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之声对华广播-70周年”，粗体的黄底红字标题，被置于“俄罗斯之声”官方主页要闻区的正中间，极醒目。然而，从仅仅两个“忠实听众”和“本台听友”的反馈，已看不到昔日它对中国听众作用力的丝毫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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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前身莫斯科广播电台，在相当长时间内与BBC世界台等世界主要广播电台齐名，也是苏联时期的最大的对外广播电台。它曾是中国最大的友台，也一度是许多中国人在被窝里偷听的最大“敌台”。而现在，它再也不是中国人不可替代的信息通道，其对华广播时间早已从全天24小时压缩为每天14点至22点的8小时普通话广播，且有一半时间重复播放，读者来信的永远是“沈阳的王先生”、“江苏的李先生”等寥寥几位。
莫斯科市中心的帕特尼斯卡娅大街25号，“俄罗斯之声”在此办公，俄罗斯广播电视管理总署和它共用一栋大楼――与其主管单位的地理距离，生动表明着它的近况。 “俄罗斯之声”的办公室。
祖国进行曲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打从莫斯科走到遥远的边地，打从南俄走到北冰洋，各处生活都很宽广自由，像那伏尔加直泻奔流……”1929年，在苏联成立7年后，莫斯科广播电台问世。新制度创建者希望他们的广播能响彻全世界，让全世界都知道他们的豪迈和自信。由杜那耶夫斯基谱曲的《祖国进行曲》（又称《我们广阔的国家》）成为其台呼。
开办之初，莫斯科广播电台就被定义为“国际广播电台”。1930年代，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可以用12种语言对外广播，此后十余年间又陆续开力、了汉语、日语、印度斯坦语、旁遮普语、孟加拉语广播节目。
直到苏联解体前，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台呼一直都是这首充满自由气息的歌曲，这首歌也因此获得“斯大林奖金”。但在其获奖的同时，列宁的继任者让苏联人的生活被强行纳入高度集权的国家体制，从集体农庄社员到知识分子在“大清洗”前后噤若寒蝉，人人自危，“宽广自由”、“直泻奔流”成为黑色反讽。
二战期间，人们对战地新闻的渴求让莫斯科孜孜不倦的对外广播一炮而红。二战让国际广播迎来大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1939年战争爆发时办有对外广播的国家27个，俄语论文网站，到1945年大战结束时翻了一番，增加至55个。
“美国之音”也是在这场战争中诞生的。1942年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之音”成立，其相继用德语和其他语言播音，至战争结束时增加到34种语言，每周播音833小时。比“美国之音”历史更悠久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当然不能落后，在战争期间，莫斯科广播电台的节目被分为对敌国广播、对同盟国广播、对纳粹占领国广播。到1944年时有29个语种，每天播音59小时。其发射台强大的功率几乎可以覆盖整个欧亚地区，甚至引起德国统治者希特勒的注意，该台的德语中波节目在德国被纳粹不断干扰。 “俄罗斯之声”的中文部从鼎盛时期的200多人削减到30多人。
二战苏联的胜利和冷战的到来，最终让莫斯科广播电台成为与英国广播电台和美国之音齐名的广播电台。
冷战期间，广播的盛行和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形成“世界上所有大国和许多小国都积极参加的世界范围的电波战”，尤其是发生在莫斯科广播电台与美国之音之间的广播战。美国政府增加对“美国之音”的拨款，明确规定它的主要任务是：“利用广大的无线电网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语）。
