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接受随着时代的更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中国近年改革开放给社会带来了巨大变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也使得全人类倍加关注这个神秘的国度。“中国制造”几乎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伴随着具体物质的流动，人们想探知中国究竟是何种状况，中国人到底在以何种方式生活，为什么有如此迅猛的发展。这些精神需求促使他们希望从文学著作中体会中国人的现实生活。但是，目前中俄两国文学领域的交流不畅，在苏联解体后的整整15年里，只有5部中国当代文学的著作被翻译成俄文，这根本不能满足读者的需求。为此笔者希望探索俄罗斯接受中国文学中的重要事件及代表学者，探究当下中国文学向俄罗斯推广的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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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俄罗斯接受中国文学的滥觞
俄罗斯接受中国文学著作比西方要晚，始于18世纪60年代，是从西语比如英语、法语翻译而来。当时俄罗斯文学家感兴趣的是小说《庄子休鼓盆成大道》，被翻译了数次。1785年彼得堡出版了一部小说翻译集，编者把中国小说与西欧小说一起收进该书，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俄罗斯汉学家就把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一视同仁。18世纪末还翻译了中国长篇小说《金云翘传》，遗憾的是译文没有出版，手稿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探讨所彼得堡分所。当时还对中国诗歌翻译进行了尝试。
19世纪上半叶开始从汉语翻译中国小说，是从小说《好逑传》开始的，普希金编选的的《北方花丛》（1832年）刊登了这部小说的片段。有些翻译过去的中国著作得到高度评价，甚至有的被比喻成当时名声大噪的巴尔扎克的创作，这在俄罗斯崇尚法国文学的时代，这种认同是对中国文学的莫大赞誉。出现了根据王实甫的《西厢记》改编的小说，著作语言优美，引人入胜。虽然是编译，但俄罗斯读者毕竟借此了解了《西厢记》的故事情节。随后，俄罗斯翻译的中国著作就更多了，小说有《醒世恒言》中的《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今古奇观》中的《夸妙术丹客提金》、《怀私怨狠仆告主》、《羊角哀舍命全交》、《烈女传》中的《孟母三迁》以及才子佳人小说《好逑传》，编译的古典戏剧著作有《窦娥冤》、《留鞋记》、《西厢记》、《梅香翰林风月》等。
由于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使团在北京的多年工作，俄罗斯学术界对汉学的探讨慢慢有了凝重的积淀，虽然他们的视野关注的是史学、哲学，但是对文学的探讨也随之起步。而且中国古代史学、哲学与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比如司马迁，是历史学家，而《史记》也堪称古代文学的典范。随着史料的积累、探讨的深入、译介的拓展，对中国文学已经不是局限于译介，逐渐有了专门的理论作品。十九世纪中叶出现了杰出的四位汉学家：卡法罗夫、扎哈洛夫、斯卡奇科夫、瓦西里耶夫。斯卡奇科夫以史学探讨著称，他的《中国书目》是俄罗斯汉学家、中国从事汉学探讨的学者至今必备的工具书。瓦西里耶夫则是第一位从事中国古典文学探讨的学者，也是汉学家中的第一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他很好地传承了俄罗斯汉学界史学、哲学的底蕴，更多地从哲学角度探讨中国文学。
二、 俄罗斯接受中国文学的巅峰
在俄罗斯汉学界，俄语论文范文，阿列克谢耶夫是当之无愧的“巨人”，他对中国文学的探讨、对中国文学著作的翻译铸就了辉煌的学术巅峰，是至今无人能够逾越的。当代的汉学家尊崇他，他们又把自己的尊崇之情溢于言表，播撒在后来者心中。2001年俄罗斯科学院为了纪念这位院士、学者，出版了两卷本的《论中国文学》，笔者的文章《学贯中西的汉学大师阿列克谢耶夫》被列入书中附录《世界对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探讨》中。笔者在俄罗斯莫斯科语言大学执教期间发现，很多大学生一入学就知道了这部作品，而且很多人就购买收藏了。该书是阿列克谢耶夫的女儿和其弟子编纂而成。我还惊讶地发现，院士去世后的50多年间，他的作品一直在被整理出版，这足以证明这位大学者的学术地位，也体现了俄罗斯汉学界崇尚学术、严禁踏实的学风。