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拜占庭的教训》把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政界的主要动向都不同程度地加以糅合，通过拜占庭帝国这一躯壳加以概括、展示。此外，像腐败、寡头、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资金外逃等等俄罗斯的现实问题，也几乎被简单照搬到拜占庭历史中。 这一切导致了意识形态崩溃、或失守：帝国主动放弃了对人民的意识形态教育，迎合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对个人的暴力”的蛊惑性思潮，因而，侵略性思想便大行其道。意识形态危机导致悲观主义情绪蔓延，社会道德堕落、互不信任、沉迷于占星学和新的神灵崇拜，“有意识地、无耻地摧毁了人民的基督教信仰基础”；“一个曾经为世界提供了精神飞升的巨大榜样的伟大民族中，现在充斥着恬不知耻和内讧”，“一些有识之士虽然看到了帝国的灭亡前景，但他们的声音没人能听到”。 由于希腊人的傲慢，加之西方从中挑唆，帝国晚期还出现了民族问题。帝国境内大量异族人侵略性十足，他们对帝国虎视眈眈，并排挤信仰东正教的本地人。斯拉夫人感觉被疏离，他们与希腊人互相敌视，而他们本可在反击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帮助帝国的。西方也曾答应给已被东方土耳其人奴役的斯拉夫人(主要是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物质和军事援助，但只是欺骗。帝国对遥远的边疆地区失控，各省与首都产生深刻矛盾，国家日渐衰弱。 面对土耳其强敌犯境，西方背叛了拜占庭的利益。1453年4月，土耳其人围困君士坦丁堡，有人曾劝苏丹撤离帝都，以免陷入两线作战，但也有许多人相信，西方会援助拜占庭。最终苏丹没有采取突围行动，而欧洲也没有兑现承诺。更可怕的是，此时帝国内部又有了“第五纵队”，除了西方派之外，还有亲土耳其派――首席大臣卢卡・纳塔拉是亲土派代表。君士坦丁堡城破后，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打算任命他为君士坦丁堡长官，但是此前，听说纳塔拉有一位14岁的儿子非常美貌，要求他做自己的娈童；纳塔拉感到震惊，拒绝这一要求，于是他和他的儿子都被杀死。最终，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向灭亡。 东正教“救赎”俄罗斯的雄心 在一番历史巡游之后，主持人开始抒情地感慨现实：“现在居住在伊斯坦布尔的是另一些民族，实行不同的法学和别样的道德。拜占庭的遗产关于外来者来说是异类，因而要么被摧毁，要么被彻底改变了。那些没有被征服者消灭的希腊人的后代在很多世纪里都成为自己国土上的无权的奴隶。西方对拜占庭及其继承者的仇恨之深，已经渗透到基因里，持续至今，甚至连西方自身都不可理解”，“如果不理解这一奇怪、但却确切无疑的事实，我们就不能理解早已逝去的历史、以及20世纪、甚至21世纪历史中的许多事情”。 “在革命前，我国曾对拜占庭进行认真的探讨，但从理论知识中我们没有做出应有的结论。苏联的第一个10年中，拜占庭问题探讨被翻转了，后来被官方禁止；而且布尔什维克镇压了所有留在国内的拜占庭问题专家，少数人逃往国外。1943年苏联高层遵照斯大林的命令，通过决定恢复对拜占庭问题的探讨。为什么恰恰是1943年，难道不能找到其他时机吗?确实不能，斯大林终于明白：应该向谁学习历史。” “一个伟大城市(君士坦丁堡)，如此长久地遗忘了父辈的古老法学，甚至也没有为它保留名称，但她仍可最后一次服务：讲述一个大帝国前所未有的伟大和大幅衰落。” 一切类似的历史影片都最终成为众矢之的，遭到多方诟病，《拜占庭教训》也未能逃脱这种命运。有人从中挑出了历史知识的“硬伤”(如，7世纪时，阿拉伯几乎占领了拜占庭的全部领土，偏安一隅，而电影给人的感觉，似乎在1000多年中，拜占庭始终是一个幅员辽阔的伟大帝国)；还有人则认为是政治、意识形态宣传，为俄总统选举造势，是官方订货。但也有人积极肯定了该片，认为这是在宣传方面对西方的回击。有史学家表示：该电影当然无关学术探讨，但却有助于教育青少年，培养爱国心。 