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革”前,我国翻译工作者除了翻译大量的苏联文学著作外,还翻译了许多俄罗斯经典作家的著作。普希金、果戈理、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莱蒙托夫、阿•奥斯特罗夫斯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学大师,是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的骄傲。他们的著作在中国大量传播,产生了广泛的作用。俄罗斯文学著作在中国大陆的译介出现了名著一书多译、“译者学者化”等特点。 屠格涅夫的著作翻译出版的有六大长篇小说《罗亭》、《前夜》、《父与子》、《烟》、《处女地》、《贵族之家》及其他著作如特写集《猎人笔记》、中篇小说《木木》、《多余人日记》等。此外,屠氏戏剧著作方面,1956年海燕书店出版了芳信翻译的《村居一月》。平明出版社从1951年到1954年出版了李健吾翻译的《屠格涅夫戏剧集》(共四集)。在儿童读物方面,1950年新华书店东北总分店出版了达克翻译的《雌鹑》,1953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了丰一吟翻译的诺维科夫著的《论〈猎人笔记〉》,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耳翻译的彼得罗夫著的《屠格涅夫》,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韩凌翻译的普斯托沃依特著的《屠格涅夫评传》,1962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冒效鲁翻译的比亚雷克等著的《屠格涅夫论》。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出路问题和乡村世界的蛮荒与贫瘠正是中国新文学的主题。他小说中的优美抒情世界对中国文人固有的欣赏习惯来说是一拍即合的。屠格涅夫重视人的情感价值,肯定人的爱情权利,往往能够引起中国文人心理上的共鸣。有探讨者认为,与其他俄国作家相比,屠格涅夫“是中国新文学能够借鉴和学习的最好范本” 。因为屠格涅夫使得“中国作家能够将文学的实用功能和个人的审美情趣有效地结合起来,从而在文学中既表达社会愿望又满足个体的审美需求”B11。当代作家中有许多人喜欢屠格涅夫。汪曾祺回忆说,引他走上文学之路的是两本书《沈从文选集》和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屠格涅夫对人的同情,对自然的细致观察给我很深的作用。”B12诗人邵燕祥对屠氏也十分倾心。他说:“我曾经那么倾心地沉浸于《猎人笔记》之中,不知多少遍神游于他构筑的世界中,随着他走过广袤的原野、森林和许多庄园、驿站,甚至模仿《白静草原》也写了一篇几乎同样篇幅的散文,自然那主人公不是流浪的孩子,而是投奔解放区的年轻人了。”B13更年轻一代知青作家肖复兴去北大荒插队时,偷偷地将屠格涅夫的《罗亭》带在身边。他说:“《罗亭》是我那时期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我最初的写作也有着它的影子。”B14 契诃夫的剧本《万尼亚舅舅》、《三姊妹》、《海鸥》、《樱桃园》等分别由焦菊隐、李健吾、曹靖华等翻译出版。翻译家汝龙几乎将契诃夫的全部短篇小说译成中文。从1950年至1957年间,汝龙翻译出版了《巫婆集》、《校长集》、《新娘集》等27集,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54年,当契诃夫逝世50周年时,我国曾响应世界和平理事会的号召,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除出版他的著作外,还上演了他的《万尼亚舅舅》和独幕剧,放映了根据他的著作拍摄的影片如《挂在脖子上的安娜》等。当年《剧本》月刊社编印了《纪念契诃夫专刊》;纪念契诃夫逝世50周年筹备委员会还编印了《纪念契诃夫画册》。此外,中国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于1955年、1958年出版了汝龙翻译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选》和《契诃夫小说选》(上、下)。此外,我国还出版了《契诃夫高尔基通信集》(1950年)和《契诃夫手记》(1953年)等书。在对于契诃夫的戏剧作品方面,出版过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契诃夫与艺术剧院》(1950年)、巴鲁哈莘的《契诃夫的戏剧艺术》(1951年)和叶尔米洛夫的《论契诃夫的戏剧》(1957年)等书。在戏剧论文等方面,出版过萨哈罗娃编辑的《契诃夫论文学》(1958年)。 B15 契诃夫是立足于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作家,他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视契诃夫为俄国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这是今天仍然存在于我国学者中间的误读。契诃夫对以短篇小说为发端和主要形式的中国新文学而言,无疑提供了一种既具艺术感召力和思想批判性,又最易把握的文学范本。同时,契诃夫的“生活流”的画面世界和并非只是善恶脸谱的人物特点在中国新文学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B16当代有许多作家受到契诃夫的作用。汪曾祺说他“非常喜欢契诃夫。我喜欢他的松散、自由、随便,起止自在的文体;喜欢他对生活的痛苦的思索和一片温情”B17。 秦牧说:“我写短文比较多,三大小说家的著作给我很大的启迪,特别是契诃夫。” B18肖复兴说,他“小时候喜欢契诃夫那种调子淡淡的忧郁,对一切美好不可得的惆怅,和对生活沉重的一面无奈的轻轻叹息。其实,正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只能翘着脚刚刚摸着契诃夫的衣襟” B19。我国学者长期以来在评论与介绍契诃夫时,往往集中在作家描写“小人物”的不幸、暴露社会黑暗、批判某些流行思潮、追求新生活等方面。但这些还远远不是契诃夫著作主题的全部。社会批判与民族文化心态批判,本是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两大主题。我国现代文学在接受俄罗斯文学的过程中,往往突出强调它的社会批判方面,而忽略淡化了民族文化心态批判这一方面。比如契诃夫的小说《苦恼》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一般的暴露社会黑暗。小说《万卡》也不在于一般地表现上层统治者对下层人民的压制与折磨,而在于揭示国民本身的愚昧落后。《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套中人》等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的名篇,也都显示出批判国民心态的意向。B20我们对契诃夫的“误读”看来还不少。 “文革”前十七年,译成中文的有代表性的俄罗斯文学著作还有莱蒙托夫的小说《当代英雄》和《莱蒙托夫诗选》。冈察洛夫的长篇小说《奥勃洛莫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长篇小说《怎么办》、谢德林的著作有《戈洛夫廖夫老爷们》、《一个城市的历史》。涅克拉索夫的长诗《在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农妇》、《严寒•通红的鼻子》等。赫尔岑的著作翻译成中文的有长篇小《谁之罪》、回忆录《往事与随想》等。大戏剧家阿•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剧本《大雷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没有陪嫁的女人》等,都被译成中文。特别是《大雷雨》因被俄国评论家杜波罗留波夫誉为“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因而备受中国读者关注。 二 “文革”前十七年俄国文学著作译介的特点 第一,学习、普及和宣传俄罗斯文学蔚然成风。俄罗斯文学从50年代就进入了大学课堂。如1954年―1957年北京大学聘请了苏联文学专家卡普斯金,1956年―1957年北京师范大学聘请了苏联文学专家柯尔尊,他们在中国的名校进行教学,这两位专家的讲稿都以《19世纪俄罗斯文学史》为名出版,两人分别培养出中国第一批俄罗斯文学探讨生,加上一些留学苏联回国的学生,他们和俄罗斯文学翻译工作者一道为普及、宣传俄罗斯文学做了大量实在的工作。 第二,翻译出版的数量品种多、印数大。仅以托尔斯泰为例,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到60年代初,我国共出版了35种托翁的著作,总印数在170万册以上。B21 第三,名著一书多译现象比较突出。许多俄罗斯名著都有多种译本,且译者多为名家。以列夫•托尔斯泰的三大名著为例,《安娜•卡列尼娜》就有如下译本:周觅、罗稷南译本,三联书店,1950年重印本;高植译本,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版,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版;周扬、谢素台译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复活》的译本如下:高植译本,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重印本;汝龙译本,平明出版社,1952年版;马君武译本,中华书局,1961年重印本。《战争与和平》有董秋斯译本(1-4册),三联书店,1950年版;高植译本(1-4册),文化生活出版社,1951年版。其它如契诃夫的剧本、普希金的长篇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等均有多种译本。 第四,十七年俄苏文学翻译者中还出现了“译者学者化”的现象。这是说,翻译家擅长翻译和探讨某位或某几位作家的情况。满涛是果戈里著作翻译的专家;汝龙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翻译的权威;高植致力于列夫•托尔斯泰著作的翻译;草婴在翻译肖洛霍夫、列夫•托尔斯泰和苏俄儿童文学等方面硕果累累;余振擅长俄苏诗歌的翻译;孙绳武致力于俄苏人物传记(评传)的翻译;吕荧解放后重译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他是著名的美学家,也是探讨普希金方面的专家;查良铮的译作主要致力于翻译普希金的诗,此外,他还有俄苏文学理论方面的译著多部。戈宝权的翻译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他翻译的普希金的《致凯恩》、《致恰阿达耶夫》、《致西伯利亚的囚徒》、《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诗和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还有高尔基的散文诗《海燕之歌》,多年来一直编印在中小学课本等各种选本中,并经常在电台、电视台或朗诵会上朗诵。曹靖华主张:“翻译什么,便探讨什么”,魏荒弩主张:“讲授什么,便翻译什么。”B22十七年俄国文学翻译界真是人才荟萃、济济一堂。 注释: ①戈宝权:《俄国文学与中国》,《翻译通讯》1984年第11期。 ②陈训明:《普希金对于文学民族性与人民性的论述》,《国外文学》2002年第2期。 ③胡风:《普式庚与中国》,《胡风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95页。 ④张铁夫:《再论普希金的文学人民性思想》,《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1期。 ⑤转引自谷羽:《普希金与查良铮》,《俄罗斯文艺》1999年第2期。 ⑥B11B16赵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20世纪中国文学接受俄国文学的三种模式》,《外国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 ⑦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4页。 ⑧许子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张贤亮之间》,《文艺理论探讨》1986年第1期。 ⑨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⑩苏习:《批判“现实主义深化”论》,《人民日报》1973年1月14日。 B12B17汪曾祺:《西窗雨》,《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B13邵燕祥:《伴我少年时》,《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2期。 B14B19肖复兴:《青春季节的阅读》,《国外文学》2001年第1期。 B15B21参见戈宝权《中外文学因缘戈宝权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142页,第123页。 B18佳水:《吸取别人的长处秦牧谈外国文学》,《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B20汪介之:《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194页。 B22顾蕴璞:《写译教论,相得益彰勇于开拓的翻译家、作家魏荒弩教授》,《俄罗斯文艺》2000年第1期。 (作者单位:广东技术师范学院文学院。本文系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一五”规划2017年度课题项目“师承与变革十七年文学与俄苏文学”系列成果之一,课题编号:06-YZ8-26) 责任编辑 鄢然 ，俄语论文范文，俄语论文范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