他早年的学位论文《中国论诗人的长诗：司空图的〈诗品〉》就给俄罗斯汉学界带来新的曙光。在对中国文学探讨的理论上阿列克谢耶夫院士是具有奠基意义的，重要成果有《论中国的“文学”定义和中国文学史家当前的任务》、《罗马诗人贺拉斯和中国诗人陆机论诗艺》，他对《聊斋》的探讨堪称独树一帜。另外，尤为重要的是，阿列克谢耶夫始终秉持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的公正立场，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进行比较探讨，而且把这一思想灌输到一代代的汉学家的意识深处，而他们铸就了那个时代中国文学在俄罗斯传播的辉煌。他的弟子中在中国文学领域最为杰出的是艾德林，他翻译了白居易、孟浩然等人的诗歌，然后又从事对陶渊明创作的专门探讨。他遵从导师的遗愿撰写了巨著《陶渊明和他的诗歌》、《当代中国文学》。那个时期，中国古典名著几乎被翻译一遍：《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金瓶梅》、《说岳全传》、《平妖传》、《肉蒲团》、《三侠五义》、《老残游记》、《镜花缘》、《孽海花》、《搜神记》等，而且每部著作都有长长的前言，体现了译者对著作的深入探讨。中国现代作家的著作也被广泛地译介出版：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曹禺、郁达夫、丁玲、萧红、张爱玲等的代表作都被翻译出版。这是时代堪称俄罗斯接受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
三、 当代俄罗斯对中国文学的接受
近几年中俄两国关系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时期，经贸、文化交流空前活跃。俄罗斯与世界各地一样出现了汉语学习热潮。中国政府在中国文化向俄罗斯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仅资助各个开设汉语的学校资料、设备，还资助出版中国文化典籍，这关于汉学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支持。与这种交流不太协调的是，大部分读者有关中国文学的意象还是唐诗、《红楼梦》等古代著作。俄罗斯各大书店的中国著作依然数量稀少，而且以哲学为主，诸如《易经》，甚至《中国风水》、《武术》、《气功》之类，文学著作则以古典文学著作为主，大部分是以前译本的再版印刷。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的书店应该是中国图书的集大成，但是在那里也感受不到中俄两国交流的热潮，大部分是对中国文化的探讨，文学方面有阿列克谢耶夫的《中国文学著作集萃》、《金瓶梅》等，当代作家的著作没有。其他出版社倒是出版了一些中国文学著作，如王蒙、冯骥才等的著作。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当代的著作正逐渐为大学生所接受，在2017年的莫斯科大学生作文比赛中，莫斯科大学的好几个学生写了对于《高女人和他的矮丈夫》的读后感。2017年俄罗斯作协组织翻译出版中国当代作家的著作。没有这种有组织的翻译，汉学家很难自己主动选择著作翻译，一是汉学家们大都年事已高，没有足够的精力，更不愿意或者无力支付出版费用。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人才断档已经明显制约着俄罗斯汉学的发展。刚刚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受市场经济的作用，大多将目光和精力投向经济贸易领域。只有攻读学位的年轻人专心钻研文学，但也是在探讨领域，很少涉足翻译著作。近几年圣彼得堡大学与我国武汉大学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是纪念鲁迅，第二次是纪念巴金，会议组织出版论文集，吸引了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俄语专业论文，会议所收论文囊括对中国文学各个时期、各个领域的探讨。这种大型的国际会议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文学在世界各国的推广。我国政府应该大力支持这种学术活动，拓展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探究适应新时代的新思路，为中国文学更广泛地走向世界搭建平台。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引起世界的瞩目，这也是世界接受中国文化、文学的历史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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