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多余人”形象最早出现于19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是俄国文学为世界文坛做出的独特贡献。无独有偶，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史上，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本文认为，两国的“多余人”一脉相承，有紧密的联系，比如两国的“多余人”都是历史转折时期的特定产物，都有悲剧的双重性格。但是由于国情以及出身的不同，他们的情感表达方式以及生活态度都有很大不同。俄罗斯的“多余人”从总体上看是忧郁而感伤的，充满浓郁的个人悲剧色彩；中国的“多余人”更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悲剧和沉重。�关键词：多余人；零余者；双重性格；情感表达�中图分类号：I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7）10-0000-02�� “多余人”这个概念，最早在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第八章中就出现了，写到奥涅金时有这样的两句：“有人远在他们之外，像多余的东西茕茕孑立。”①后来，“多余人”被俄罗斯的文学界和批评界用来称谓那些具有类似普希金笔下奥涅金的性格气质和历史命运的那一部分贵族知识分子。他们出身贵族，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不满俄国的近况，心仪西欧的自由民主思想。他们有高尚的理想和变革现实的抱负，积极寻求真理和人生的崇高目标。但是他们远离人民群众，既厌恶贵族阶级的虚伪鄙俗，不愿与上流社会同流合污，又无法和人民站在一起，共同反对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他们缺少实践能力，在社会上无所作为，用否定和怀疑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愤世嫉俗中白白地浪费自己的青春和才华，成了在他人眼中社会上“多余”的人。�在19世纪俄国文坛上，曾出现过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其中有许多具有一定“文化”高度的典型。从普希金在《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塑造的奥涅金开始，莱蒙托夫塑造的“当代英雄”毕巧林、赫尔岑在《谁之罪》中塑造的别里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罗亭、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地下室人”、冈察洛夫塑造的奥勃洛摩夫等一系列“多余人”的形象，既丰富了世界文学人物形象的画廊，也使“多余人”文学自成一体，成就斐然。�无独有偶，在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创作中，也出现过这样一批类似的“多余人”形象。在中国，“多余人”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他们被称为“零余者”和“孤独者”。中国的“多余人”与俄罗斯的“多余人”形象有某些相同之处，体现出与其一脉相承的特点。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受本民族性格和文化背景的作用，面对当时的时局和自身所受的挫折，中国的“多余人”又体现出迥异的风格。�一．俄、中“多余人”的性格比较�俄罗斯的“多余人”形象集中在贵族年轻知识分子这一群体。他们的身份各不相同，比如毕巧林是青年军官，奥勃洛摩夫是农场主，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来自于贵族这一阶层，受到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那段动荡的历史过程中，贵族知识分子始终充当着这个时代的思考者和领路人的角色，试图唤醒俄国人的自我意识和独立精神。这种贵族出身决定了俄罗斯“多余人”的思想中一方面孕育着先进的民主革命意识，有着为祖国进步而奋斗的进步意识，表现出积极寻求真理和实现人生崇高目标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他们也受困于时代和自身阶级的局限性，无法再向前跨出一步。他们毕竟是出生在温室的花朵，经不起残酷现实的洗礼，稍遇挫折便踟蹰不前，无法在广阔的天地中找到新的定位，因而他们常常倍感孤独、苦闷，精神上处于悬置的状态。到头来尽管不想随波逐流，却也无力挣脱现实的束缚，注定只能是失败者。在情感与理智的两难抉择中，他们逐渐形成了双重矛盾的性格。他们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在放荡不羁的外表下掩藏的是深深的痛苦和迷茫。�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就是这种双重性格的典型。