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与安德烈•勃勒东、菲利普•苏波一起创建“超现实主义”的法国诗人和小说家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1897―1982）虽然背着私生子的名分，但从小就显示出极高的天分，特别表现在写作方面。他甚至还不会写字的时候，就已经在开始口述故事，由他的姨妈记下来。从6岁到9岁，儿童时代的阿拉贡共写过60多篇微型小说，加起来大约有两三本学生练习册那么厚，虽然有些小说的几个章节，每章只有几行字。他9岁那年，写出了一部长篇《卢内一家》；六年级考试时的一篇作文，法语老师认为写得很优美，授予其法语一等奖，俄语论文范文，并作为范文朗读给二年级的同学们听。成人之后，阿拉贡从1917年正式第一篇小说《贞洁小姐》献给大作家安德烈•纪德起，陆续出版了《阿尼塞或西洋景，小说》（1921）、《泰莱马格历险记》（1922）、《自由奔放》（1924）和《巴黎的农民》（1926），其间还有其它几部著作在刊物上。作为一位作家，阿拉贡的创作，一开始就可说是十分顺利。但是正如俗话说的，有一好就没两好。阿拉贡在爱情方面却是无比的烦恼。 早年阿拉贡是经超现实主义诗人安德烈•勃勒东的介绍，参加达达主义等先锋运动的。本来，超现实主义者对前苏联都抱有钦佩之情。为了探求意识形态，阿拉贡靠拢共产党，并像20世纪20年代的许多激进知识分子那样，受到深刻的作用，参加了共产党；还曾因在法国号召革命，被判5年徒刑、缓期执行。 1929年2月20日，莉丽和她的丈夫勃里克外出旅游，经华沙到达柏林。莉丽打电话给艾尔莎和她母亲，于是她们两人前去柏林看望他们。 莉丽的丈夫奥西普•马克西莫维奇•勃里克 （Осип Максимович Брик），父亲虽是一位有钱的跨国大古董商和大珠宝商，但他本人在革命前曾参加过学生运动；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后，受到任人民教育委员会委员的安纳托里•卢纳察尔斯基的重用，有探讨者还怀疑他可能还是前苏联“肃反”组织“契卡”的秘密成员。勃里克在感情方面，崇尚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仿效车尔尼雪夫斯基小说《怎么办？》中宣扬的“爱情自由”观，即恋爱自由、情感真诚和个性独立自主。他喜爱文学，尤爱诗歌，出版过诗和评论集。基于他的这一爱情观，他不计妻子和马雅可夫斯基的情人关系，曾不止一次真诚地掏钱帮助马雅可夫斯基出版诗作。 艾尔莎和阿拉贡于3月22日到达柏林，与姐姐和姐夫一起待了13天，直至他们去伦敦。交谈中，艾尔莎想通过勃里克帮助阿拉贡成为前苏联文学机构的联系人。这一愿望虽然因为阿拉贡仍然没有摆脱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圈子而未能立即实现，但是后来毕竟还是起了影响。 艾尔莎看到阿拉贡具有文学创作的天赋，同时也看到这天赋受超现实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禁律所束缚。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强调将经验的有意识领域和无意识领域完美结合，让梦和幻象的世界在“一种绝对的现实、一种超现实”中与日常的理性世界相连接。有些超现实主义者甚至一意追求无意识的自发显示，摒弃有意识的头脑的约束。艾尔莎坚信此种信念不仅无助于艺术创作，相反只会阻碍正常的艺术创作。她决意要让阿拉贡摆脱勃勒东，帮助他走出超现实主义的藩篱，跨上现实主义之路。同时她也明白，阿拉贡只有和超现实主义的老朋友脱离，才有可能去他向往的前苏联。 1930年9月底，艾尔莎和阿拉贡从巴黎出发去柏林，看望她的与母亲待在一起的姐姐莉丽。马雅可夫斯基刚在4月14日自杀，除了在政治和文学上与“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盟”和前苏联当局发生龃龉，与她姐姐和另一个女人的感情纠葛也是原因之一，这使莉丽陷入无比的痛苦之中。在柏林，艾尔莎和阿拉贡遇到法国记者和电影作家乔治•萨杜尔，他正在等待签证去往乌克兰苏维埃联邦共和国的首都哈尔科夫参加革命作家代表大会。既然萨杜尔的签证还得等待，无法跟随他同往，于是艾尔莎和阿拉贡就先走了（也有材料说是与萨杜尔一起走的）。一辆慢车带他们穿越波兰到达前苏联边境。接着他们见到了莉丽和一群朋友，于是顺利地到了莫斯科。