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认知方式。本文从空间方位隐喻、实体隐喻和结构隐喻三个角度，对阿拉伯各国国歌中出现的隐喻进行略论。这些隐喻的选择、变化和表现形式，不仅能够反映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现实，更体现了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审美观念和对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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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国歌；隐喻；认知
中图分类号：H1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7）05-0173-005
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被政府和人民认为能代表该国政府和人民意志的乐曲。一般来说它们都带有爱国主义色彩。二战后，阿拉伯民族解放运动兴起，随着民族独立和主权国家的建立，22个阿拉伯国家都先后通过法学的形式确定了本国国歌。这些反复诵唱的阿拉伯各国国歌作为一种有效的工具，不仅回顾国家历史，描述国家面貌，展望国家未来，更为有关民族国家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供文化解释，并把这种解释“上升为整个社会的核心仪式，使民族国家成为不可置疑的、具有历史恒远性与稳定性的颂扬对象”[1]。这些阿拉伯国歌中，充满了隐喻，它们的选择、变化和表现形式，不仅能够反映这些国家的历史遭遇和社会现实，更能够体现人民整体的审美观念和文化认同。
一、空间方位隐喻：国旗至高无上
在认知隐喻的探讨框架内，美国语言学家乔治·兰考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概念隐喻理论”，将隐喻定义为“跨域映射”，其中“源域的意象图式结构，以一种和目标域内在结构一致的方式，被映射到目标域上”[2]。隐喻使我们能够用一个较为具体的、更加结构化的概念（源域）来理解一个相对抽象和缺乏结构的概念（目标域）。
概念隐喻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兰考夫在《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台版此书译“隐喻”作 “譬喻”，本文中该词与“隐喻”为译法不同的同义词）中指出，“存在一类譬喻概念，以概念相关性为考量，组织起整个概念系统。由于此类概念大都与空间方位有关（上下-进出-前后-深浅-中心-边缘等），我们便称这类譬喻为‘空间方位譬喻’”[3]27。因为人类的空间方位感知能力是一个最基本的认知能力，人的身体在所处的环境中发挥其功能，所以人们借助这类基本肉体经验，通过空间方位隐喻赋予抽象的概念以空间方位。如果用源域和投射的方式理解，方位隐喻形成的过程是以空间为源域，通过将空间结构投射到非空间概念上，赋予该非空间概念一个空间位置。
在阿拉伯各国国歌中的“国旗”、“旗帜”描述十分常见。突尼斯国歌《祖国的保卫者》中写道：“我们继承了岩石一样的手臂，就像那岩石一样的建筑，用手臂高高举起旗帜，我们为它骄傲，它也为我们骄傲。”约旦国歌《国王万岁》中有“国王万岁，国王万岁，他高高在上，他的旗帜高高飘扬”，“愿你幸福光荣，在你的旗帜下，阿拉伯儿女把你的美名颂扬”。也门国歌《联合共和国》中写道：“我的国旗，我的国旗，片片阳光缝制你，永远在每个高峰把你升起。”巴勒斯坦国歌《我的祖国》“我在旌旗下向国家、民族和苦难的烈火宣誓”。沙特国歌《起来》写道“举起绿色的旗帜，上面书写有光明的指引”。伊拉克1981年至2003年使用的国歌《两河流域的圣土》中也出现了“我们扛起解放的旗帜”，2004年开始使用的国歌《我的故乡》中有“这面冉冉升起的旗帜，饱含我们的尊严和荣誉”。阿尔及利亚国歌《誓言》中有“在那明亮飞扬的旗帜前发誓”，“我们要将旗帜高高扛在肩上”。科摩罗国歌《伟大群岛的联合》中说：“旗帜飘扬，宣示着完全的独立。”
“旗帜”关于阿拉伯人来说有着独特的图腾含义。早在贾希利叶时期，阿拉伯人之间纷争不断，这时已经出现了将布条绑在棍棒或长矛上当作旗帜的现象，目的是为了召集部队，统一部队的动作和口号。[4]词典《阿拉伯之舌》是这样解释词条“旗帜”的：“用来召集军队的标志。”在伊斯兰教对外扩张时期，旗帜成为了军事将领指挥战斗的工具，战斗前军队中高扬的旗帜，代表着绝不低头的勇气和无畏精神；战争中，旗帜被用来统一部队行动，如伊历21年（公元643年），将领努埃曼·本·马格拉尼在纳哈万德（现伊朗西北部城市）战役中对士兵下令：“我挥动三下旗帜，看到第一下和第二下时你们要准备好武器，第三下时就要勇往直前，奋力砍杀。”[5]
