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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改革动了农民的奶酪
1917年3月8日到13日，貌似强大的俄罗斯帝国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土崩瓦解了。俄罗斯帝国在1917年覆灭当然由很多因素促成，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灾难、首都彼得堡的群众动乱和一些政党乘机发动的革命活动等等，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农村政策的失败。
俄罗斯帝国历代农民都有“好沙皇”观念，认为沙皇是上帝派给他们的救星和保护者，甚至亲切地称沙皇为“父亲”。何以到了1917年父子反目成仇？首当其冲的原因就是1861年大改革动了农民的奶酪。
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农村虽然保留了农民的传统组织──农村公社，却只把农奴主的一半土地留给了村社，另一半土地留给了贵族地主，而占人口90%的农民只有34%左右的土地，农民缺地现象严重。到了19世纪末，农民人口增加了1倍，农民份地人均减少了一半，结果引起农民的“地荒”，这更增加了农民对地主的仇恨。加上1891─1892年俄国发生了罕见的饥荒，因此从19世纪末起，农民开始在农村不断掀起暴乱，抢夺地主的土地。1905年革命的爆发最终促使沙皇政权下定了决心废除村社。
为了维持俄罗斯帝国的秩序和稳定，斯托雷平于1906年上台后就颁布了废除村社的“11月9日法令”，从此就开始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斯托雷平土地改革的最重要特征就是村社土地私有化和土地整理同时进行。俄国村社的土地如同今日中国农村的集体土地一样，俄语论文范文，每户农民的份地是由分散多处的小块土地（即条田）构成，各户农民的条田呈插花交错状。改革者认为这是一种比有规模的农场经济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根据改革法令，村社农民取得份地私有权后，必须把条田整理到一块，形成小有规模的农民农场，这就是土地整理。
农村政策调整遭遇执行难
以土地整理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新政策本来是为了更好适应俄罗斯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迅速稳定局势，但在执行过程中遭遇了种种困难。
新政策没有民众基础。在村社制下，土地以条田形式按农户人口均分给农民，每隔10年左右就按农户人口数量的变化进行土地重分。而农民的条田并不仅仅是按面积大小来划定的，如果某块条田比较贫瘠就增加一点面积，某块条田离村庄太远也增加一点面积，某块条田产量过高就缩小一点面积，有的地方甚至还根据需要耕种时间的长短和播种数量来调整条田的大小。这样，农民份地的分配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做到了充分的公平。所以多数农民对插花条田制还是比较眷恋的。
但是斯托雷平土地改革要把农户的条田整理到一起形成农场，而且主要是按面积的准则，那么这必然会出现有的农民的农场全是肥沃的或是离村庄近的土地，而有的农民的农场全是贫瘠的或是离村庄远的土地。这样，尽管农民的土地面积没有增减，但是质量却有了差别，所以多数农民对土地整理的政策是很反感的。
新政策引发了农村的不公平。改革法令并没有规定在整理土地过程中，谁更有权占有肥沃的地段，农民之间必然会出现纠纷；改革法令规定农民除了原有份地私有并整理外，还可以购买地主出租的土地，但并没有规定必须卖给原来的租种者。当时俄国农村还没有现代司法系统，有关谁占有或购买某块土地的纠纷是通过村会来解决的。显然，谁在村中的势力大、地位高，谁就有可能得到好处，因为村民都是基于现实的考虑来表态的，如纠纷双方的人品如何？哪家更有权势或更受欢迎？哪家给村会提供了伏特加酒等等。这样，农民占有土地的能力几乎完全取决于其在村中的权势和地位，这当然会引起不能如愿获得土地的农民的愤怒。
少数人甚至一人提出整理份地的要求村社就必须满足的规定，给其他农民带来不少麻烦，因为在插花条田制及轮作制下，把数块条田并成一块必会牵涉众多其他农民的条田。鼓励移民的政策，使许多农民都担心其他农民会离开村庄，而他们留下的土地不得不由自己筹资购买，否则就有可能被外来人占有。
农民之间的纠纷和冲突破坏了村社制下相对和谐的农民社会。政府授予的各种个人权力，俄语论文，在农民看来都是别人打击自己的工具，而原来社员之间的信任关系因改革法令的出台而消失，却代之以人人自危。
新政策与政绩挂钩导致地方官员大冒进。为了推动改革进程，中央政府规定土地整理的成绩和地方官员的政绩挂钩。中央政府虽然期望改革迅速推进，但并不是要盲目地扩大，而是相当重视改革的质量，要求农民在做好充分的准备并能承担必要的开支时才准予整理份地、建立农场。
但地方官员为了升官，不管农民是否具有独立经营农场的能力，就盲目扩大土地整理的农户数量。到了改革后期，在俄国农村大规模地出现了整村整村农民整理土地建立农场的现象。这些脱离村社的农场中的大多数都经营不善，举步维艰，他们被国家所抛弃，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苦苦挣扎。农民银行也无力资助这么多的农场，1906─1910年农民银行借贷给农民的资金人均只有78卢布76戈比，连1俄亩土地都买不到，更不要说应付大量的生产开支了。在改革期间农民银行还从没有按期还贷的农民手中收回了54万公顷土地，使54000户农场主破了产。
穿军装的农民迫使沙皇退位
为了废除村社建立农场，俄国付出的代价是农民对政府的敌意、农村和谐的破坏和农民处境的恶化。改革后农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不但没有提高，甚至有所倒退。改革前，村社的农产品很少出售，农户即便有剩余，在连环保制下也都用于替其他村民缴纳赋税或是村内救济等公益事业。而改革后，小农的产品如有剩余就可以拿来出售，不用再替邻居纳税，也没有多少公益事业可以付出。因此商品率的提高只是表明农产品分配关系的改变，而不是产量的提高，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普遍地贫穷了。
1861年改革之后，沙皇政府不但没有解决农民的地荒，满足农民的土地需求，反而因农民缺地发生了农村动乱。尽管脱离村社的农户只有1/4，但却有100多万农户600多万农民卖掉了土地到处谋生，而当时俄国工业化程度不高，不能容纳这么多农民，于是在城市形成了所谓的“边缘阶层”，他们是群众运动和革命活动的活跃者。在广大的农村，很多农民失去村社保护，加上此期农业生产力没有发展，而地主和国家却对农民的剥削加剧，无论是村社农民还是脱离村社的农民处境都非常艰难。废除村社时期，农村的社会和谐被打破，整理土地期间的不公正现象使农民人心涣散，人人自危。
沙皇政府强加的这场急剧的社会变革及变革带来的负面结果，最终使农民失去了对 “父亲”的信任和支持。19世纪90年代以前，农民还在帮助沙皇政权镇压解放他们的民粹派的革命活动，到了1917年二月革命（公历3月）的时候，当沙皇尼古拉二世从前线调动军队镇压革命时，军队却突然反戈一击，直接导致了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宣布退位和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而这些军人又都是一些穿军装的农民。十月革命中，这些农民又支持答应他们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布尔什维克。内战时期，这些农民又帮助布尔什维克镇压了保皇党人的复辟活动。可以说，农村政策的失败决定了俄罗斯帝国灭亡的命运！
（作者单位：天水师范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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