1949年12月美国又在慕尼黑建立了针对东欧的自由欧洲电台，1953年3月增设了针对苏联的解放电台。而苏联除增设了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外，且大力干扰别国广播，在各大中城市设立了2500多个干扰台，所耗巨资比用于国内广播的费用还多。
对中国听众的广播
“莫斯科广播电台！我们现在开始对中国听众的广播。”
1940年7月1日，莫斯科开始把触角伸向中国，它成为欧美地区第一个针对中国听众的中文广播，BBC的中文广播则在此一年以后才有，“美国之音”在此后两年才面世。
电台的官方资料称：“听众们也得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尤其是来自苏联的与中国人民团结运动的消息。据调查，这些友好的问候和支持的话语，令中国同胞犹如得到苏联的士兵、志愿者和武器的直接支持。”电台至今依然保存着1945年一封来自中国听众的来信，祝贺“苏联红军已踏上了纳粹法西斯德国的土地，并向最后的胜利迈进”。
自对华广播开办后，斯大林的声音曾多次出现在这个广播电台，其文章《苏联红军的三大特点》曾传遍整个延安。1949年10月2日，来自莫斯科的广播报道称，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
随着中苏友谊的加深，1950年代，莫斯科广播电台和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互派专家，参与对方的对外广播工作。莫斯科广播电台开始被中国公众熟知，除了少数苏联播音员说普通话时稍有口音外，不少播音员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派去的“专家”，人们甚至很难区别它与中国国家广播电台之司的不同。
一个作用深远的媒体总是像留声机一样，记录着时代的变迁。当中国人从本国媒体听到伟大领袖毛泽东大谈不怕核战争，认为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打仗无非是死人……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整个资本主义的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时，莫斯科广播电台上，赫鲁晓夫的报告则用生动的语言描绘核战争毁灭性的后果，并宣布准备和“美帝”讨论限核;当被中国视为马列主义叛徒的铁托和南共集团，却在来自莫斯科的电波里依然被称为“同志”时，人们开始感到一丝异常。 直到某天，莫斯科突然通知北京，将在两个月内撤回全部苏联技术人员，苏联专家开始打包行李回国时，人们终于知道苏联已经不再是曾经的“老大哥”。
不过中苏分裂经历了数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被看成“敌台”，人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台的记录感受到中苏关系的演变。中苏两国在各自媒体上的政府声明、社论、两党间的信件数量剧增，对意识形态、政治上的背叛、国家利益包括安全受到威胁的指责等，均用文件作了详细的证明。
1962年10月28日，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赫鲁晓夫给肯尼迪的回信：由于美国已保证不再入侵古巴，莫斯科将核弹撤出古巴。消息传出后，北京的声音认为赫鲁晓夫是“投降主义”。赫鲁晓夫则回敬中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内经济的反差，称毛：自负、与现实脱离、“有那样一些人，行动像孩子，玩拼字游戏”、“重复着列宁几十年前的话”。赫鲁晓夫不仅公开自己数年前对毛发动金门炮战的不满，还认为“大跃进”是“军事其产主义”。来自北京的声音则认为，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和斯大林，是修正主义。
中苏严重交恶后，莫斯科广播电台终于变成“敌台”。因其功率强大，“宏伟又壮丽的《祖国进行曲》就像是在北京发出的”，中波就能收听到，它理所当然成为“最反华的敌台”。
1967年开始，莫斯科广播电台改成每天24小时对华广播。“对中国节目总编辑部”成为该电台最大的一个部，其下设五个组：普通话组、广东方言组、上海方言组、蒙语组、对东南亚华侨组。每天播出33小时，其中普通话节目有24小时。
