个移民局的外国雇工名额，我从未用过。
好的管理制度和用人不疑保证了我们的正常运转。
远东木业需要大量的采伐工人和深加工工人，这个行业俄罗斯的工人效率不行，我们都是从国内调用。只要列出年度计划，按时申请，移民局基本都予以配合，有时还主动问我们还要不要增加额度。木材砍伐有淡季和旺季之分，淡季时，我们的工人全体回国，从不滞留在俄罗斯，在移民局的信用良好，下一年办手续就更顺畅。原苏联时期就从事对（苏）俄业务，懂国情，善于工作，陈文鹏，温世纬两位干将率领的工作集体，有实践，有理论，能干能说，和我们配合得极好，把中国境内的深加工也做的得心应手。
我知道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资源业的巨大发展及可持续发展也证明了我们选择的正确性！
我在俄罗斯一线工作了20年后得出的结论是：在合法和合规矩的情况下，在俄罗斯做事还有章可循些，换句话说，比在中国轻松。
问：你对中国―俄罗斯的经贸前景怎么看？
李：看好！
中国和俄罗斯的贸易额在2017年前要达到1000亿美元，2020年要达到2000亿美元，是两国元首制定的发展目标，这还不够好？
两个国家有巨大的互补性，能合作的领域太多了。缺乏的是有眼光的公司家，有文化的劳动者，有修养的彼此尊重的态度，还要需要大量的懂俄语的各类人才。我们在俄罗斯有上万名留学生，能派上用处的寥寥无几，很遗憾。
不读书，不会读书，不做认真的自我培养，真的很遗憾！
反思教育，更要反思自己，我看是和个人缺乏理想，责任感不够有关。
为什么不出人才？
急功近利弥漫在社会生活中，没有人认真地培养自己。做任何一件事都不易，何况还想出人头地，鹤立鸡群。
贪图享受充斥着日常生活。电脑、手机，基本上都用于听歌和闲聊了，有这个时间“见缝插针”地学外语，3种语言都学透了。
不以无知或水准不够为耻，得过且过。
前不久，冬奥会前，中央电视台记者访问普京，出席的有俄罗斯一号频道的记者，也有英国BBC的记者和中国记者。
服务人员上茶时，普京开玩笑地说，或许上茅台更好。我们的大牌记者竟无从作答。多好的机会呀，你完全可以说，等索契奥运会圆满成功时，我们再喝茅台。 一个不懂俄语的，缺乏俄罗斯文化背景的记者去完成这么重大的采访，本身就是对中国俄语界的嘲讽（当然也是新闻界的不足），因为你连这样的“人才”都没有。
普京回忆和习近平见面的场景时说：“我们喝了一点伏特加，像大学生一样用‘面包加肉’下的酒（Мы немножко пили водку и по-студенчески кушали бутерброд）”。CCTV则翻译的是，“我们喝伏特加，吃三文治，共同回忆了大学生活”。真是不可原谅！
年轻一代从事对俄文化和经贸的人应该珍惜机会，早日成才，需要人才的地方太多了。
任何时代都出富豪，也出文豪，当然也出“土豪”，但是不努力，就什么也做不到。
问：一个私人问题，您是儒商，怎么能够又做学问又经商的？“鱼和熊掌”真的可以兼得吗？
李：其实儒商这个概念就有问题。中国历史上重文轻商，落下了一个惯性思维，似乎经商者都是没什么文化的，所以遇到我们这种受过高等教育的，又有些学术成就的，就赞为儒商。事实上，战争年代最高的知识和技术都是为军事服务的，和平年代，商业也是最高等级的人力、物力的聚集。不要说商人应该有文化，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应该有文化。我不觉得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是远古时代的比喻，和西方谚语中“人不可以同时追逐两只兔子”是同一个意思，用于教导人们专心做事的，请准确理解它的使用范围。
我觉得探索真理是永远的，你把这个过程叫做做学问亦无不可。
商业或者说要赚更多的钱，是生存或发展的需要！
我喜欢学问多而有趣的生活，也喜欢钱多而引致的更加自由的人生！
我鄙视的是本应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却误导众生；鄙视钱多的自己花不完，也不肯济世救民。
我和俄罗斯“纠缠”了20年多年，还要继续。酸甜苦辣，甘苦自知。我们将继续走我们的路。我们在走向更大的成功，我们也愿意带动更多的人走向成功。
人的一生，见识比知识重要，文化比金钱重要，但是没有物质财富就很多事都做不了，所以，丰衣足食也很重要！
问：您在文化方向上有什么打算？
李：事实上，我这么多年来一直见缝插针地做着文化，也将继续做下去。
1994年，DILI企业赞助了中国成都电视台在俄罗斯拍摄“蓝天上的一双眼睛”（获飞天奖）。
2001年，我出资10万美元，邀请12位俄罗斯院士，教授级的学者撰写了《俄中关系――世纪之交时的求索》，希望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留下他们对中俄关系思索的宝贵的财富。在当年极忙碌的情况下，我亲自主编和翻译了这本作品。
2001年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时，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亲自把这本书的中文版赠送给江泽民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俄罗斯问题探讨所所长李静杰教授亲自主持了该书的研究会，中国探讨俄罗斯问题的主要学者和专家悉数出席。俄罗斯驻华大使（中国问题超级专家）罗高寿在俄联邦驻华大使馆亲自主持了该书的中文版出版发布会，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专门进行报道。
这告诉我，我的工作有价值。我觉得能部分地参与历史是作为学者的光荣。
我们企业董事会已经决定，投资拍摄中国和俄罗斯合作的第一部大片，由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北京赤子惠峰文化传媒有限企业合作出品。这将会是令人震撼的大著作。
我们要通过一部精心制作的大著作，具体化地告诉中国人民，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苏联人民是怎样付出巨大的代价和中国人民一起浴血奋战的；通过我们的著作，同时告诉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是多么有情有义，感恩记情的民族！
我个人对此充满期待。 ，俄语论文网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