而最重要的是，从该电影中可以解读到俄罗斯思想、政治生活中发生的某些潜在或现实的变化。《拜占庭的教训》把近年来俄罗斯思想界、政界的主要动向都不同程度地加以糅合，通过拜占庭帝国这一躯壳加以概括、展示(电影中甚至直接用“西方”的字眼，而不是欧洲、或某个特定国家)，如：俄罗斯传统对西方文明的优胜，对西方文明的鄙薄：“当拜占庭文明达到顶峰时，欧洲还在侵略、掠夺，掠夺、侵略”；西方是狡诈、虚伪、不可信任的，对拜占庭(俄罗斯)有不可理喻的成见，对拜占庭文明的核心价值东正教很不屑，甚至仇恨，因而判定：应该消灭(“如果需要，就将拜占庭与其精神继承人一起消灭”)；西方称拜占庭是“邪恶帝国”(而里根政府曾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多年来，俄语论文题目，在苏联解体、车臣战争等问题上，俄罗斯学界一度流行西方“反俄阴谋论”，同理，西方也有摧毁拜占庭的阴谋；俄罗斯是一种特殊文明，必须走特殊发展道路，正如“拜占庭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一样；对集权制度的历史影响予以肯定：“拜占庭是个集权的官僚国家，这绝不是她的弱点，而是一种历史性力量”，相应地，包括苏联模式在内的中央集权制度也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帝国是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都将国家视为最高价值之一，“这在信奉个人主义的西方是不可理解的”等等。此外，俄罗斯的现实问题也几乎被简单照搬到拜占庭历史中：腐败、寡头、人口减少、出生率下降、资金外逃等等。 《拜占庭的教训》这种用近况关照历史、用历史演绎近况的手法，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东正教的雄心壮志：只有东正教可以救赎俄罗斯。东正教觊觎俄罗斯国教的地位，控制俄罗斯国民的灵魂，实现政教合一，再现俄罗斯帝国时期东正教、君主专制、人民性三位一体那样的辉煌。 俄学界“回归”帝国传统 近年来俄罗斯学界还有一种“回归”帝国传统的倾向。许多俄罗斯学者认为，帝国管理模式适用于俄罗斯，并为此积极论证，出版社还曾推出一批“帝国思维”丛书，武装人们的头脑。以帝国为题的学术作品、政论层出不穷，帝国似乎也是俄罗斯的备选方案。 而更深远的一个背景是：从1991年新俄罗斯诞生后不久，俄国政治精英就发现了意识形态的缺失。自由、民主意识形态可以用来摧毁苏联，但却不足以用来建设新俄罗斯；在摧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之后，俄国无法凝聚国民，也无力应对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战略压力，融入西方的道路已被证明行不通，甚至只是招致屈辱。1996年，叶利钦总统就下令制订相应的国家意识形态，但是，叶利钦在其任内未能完成这一使命；继任的普京总统在内政外交方面虽有很大起色，但同样是力不从心，“主权民主”、国家民族主义，以及正面积极评价苏联历史，仅仅是为建立新的国家思想储备了材料，但本身却不是国家意识形态。 就完成这一重大任务来说，俄罗斯政治家和思想家们仍然在探究的道路上，但已是呼之欲出。2017年8月8日，在南奥塞梯，俄罗斯还对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发起断然反抗。为俄罗斯制订国家意识形态注入动力，填充了内容。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俄罗斯的作用较轻，俄罗斯甚至主张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金融中心：俄罗斯关于走独立道路已找到自信。 1951年，俄罗斯哲学家伊利英曾写道：“俄罗斯知识分子想象说，似乎俄罗斯应该借鉴西方现成的国家模式、并将其移植到俄罗斯后，一切就会好起来――这样一个时期已然过去。”现在，俄罗斯面临史无前例的历史境遇，看起来，1990年代初期类似“想象”的时代也已一去不回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