收听者由于缺乏耳机等设备，往往需要把音量调到最小，所以叫“偷听敌台”。组装简陋的二极管收音机，想方设法延长天线以提高收听效果几乎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共同回忆。文革时期，这种行为一旦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收听者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重则被判刑。
“兰州真是个听‘敌台’的好地方，不仅苏联的莫斯科广播电台听得很清楚，就连前所未闻的越南台的收听效果也都接近中央台。我把一个二极管的一端接到晾衣服的铁丝上，另一端连接到了暖气管上，调频道用的调制解调器干脆连用都没用。这个世界上最简陋的收音机根本无需调台，居然能够自动在白天广播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晚间洪亮地广播莫斯科广播电台。”新华社记者周方回忆1970年代“偷听敌台”的日子，“对越自卫反击战期间，为了加强对华广播，越南台显然设在了苏联境内，否则不可能在西北地区还能收听得这么清楚。”
除了对华广播外，莫斯科广播电台增加到用75种语言每天播音270小时，使用的发射机在200部以上，其中500千瓦的就有32部。它还通过各加盟共和国的电台转播节目，广播内容面向三个方面：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分别占播出时间的45%、30%和25%。各个语种播出的时间长短不一，最长的环球英语节目昼夜不停地广播。节目内容以新闻为主，还有时事评论、专题节目、音乐、体育、俄语教学等，听众遍及160个国家和地区。
1980年代，BBC的年度预算是7000万美元左右，而苏联每年用于对外广播的预算则高达10亿美元（按当时卢布与美元的比价），其中大部分资金投入到莫斯科广播电台。
私有化：最好或最坏的结局？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制定了苏联“重建”的理念，“公开性、民主化、新思维”成为其新思维的三要素。在这位苏联领导人看来，政治改革媒体先行，才能让民众了解改革的意义和必要性。
1990年，《苏联出版与其他大众传播媒体法》经最高苏维埃通过，宣布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并废除新闻审查制度。短时间内，媒体获得了极大自由，官方“填补历史的空白点”的政策解除了对苏共历史档案的保密，媒体关注苏共历史上的黑暗和恐怖的高潮也来临。
党报失去人们的信任。1989年9月8日，《真理报》转载意大利《共和国报》文章，将改革派领袖叶利钦描写为“一个首次涉足文明世界的、人民熟知的那种嗜酒如命、缺乏教养的俄国熊”后，读者对《真理报》进行大规模的攻击：写信、打电话、当众焚烧报纸。
与《真理报》相比，莫斯科广播电台的处境则更为凄凉。作为最大的外宣工具，虽然莫斯科广播电台也因改革受到鼓舞，节目开始多样化，甚至为了彰显自由气息而取消了那首充满“自由”气息的《祖国进行曲》合呼，但其被抛弃的命运已经注定：当1991年红旗落地之时，莫斯科满大街都是“美国之音”的广播，人们把窗户开着，任其疯狂地大声广播着真相。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以激烈、快速的手法推行全面私有化和市场化，媒体也包含在内。1991年12月27日，在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0余年的苏联国旗落下仅两天，叶利钦便签署了俄罗斯联邦《大众传播媒体法》，赋予了媒体前所未有的自由。
报禁解除之初，媒体原有的一元模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国有、私有、外国媒体充分竞争的多元格局，媒体纷纷市场化，成为股份制或上市企业。莫斯科广播电台所在的“全苏国家电视和广播企业”此时改名为“奥斯坦基诺电视和广播企业”。1993年12月，莫斯科广播电台从奥斯坦基诺电视广播企业分出，成立“俄罗斯之声”国家广播企业，作为俄罗斯对外广播机构。
苏联崩溃之时，整个国家没有为一场空前的转型做好准备，转型期过程中的巨大震荡和痛苦也带到媒体身上。俄罗斯联邦政府继承了苏联巨大的债务，无法在财政上支持媒体的转型。随着俄罗斯经济在1993年因经济危机泡沫化，媒体纷纷倒闭。