经艾尔莎斡旋，阿拉贡得以受邀参加1930年11月5日至12日在哈尔科夫举办的作家代表大会。大会结束回到莫斯科后，阿拉贡和萨杜尔于12月1日同意签署了一份显然是由前苏联文学界最高权力机构策划的“检讨信”。在这检讨信里，阿拉贡和萨杜尔承认，作为共产党员，本应让党去有效地监督自己的文学活动，并将此活动置于党的控制之下；在这方面，他们两人犯了“准则性错误”。检讨信还表示，虽然自己与超现实主义团体中的其他成员所的个人著作没有任何关系，但只要这些著作打着“超现实主义”的名号，或带有“超现实主义色彩”，“我们就应当担起责任来，尤其是安德烈•勃勒东的《超现实主义第二宣言》，因为它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我们始终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进而拒绝所有的唯心主义思潮，特别是弗洛伊德主义”等等。 阿拉贡签字作这样的自我批评，一个原因是与苏方的默契：这是邀请他们参加会议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是涉及他与艾尔莎之间的关系，如传记作家所指出的，“阿拉贡无法拒绝签字，那是因为他得考虑艾尔莎及其家人的处境，尤其是得考虑莉丽的处境。拒绝签字就意味着和共产主义决裂，关于阿拉贡来说，也就意味着和他的爱情生活决裂。” 走上这条路后，必然的结果是回法国后与勃勒东决裂，同时必然地也开始由超现实主义的重视内部向重视外部方向转型，下决心走现实主义的道路。 此前，安德烈•特里奥莱每月都按时给艾尔莎寄1000法郎生活费；如今艾尔莎已经与阿拉贡同居，自然不能再要这笔钱了。生活的拮据，让艾尔莎不得不节约开支，同时设法为著名服装设计师制作项链，并取得了成功。但是，为了支持阿拉贡，艾尔莎只好舍弃这项收入，凭借勃里克与前苏联当局的关系，让前苏联人邀请他们夫妇去前苏联访问。结果，从1932年春至1933年春，他们两人在前苏联逗留了一年，在此期间，阿拉贡得以担任前苏联《世界文学》杂志法文版的编辑，既远离了超现实主义者，又受到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熏陶。1934年夏，阿拉贡又去前苏联，出席前苏联作家联盟第一届代表大会。1936年，再次去前苏联访问，参加了大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葬礼。结果也是明显的：阿拉贡出版了文集《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继《巴塞尔的钟声》之后，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了他以《真实世界》为总题的系列著作第二部：小说《上等街区》。 《上等街区》描写了两个兄弟：爱德蒙•巴邦塔纳找一个富有的女人做情妇，靠她来养活；阿尔芒•巴邦塔纳17岁就离家进工厂做工。作者在这部著作中，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来探究法国的社会，书中融入了作家父亲所在的教区和母亲在土伦生活的回忆，当然也少不了他自己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如著作中的泰蕾丝•卡洛塔就与南希非常相似。 小说在前苏联时动笔，于1936年6月10日完成，同年10月出版。在书的“后记”中，阿拉贡表示将此书献给他亲爱的艾尔莎：“正是由于她，我才有今天；正是由于她，我才在厚重的云层里见到现实世界的入口，在那个世界里或生或死都是值得的。” 在1939年2月25日接到结婚证书后，“作家、报纸编辑路易•阿拉贡”和“作家艾尔莎•卡冈”于2月28日在巴黎第一区政府举行结婚仪式，使他们关系的合法地位得到了解决。婚后的两个月里，他们一心创作，艾尔莎刚在几个月前出版了她用法文写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晚安，泰蕾丝》。随后，夫妇俩穿越大西洋，应邀去纽约参加左翼作家代表大会。 艾尔莎说得对：从1928年两人结合时起，阿拉贡和她就“真正不可分离地在一起了”，即使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贡应征上了前线，以及在德国法西斯入侵法国转入地下之时，阿拉贡也一次次与艾尔莎取得联系，团聚在一起，共同从事抵制纳粹的反抗运动；就在两人一度被误解的时候，他们也都互相支持、互敬互爱。