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俄双方都以己度人，共识遂愈发不可能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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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2月4日，美国候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他倾向于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这一提议的军事价值可谓微乎其微―在俄军师级地面武器已进入乌克兰东部的情况下，与乌军现有武器系统无法融合的美制装备不可能发挥即时影响。何况从格鲁吉亚的先例看，单凭军援远不足以“对冲”俄罗斯的大棒政策。在德法领导人赴明斯克重启与普京的“诺曼底四方会谈”前夕，美方以迂阔的表态来申明立场，只能理解为一种宣传。
但做出这种不着边际表态的并不止美国一方。普京去年底在国情咨文中宣称，外国“敌人”要在俄制造“南斯拉夫式的（分裂）局面”，“但我们没有让它发生”。考虑到真正的“分裂”发生在俄罗斯的西邻，这样的论调并不令人信服。而接下来呼吁出走塞浦路斯的海外资本回归俄罗斯，并宣称这是因为“本国司法制度对俄公司更有保障”，则更是粉饰太平：在卢布实际贬值超过40%、2017年全国净资本流出高达1500亿美元的当下，更需“保障”的显然是俄经济自身。
美俄在双边关系上进退维谷，原因并不限于一年前爆发的乌克兰危机;甚至可以说，乌克兰危机恰恰是后冷战时代两国一系列偏狭政策发展的结果。苏联解体之初，美国对如何引导与安置百业待兴的俄罗斯全无打算，而汲汲于推进“美国优势”;21世纪初俄政经发展趋于稳定之后，华盛顿又高估其威胁和攻击性，在对俄外交中缺少必要的弹性。而莫斯科在1990年代尝试以善意换取政治和经济回报未果后，逐渐回归苏联时代以进攻博取安全的传统。双方都以己度人，共识遂愈发不可能达成。 过度追求“美国优势”
1997年，布热津斯基在预测21世纪初世界格局的《大棋局》一书中创造了“美国优势”（American Primacy）这一概念。这个术语包含三重内涵：冷战结束后，美国被公认为仅存的超级大国和世界范围内的首要领导者，其他国家最多算地区强国;由于美国无可匹敌的军事机器（特别是海空军）和政治威慑力，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脱离美国而单独介入全球事务治理;在后冷战时代―至少是世纪之交的几年―美国是仅存的有能力主导一种新的全球秩序塑造的大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克林顿政府将老布什总统过于空泛的“世界新秩序”口号，落实为更具现实意义的“全球化”。但无论“新秩序”还是全球化，都没有给新诞生的俄罗斯留出对应的位置。布热津斯基的另一部作品《大失控与大混乱》（1993年）代表了此际美国决策者对俄罗斯的典型看法：重要的是防止它崩溃，而不是帮助其成长。是故从1989年到1999年，“阻止苏联核武库失控”几乎成了美国对俄政策的唯一出发点。1991年苏联解体前夕，老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缔结了第一阶段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ART Ⅰ），确保苏联按部就班地削减其过于庞大的核武库;两年后达成的START Ⅱ则实现了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的无核化。在两阶段START相继付诸落实之后，华盛顿得以摆脱核竞赛的负担，将更多财力投入常规力量的扩充，从而进一步强化其全球投送能力。
至于庞大而孱弱的新俄罗斯本身，它固然应当被视为有潜力的新兴市场，但对这样一个基于自给自足理念的庞大经济体进行改造，却不在美国的计划范围内;事实上，就连以逐利为生的国际金融资本对俄罗斯的市场前景和政治稳定性都深表怀疑。因此，1990年代后期美国的对俄政策大部分是基于狭隘的安全考虑，手段则 是赤裸裸的权势政治：1999年吸收捷克、匈牙利和波兰加入北约;2004年更进一步把波罗的海三国和中南欧四国纳入北约成员国行列，使其军事触角深入原苏联版图之内。从政治和经济上与独联体西部国家实现“一体化”的工作则由欧盟负责完成，2004年的欧盟东扩一次性吸纳了波罗的海三国和6个中东欧国家，令自诩为独联体领导者的俄罗斯大为丢脸。站在莫斯科的角度，美欧之待俄罗斯犹如1919年的英法之待德国，完全是以惩罚战败国的姿态加以羞辱。
更加危险的是，2001年“9・11”事件之后，美国一度挟全球反恐的公意，以单边主义方式对中东强制施行军事和政治改造。这一举动不仅缺乏理智的成本考量，而且开了一个危险的先河―强国可以不顾既有的国际制度安排，以一己之力推行有利于本国的对外政策。这和“全球化”口号的道德优越感完全悖逆，使国际舆论质疑“美国优势”的基础究竟是其领导能力还是独占性特权。今日俄罗斯之所以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与美国的“示范”实有关系。 高估普京的“平行宇宙”
在苏联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莫斯科奉行“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与“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相结合的战略;在后斯大林时代，这种战略演化为“交易外交”―每一回合的外交让步都须以相应的安全和经济补偿作为回报，以平息内部压力、并契合意识形态口号。在两极格局中，这种操作并无太大困难。甚至直到苏联解体前夕，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还认定变革政治体制可以成为换取经济报偿的手段，“民主化”可以像勃列日涅夫的“缓和”一样充当筹码。