奥涅金是个“多余人”，永远不会站在政府方面，也永远不能站在人民方面，灵魂空虚，缺乏毅力和恒心，俄语论文范文，毫无实际工作能力。贵族生活养成了他的恶习，腐朽的社会使他找不到生活方向。他的“多余感”根植于其内心深处的怀疑主义和对现实深深的失望，他失去了追逐真理的热情和勇气。但是,他将“多余感”深藏不露，代之以高傲冷漠的拜伦相，借以掩饰他的痛苦和对幸福的渴望。他沉浸于“多余感”这种浪漫情调，将自己置于众生之外，享受蔑视众生的快乐。面对爱情时，他的双重性格表露无疑。当爱慕他的塔齐亚娜主动追求他的时候，唾手可得的时候，他敬而远之；等那同一个人变得遥不可及的时候，他才突然激情迸发，疯狂地痛悔。由于对贵族社会的绝望，奥涅金深感生活的乏味和无聊，竟然公开对好友连斯基的未婚妻奥尔加进行挑逗和引诱，由此引发他与连斯基的决斗，并杀死了连斯基。之后奥涅金才如梦初醒，带着满腔的悔恨和羞愧离开了俄国。奥涅金这些看似荒诞的行径导致了他的悲剧，而根源于其后的正是他双重矛盾的性格。�中国的“多余人”也通常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格，但是这种双重性格的成因与俄罗斯的“多余人”不同。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大国，封建统治有千年之久，封建文化和纲常伦理的作用在人们的心目中早已根深蒂固。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既受着新思想的作用，又不能完全摆脱旧文化的束缚，夹在其中无法自拔，因此他们身上常常表现出勇敢与软弱、进取与退守并存的二重性格。�这种二重性格在巴金小说中的某些人物身上表现很突出，比如《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新。小说中觉新的命运是悲剧的。从《家》到《秋》，觉新每天都饱受灵与肉的折磨。作为封建家庭的“长子”，觉新在性格上有两个显著特征：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礼教和家庭制度的作用，觉新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孝悌为先”的思想；另一方面，在新思想的作用下，觉新对封建礼教和封建家族的罪恶有所认识，从而在种种冲突中苦闷彷徨。在他身上，集中了前进与倒退、忧虑与希望、追求个人幸福与牺牲个人利益等多种矛盾的性格因素。他先是屈从于抓阄式的婚姻，扼杀了与梅的爱情。接着又屈从于父亲的安排而辍学，承担起管理这座四世同堂的大公馆的重担，在19岁的年纪便走进了社会，使自己的理想化为泡影。高老太爷去世后，觉新屈从高家长辈“血光之灾”的逼迫，让瑞珏到城外生产。瑞珏难产，她叫着觉新要他进来，可是封建思想和两扇大门却把他关在了外面……觉新很清楚，这两扇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妻子的是整个社会制度，是几千年来的封建礼教和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迷信，却无力反抗，也无力改变自己。高觉新自己说：“我不是青年，我没有青春，我没有幸福，而且也永远也不会有幸福。”②他既是旧制度的牺牲品，同时又不断充当着旧制度的维护者。他是一个能清醒认识到自己的悲剧命运却又怯于行动的“多余的人”，是封建家庭和礼教毒害下人格分裂的悲剧人物。�综上可见，两国的“多余人”都表现出一种双重性格，这是他们性格上的共同点。他们既慷慨激昂又软弱无能；既热爱生活又逃避生活；既积极向上又消极退隐；既愤世嫉俗又随波逐流；既自喻多才又自轻自贱。这种双重性格于人于社会都表现出一种可怕的破坏力，尽管这并不是他们本身想要的。但是，俄罗斯的“多余人”更加倾向于自我，他们的双重性格很大程度上是主动的选择，是他们与整个社会作对的工具；而中国的“多余人”则更加被动，他们几乎无法自如选择，夹在本国的封建文化与外国的先进文化之间，进退两难，最终被迫产生了双重性格。�二．俄、中“多余人”情感表达方式差异�俄罗斯的“多余人”们大都出身贵族，衣食无忧，地位尊贵，自然而然有一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尽管社会上的一切都不如意，他们仍然以睥睨众生的姿态来看待万事万物。他们醉生梦死，关于生活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生命对他们来讲只是一场游戏。他们个性张扬，直截了当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和愤恨，以病态的反抗方式表达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不像中国的“多余人”们那样强忍怒火。当然，这也与俄罗斯的民族传统有关。俄罗斯民族最早是游牧民族，性格比较粗犷豪迈，与起源于农耕民族的汉族截然不同。 �比如《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他虽然是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却并不是什么万众拥戴的英雄，而是一个彻底失败的社会另类，一个名声狼藉的亡命之徒。毕巧林本出身名门，可偏偏作践自己，放弃“命运为我开拓的、有平静的欢乐和心灵的安宁等着我的那条路”③，反而浪迹江湖，剑走天涯。