另一方面，随着1996年总统大选临近，金融寡头开始收购媒体，他们开始决定媒体商业化的走向。叶利钦及其支持者为寻求更多金融寡头的支持，除了开放通讯、交通、能源等商业经营许可证作为交换条件外，还开放了媒体资源和频道许可证：国营媒体大量释股，接着开放更多频道，随后容许跨媒体集团成立。
“俄罗斯之声”被媒体大亨古辛斯基部分收购。除了拥有这个久负盛名的电台外，古辛斯基所拥有的媒体集团还包括平面媒体、电视、电影工业和国际网络等。 古辛斯基在1997年下半年至1998年初掀起一场传媒大战。在这场大战中，古辛斯基希望能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实力强大的现代化通信和电视联络技术企业，并拒绝政府出面调停，和其他寡头展开了不择手段的竞争。
克里姆林宫的会议曾试图改变被寡头挟持的局面，想告诉寡头：以后的私有化，将执行新的游戏规则。但寡头已经难以控制――很长一段时间，这些拥有媒体的金融寡头的公司一度占据俄罗斯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曾依靠古辛斯基的媒体舰队为自己的连任大造声势的叶利钦回忆道：“正是因为寡头间‘没有规则’的残酷斗争，导致了1998年的经济危机和三次最严重的政府危机。这些危机不仅使俄罗斯经济进一步衰败，甚至还破坏了整个社会制度的稳定性。”
1999年，古辛斯基遭遇了强劲的对手――新上任的俄罗斯总理普京。为了扶植自己的代表普利马科夫竞选俄罗斯总统，由古辛斯基资助的议会力量、中派主义祖国运动党在1999年夏季迅速崛起，试图与普京争雄。普京发动的第二次车臣战争理所当然得不到这位巨鳄的支持，古辛斯基拥有的独立电视台一度被西方观察家视为俄罗斯新闻自由的典范，因为它不断地直播那些血淋淋的作战场面。
2000年6月12日，普京向古辛斯基开刀了。在普京出访西班牙期间，俄联邦总检察院对古辛斯基采取突袭，以涉嫌侵吞巨额国家资财为由，宣布逮捕古辛斯基。几个月后，古辛斯基流亡海外。
老板流亡，便短暂私有化的“俄罗斯之声”再度被国有化，电台主要运作资金来自俄罗斯政府拨款，编委会中又进驻了来自俄官方广播部门的负责人。
外宣工具的命运
重新国有化后的“俄罗斯之声”逐渐没落。随着政府拨款的缩减，“俄罗斯之声”人员也大幅度缩减。曾辉煌一时、台内最大的部门中文部从鼎盛时期的200多名工作人员削减到30多人，“对华广播”的节目时间也大幅压缩。其设备也部分租给德、英、法、加拿大以及美国的自由广播电台使用。
“俄罗斯之声”广播电台官方主页宣称在全球听众约为一亿人，中国听众约一千万人。这个数字显然被夸大，“来信提问题的听众非常固定，每个月就是那么几个人，不是沈阳的王先生，就是江苏的李先生，我们自己也觉得很枯燥。”一位资深播音员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
不管统计数字真实性如何，从其“对华广播”可以看出“俄罗斯之声”目前的作用力和节目制作水平。由于苏联时代的作用实在太深，节目几乎是零原创状态―从通讯社中选择新闻，然后发到各个编辑部编译成各自广播的语言。对华广播中有不少播音员和工作人员是以中国专家身份受聘的中国人，时光似乎回到上世纪50年代。
1996年7月，“俄罗斯之声”创建了自己的网页，2017年又有了中文网站。但是其中文网站与中国读者熟悉的FT中文网、华尔街日报中文网等真正的“新媒体”相比，跟帖者寥寥无几，其介绍俄罗斯经济、政治的新闻点击率更是少得可怜。
俄罗斯政府虽然仍视“俄罗斯之声”为专门从事对外广播的国家电台，但是除了提供俄罗斯信息外，它已无冷战时期输出价值观的功能――事实上，它也没有可供输出的价值了。人们还是习惯拿“美国之音”与之比较，这个同样由政府提供资金的对外广播电台，虽然毫不掩饰地输出美式价值观，但其丰富的节目形式和大量资讯突显出浓厚的公共服务意识。而且，“美国之音”的主要广播对象是“信息流动性与自由性较差的国家”，2000年左右，俄语论文，这家电台取消了对波兰和匈牙利的广播，投入大力气对伊朗等国进行报道。
不过，即便“美国之音”再成功，那个希望“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的大外宣年代已经一去不返了。
编辑 涂艳 美编 黄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