2017年俄罗斯国防开支增加到了近820亿美元，较上
年增长30%，不过是为了弥补此前忽视常规力量现代化
的缺陷。
然而这种幻想在1992～1998年俄经济转轨中遭遇了最沉重的打击。出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的信赖和尽快引入市场机制的考虑，俄罗斯改革者采用了激进的“休克疗法”来推动转轨。但过度倚重原料工业和军工产业、缺乏日用消费品生产和新兴电子工业的国民经济在转轨后水土不服，未能实现增加财政收入的预期目标;西方七国集团也并未按照改革开始前的承诺，向俄罗斯提供足够数额的美元来稳定币值。经济转轨的前7年，俄罗斯GDP累计缩水40%以上，1998年的人均年收入仅为世界平均值的44%，一切代价皆须由莫斯科独自承担。而同期进入俄罗斯市场的外资总量仅为对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国家投资量的1/4，待遇差别显而易见。 甚至连在私有化过程中获利最大的七大寡头，对华盛顿也毫无好感可言。1996年达沃斯论坛年会上，俄寡头和改革派人士目睹欧美政治家竞相取悦有望赢得当年大选的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屈辱感极为强烈。嗣后寡头集团倾全力协助叶利钦赢下大选，除去是担心俄共胜出后会终止私有化进程外，也是由于对来自外界的帮助已经丧失信心。而在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俄语论文题目，俄政府与IMF在纾困贷款的利用上分歧巨大，不仅导致卢布崩盘，而且使刚刚恢复增长的国民经济再度遭受重创。此后叶利钦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日益趋向“去西方化”，原因盖在此矣。
普京上台后的政策转向，既是对叶利钦执政后期改弦更张的继续，也是时势使然：市场化改革的积极结果在进入21世纪后逐步凸显，国际油价走高也使俄经济获益匪浅;更多的财政收入意味着政府可以逐步安抚在私有化过程中受损的弱势群体，从而赢得民心。此外，他成功地将国家杜马中相对分散的几个中右翼党派合组为统一俄罗斯党，从而避免了叶利钦时代政府常常为杜马掣肘的局面。分享能源红利和打击昔日寡头带来的民意基础，加上对杜马的有效控制，使他能够在任满两届总统后，继续以总理身份执掌政权，并在2017年再度入主克里姆林宫。
尤为重要的是，普京成功利用了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美国国际作用力和道德形象下滑的时机，重新擎起“大国外交”的旗帜。由于深知以欧盟的体量绝不可能“消化”或肢解俄罗斯，且美国在打击中亚伊斯兰极端势力、解决伊朗核问题等领域对俄依然具有需求，普京制订出一种“作用力最大化”的现实主义战略：首先，在战略武器削减、反导武器部署等即时效应不甚明显，但整体意义巨大的问题上，主动挑战既有安排，造成“俄美仍是有核国家两极”的公众印象。其次，在美国遭遇挫败或困境的地区事务中，时常以斡旋者的身份出现，令国际舆论感到俄罗斯依旧具备跨地区的作用力。最后，以能源输出作为工具，对欧盟国家加以牵制，同时间歇性对独联体西部国家使用武力“大棒”，以重建苏联时代的地理安全屏障。这样的多层次布局营造出了“大国复兴”和“反美领袖”的形象，正如默克尔所言，最终形成了一个“平行宇宙”。但这也让华盛顿倾向于高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俄罗斯已今非昔比
眼下，经济制裁和油价暴跌引发的卢布危机作用尚未消散，它们实实在在地显示：俄罗斯已今非昔比，其可以用于彰显“国威”的资本和昔日的苏联相差甚远，甚至有评论认为其“仅是具备一定国际作用力的地区性国家”。
实际上，俄罗斯军事机器的现代化存在很大缺陷。长期以来，俄军在战略核力量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但能够实现的也仅是维持陆基核打击能力的可靠性，并分阶段替换主要海基核打击力量而已。常规武器方面，苏联解体前服役的大批装备已接近寿命上限，替换工作的进行则相当不理想。以海军为例，俄语论文，除去几艘用以装点门面的大型舰艇外，中型水面舰艇的老化情况已相当严重，然而新建舰只的工程进度仍远远落后于预期，并且这些“新”舰艇也是基于上世纪90年代的设计。换个角度看，俄罗斯之所以会选择格鲁吉亚和乌克兰作为展示“大棒”的场域，恰恰是因为地面力量和战术空军是俄罗斯武装力量中维护状态最好的部分。而俄军能在周边防御圈以外展示“肌肉”的平台，20多年来一直只是几架“熊”式轰炸机和保养状况不甚乐观的少数巡洋舰。
苏联留给俄罗斯的是一支力量配置极不均衡、对核打击和大规模地面进攻强调过甚的军队，而俄罗斯迄今未能改变这种不均衡的状况;甚至还因为追求“作用力最大化”，一再错失按地区强国的定位合理规划武装力量的时机。2017年俄罗斯国防开支增加到了近82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30%，这一状况被许多略论家解读为“穷兵黩武”，但从当前海空军的现代化状况看，大幅增加开支不过是为了弥补此前忽视常规力量现代化的缺陷。即便是在如此高昂的投入之后，核力量比重过大的状况依旧无法得到根本改观。武力“大棒”与能源武器一样存在固有的虚弱。
俄罗斯的敌意和破坏力也被误读和高估了。过去近1/4个世纪里，俄罗斯并未如《大失控》预料的一般成为混乱和恐怖主义的温床;普京政府在以威权手段强化对内控制的同时，也阻止了核材料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俄罗斯流出，并对中亚和高加索宗教极端势力实施了打击，这与美国的战略利益并不矛盾。问题在于，当华盛顿在经济和安全方面逐步倾向于“太平洋化”的同时，它愿意在欧亚大陆内部留给俄罗斯多大的活动空间？换言之，一切又回到了苏联解体之初的问题：美国要如何“安置”一个富有主动性的俄罗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