他曾经混迹于圣彼得堡的所谓上流圈子，出于一种对上流社会的失望和纯粹的无聊，公开勾引名媛梅丽公爵小姐，并不惜与曾经的战友反目成仇，进行决斗。虽然在决斗中战胜了对方，可他却抛弃了本已赢到手的公爵小姐，成为爱情的叛徒。他到荒凉的高加索山地区做小军官，爱上了外族族长的女儿贝拉。他勇敢的追求爱，并且赢得佳人的芳心，与贝拉过上了幸福的生活。然而在贝拉不幸惨死后，他例行公事一般陪伴她走完最后的人生， “脸上没显出一点异样”④。即使对待与自己最亲近的朋友――老军官马克西姆，他也只是在兴之所至时对他倾诉，而一旦踏上自己的征途，他就把朋友抛在脑后，正如多年之后与老军官的重逢，面对老军官满腔的热情，他只是懒懒寒暄几句，握个手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在他的世界里根本不需要朋友，不需要亲人。在这个世上，似乎已经失去了值得他为之孜孜追求的价值。他其实是一个孤独者，在自信的外表下掩藏着的是无尽的寂寞和空虚。他把自己比作闲云野鹤，世间的人们无不追名逐利，或者愚不可及，爱情则过于廉价和单薄，没能拯救他的灵魂。要他成为一个绅士，过上一种平凡幸福的生活，他宁可选择死。他把自己比作是水手：“他的心灵已经习惯于暴风雨和搏斗，一旦把他抛到岸上，他便会感到寂寞、苦恼，不管那多荫的树丛怎样引诱他，和煦的阳光怎样照耀他。”⑤他是社会这个庞大肌体之中一个有思想的细胞，他想凭借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存在，他想证明人可以有异于他人规范的活法，他希望以自己的力量去改变世界。如果不是从成就和荣誉这些普遍价值来看，他确实是一个“当代英雄”，一个敢于对世俗说不、敢于抛弃传统价值观，追求个人价值的勇士。然而，个人的力量在当时的社会中完全无用武之地，他对生活的厌倦让他选择了以这种病态的方式反抗社会，他的人生也正像他预想的一样如梦般消逝了。�相比俄罗斯的“多余人”，中国的“多余人”面对的却是几千年强大的封建势力的统治和传统道德观念的重压。他们大多是普通的小知识分子，衣食尚且无着，即使他们愤世嫉俗，希图改变，但也不得不把愤怒和不满压在心里，无法像俄罗斯的贵族公子哥们反抗的那样潇洒恣肆。比如鲁迅在《孤独者》中塑造的魏连殳。他曾经认同西方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从而成为反封建的战士，但贫困迫使魏连殳违弃初衷，“躬行我先前所憎恨、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敬仰、所主张的一切”⑥，并以一种愤懑无奈的心情与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人生，在一片赞扬声中，独自咀嚼着失败的悲哀死去。中国的“多余人”比俄罗斯“多余人”更消沉、更悲惨，他们的觉醒和抗争也格外艰难，常常因经济窘困的压力、传统道德观念的干扰和限制以及人们心中普遍存有的那份弱国情结而使自己动摇、妥协。�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就是这类是中国式“多余人”的典型。“零余者”是一群有心自省无力自拔，最后被遗弃的人物形象。他们身上有着人性中真善美的一面。他们坦诚，如在《沉沦》中的“他”发自心底对真爱的呼唤。他们愤世嫉俗，如《杨梅烧酒》中不满当时中国社会而几乎失态的痛骂、《微雪的早晨》中痛骂军阀“你们这些狗东西，我总得杀你们这些狗东西”、⑦《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对女主人公凄惨境遇的同情与怜悯。然而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善美一面的人物最后遭到了遗弃，他们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之中选择了自我的消亡。正如《茑萝行》中主人公在信中说：“啊啊！反抗，反抗，我关于社会何尝不晓得反抗，你关于加到你身上来的虐待也何尝不晓得反抗，但是怯弱的我们，没有能力的我们，教我们如何反抗的起呢？”⑧郁达夫笔下就是这样一群有心自省无力自拔的人物。他们虽然对现实充满了不满与愤恨，可是脆弱的他们只能在冷酷的现实面前屈服，或是寻找情感的寄托进而作为一种逃避，或者以死解脱。于是，《沉沦》中的“他”背负着弱国子民的命运蹈海自尽。《微雪的清晨》中“他”最后也只能以一死来作为微弱且消极的抵抗。《茑萝行》中的“我”心里想我自家若想逃出这恶浊的空气，想解决这生计困难的问题，最好惟有一死。零余者没有能力掌控支配利用从而摆脱自身境遇，也没有因具备某种可利用的价值而使境遇得到改观。他们真的成为了“生则于世无补，死亦于人无损的零余者”。⑨“零余者”形象负载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痛苦，也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痛苦。虽然在这些“零余者”身上也有过愤世嫉俗的印记，可是卑微的心态和凄惨的窘境让他们只有屈从于生活，愤世嫉俗成了他们走向毁灭的催化剂。�结 语�纵观中俄两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我们既能发现许多相同之处，又能看到各自的独特魅力。