阿拉贡始终保持对艾尔莎的爱，并深深感谢艾尔莎的爱。 在1931 年创作的诗集《受迫害的迫害者》中，阿拉贡就有一首诗是题献给艾尔莎的，此诗描写诗人与超现实主义决裂后，因为有艾尔莎的爱的滋润，创作上才有新的开启。1941年的《断肠集》也是献给艾尔莎的，阿拉贡题献说：“献给艾尔莎，我每一次心的跳动都向着艾尔莎。”第二年，也就是1942年，阿拉贡出版了两部诗集《献给艾尔莎的赞歌》（Cantique à Elsa）和《艾尔莎的眼睛》（Les Yeux d'Elsa）。诗人这样赞美他深爱的妻子： “形容她任何字眼不过分不荒唐/我用云锦为她设计了一件衣裳/我将使天使妒忌她晶莹的翅膀/燕子妒忌她的宝气珠光/大地的花卉将感到被冷落遗忘”；“……我……搜索枯肠呵呕尽心血方止/凑成拙作战利品向你奉献”；“……我的明星我灿烂夺目的明星/你怎能让我安心就寝/世态炎凉挡不住我向你献心” 。大作家安德烈•纪德称赞《艾尔莎的眼睛》中提前在刊物上的四首以《夜》为题的组诗说：“这是我多时来没有读到过的最好的诗。” 从1931 年至1982年，在阿拉贡出版的差不多二十部诗作中，多出现有艾尔莎的名字，有的是部分、有的是全部为艾尔莎而作。他在诗中尽情赞美了艾尔莎的魅力，倾诉他对艾尔莎的爱，甚至说自己终于成了“迷恋艾尔莎的人”。他还以《迷恋艾尔莎的人》为题，写出多首诗篇，诗中唱道：“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我曾是跟随你的影子……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我寸步不离你的脚印……/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你被我死缠住甩不开/你和我掺杂有往有来/怎舍得我窃取的幸福/扔不下使我颤栗的爱……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离世之日已掐指可数/天涯各方的人在叙述/我贪恋在你的双膝上/好似一把松开的花束/不管你怎么做怎么说”。异常感人地表达了诗人对艾尔莎的至死不渝的爱。（上引诗句为沈志明译文） 阿拉贡对艾尔莎的爱并不限于夫妻间的床笫之爱。就在他向好友坦言两人已经没有性生活之后，他仍然保持着对她的爱，甚至爱得更为深沉。这是因为如他在为《艾尔莎的眼睛》所作的长篇序言中所又一次表示的，是由于自己有幸得到艾尔莎的启迪，才得以从迷茫中觉醒过来，并能“通过你（艾尔莎）的眼睛看清世界，是你（艾尔莎）使我感受到这个世界，是你教我懂得人类感情的意义。”也就是在《艾尔莎的眼睛》的结尾所表述的： “在宇宙毁灭、船只触礁之后/会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会在大海的上空看到热切的/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艾尔莎的眼睛”（本文作者试译）。 心心相印、同甘共苦的爱，激励艾尔莎和阿拉贡两人在精神上的沟通得到了升华，从而在创作上获得了成功。艾尔莎表现抵抗运动的短篇小说集《第一次冲突花费二百法郎》获1945年龚古尔文学奖；阿拉贡继续以传统现实主义的手法创作出《共产党人》六卷（虽然也有人认为是失败之作）。1964年，《艾尔莎•特里奥莱和阿拉贡交叉小说集》出版。直至面对衰老挑战之时，阿拉贡仍然如戴克斯说的，俄语论文网站，“可以在成功的光环里去歌颂艾尔莎”： “撕开我的肌肤割裂我的躯体/除天堂外你们还看到什么/艾尔莎我的光明/你们将那光明比作里面的颂歌/将她那柔情/比作一个崭新的世界”。他不但把对艾尔莎的爱扩大到和对法兰西祖国的爱糅合到一起，还从艾尔莎身上看到女性的伟大，声称“女人是男人的美好未来”。 艾尔莎本来身体就比较差，终于在1970年6月16日永远离开了她深爱的丈夫。在9月安葬的那天，天阴沉沉的，冰冷的蒙蒙细雨，把人的衣服都淋湿了。阿拉贡从一大堆玫瑰中取出一束来，将花瓣一朵朵摘下，放在爱妻的墓上。人们以为这只是象征性的手势。可是他又取过第二束、第三束、第四束甚至第七束，不断地掰下花瓣，一片片放到艾尔莎的墓上。随后，他不用任何雨具，戴克斯说：“像钟摆一样在花堆和艾尔莎的墓穴之间来回走着……毫不动摇地来回走着。”戴克斯认为，“他是在强迫所有在场的人将这时间用来向艾尔莎表示敬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