两国的“多余人”都诞生在本国的历史转折时期，也都对本国的统治阶级深感不满，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他们都有着悲剧的双重性格，尽管成因不同，但一定程度上都导致了悲剧命运的形成。但是俄罗斯文学中的“多余人”大都出身贵族，而中国的“多余人”则大多出身小知识分子。俄罗斯的“多余人”更加桀骜不驯，愤世嫉俗，用玩世不恭的态度对待生活，从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个人悲剧。中国“多余人”的命运则更加凄苦，但是面对危难的时局，中国的“多余人”毅然将民族的前途命运扛在自己肩上，他们更具社会和民族责任感，成为“多余人”折射出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悲哀。俄罗斯的“多余人”从总体上看忧郁而感伤的，中国的“多余人”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悲剧和沉重。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多余人”形象与时代因素紧密相连，随着时代的发展，未来的世界文学中一定还会有类似的“多余人”形象产生，在世界范围内也许会有更多更好的“多余人”著作出现。��注解：�①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第291页�② 巴金，《巴金选集（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3页�③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④ 莱蒙托夫，俄语论文，《当代英雄》，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36页�⑤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第132页�⑥ 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第322页�⑦ 郁达夫《郁达夫著作精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47页�⑧ 郁达夫，《郁达夫著作精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176页�⑨ 郁达夫，《郁达夫著作精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年，第177页��参考文献：�［1］ 张伟《“多余人”论纲――一种世界性文学现象研讨》，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2］ 赫尔岑《赫尔岑论文学》，辛未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3］ 蒋路《俄国文史采微》，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4］ 彭克巽《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艺术探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5］鲁迅《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6］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冯春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7］ 屠格涅夫《罗亭》，陆蠡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8］ 弗兰克《俄国知识人与精神偶像》，徐凤林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9］ 郁达夫《郁达夫著作精编》，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年�［10］ 巴金《巴金选集（1）》，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11］ 刘亚丁《十九世纪俄国文学史纲》，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89年�［12］ 张万仪 庞国栋《传统与现代的两难选择：中国现代知识者的窘困――巴金小说中的多余人形象解读》《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13］ 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智量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14］ 张承举《东西方跨世纪作家比较探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15］柔石《二月》，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