方位隐喻的形成基于人类在认知过程中肉体与文化的经验。“上”和“下”是基于人的视觉和方位感而产生的，是人的肉体经验中的一种。在“旗帜”这个概念中，阿拉伯人从战争中获得了具体的视觉经验，即“旗帜是绑在棍棒或长矛，飘扬在上的”。此外，“旗帜是由将领所指挥的”，将领处于社会地位中的“高位”，“高位”也是一个在上的方位隐喻。对于社会地位或高位“上”的隐喻，兰考夫做过专门的总结，不管是在阿拉伯语、英文还是中文里，都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事业的巅峰”、“社会上层”等表达方式。所以社会地位的“上”有其社会基础：“地位与社会权势相互关联，而身体的力是向上的。”[3]34在战争中，旗帜的影响是操纵士兵，“操控”是上，“被操控”是下，将领可以通过旗帜掌控士兵是有其肉体基础的，他们一般是生活中的强者，是体力和斗争中的优胜者。这些不同角度，体现了“旗帜高高在上”的方位隐喻，共同构成了“旗帜”概念的一部分，即旗帜是崇高的，需要通过战争捍卫的标志性物件。
在这个整体概念系统中，每个方位隐喻之间都有一个内部系统，“高位是上”这个方位隐喻界定的是一个整体相合的系统，它不仅有对应的“低位是下”的方位隐喻，还存在许多可以引申的单独案例。比如前文提到过的“崇高的社会地位”、“事业的巅峰”、“社会上层”等表达方式。而在“旗帜”这个概念中，数个方位隐喻之间有着“全局性的外在系统性”[3]38，用来界定数个方位隐喻之间的整体相合性。比如“高位是上”和“操纵是上”这样的方位隐喻，在同一个概念中就具有整体相合性。
人类的身体经验为方位隐喻的形成提供了许多可能的基础，选择哪个或者以哪个为主，是由文化决定的。阿拉伯各国国歌中“国旗”、“旗帜”的概念结构，就是阿拉伯各国人民结合了肉体经验理解的产物，它的形成与阿拉伯人民从古至今最基本的文化价值是相吻合的。从视觉上看，“旗帜”的物理位置是高高在上的；旗帜的立起代表着坚持和胜利，旗帜的倒下代表着放弃和失败；操纵旗帜的人是高位的人，被旗帜操纵的人是低位的人；一方的旗帜插到对方的领土上，是对方领土被占领的标志。在“旗帜”这个比较完整的有“上”、“下”方位隐喻的概念结构中，不论是“上”的正值隐喻，还是“下”的负值隐喻，都和阿拉伯人崇尚勇敢、追求胜利的价值观相符。所以在阿拉伯各国国歌中，升国旗、歌颂国旗、向国旗宣誓、以国旗为骄傲等等描述，都建构在“国旗至高无上”的方位隐喻认知基础上。 二、实体隐喻：国土是容器
空间方位隐喻为理解以方位表述的概念提供了丰富的基础，而人类对实存物与物质的经验为理解提供了更深厚的基础，使得我们“得以挑选出经验的组成部分，并视之为统一体中有区别的实体与物质”[3]47。这种以实存物和物质为基础的隐喻被称作实体隐喻，而容器隐喻是实体隐喻的一种较典型的形式。“人通过皮肤与外界区隔，每个人都是容器，具备有界的体表与‘进出’方位。我们将自己的进出方位投射到其他以表层为界限的实存物上，视之为有内外之分的容器。”[3]54地盘是最容易被量化的容器，国家以自然地理的角度划分了国土的界限，“国土是容器”的隐喻则加强了边界的含义，并赋予了国土“里外”的概念。这是一种量化行为，国土在这个实体隐喻中，变成了一个有大小有容纳的实体，“进入国土”和“离开国土”的隐喻都是基于这一理解。
“国土是容器”的隐喻在阿拉伯各国国歌中也很常见，比如突尼斯国歌《祖国的保卫者》中“突尼斯没有叛徒的容身之处”，就把突尼斯国土看作一个容器，进入了突尼斯的国土，就进入了这个容器，在这个容器内部，只能容纳爱国者，没有叛徒的空间。巴勒斯坦国歌《我的祖国》中“我曾越过高山峻岭投身战斗，阿拉伯语论文题目，我曾排除万难越过鸿沟……巴勒斯坦是我复仇的永恒土地”，将巴勒斯坦的国土理解为复仇的容器，在国土的范围内，战士们进行复仇的举动。也门国歌《联合共和国》中“你每块山石，你每粒沙子，你的每滴水都是我们所有”，则把国土理解为一个较封闭的容器，容器内部的所有事物，包括自然界中的所有物质，都属于人民所有。
阿拉伯各国国歌对国土的描写中，将“国土是容器”的实体隐喻扩大为一种更为宏大也更有象征意义的空间体系，在吟唱的过程中更加强烈地激发了吟唱者对更广阔的未来的期待，激起了国民昂扬向上的斗志和情绪。这种辽阔的空间感在伊拉克国歌《两河流域的圣土》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在大地上展翅的圣土，你的衣裳是灿烂文明的荣誉，祝福这两河流域的圣土，有着光荣决心和博大胸怀的故乡……它的山川超越世界的巅峰，还有一片令我们自豪的平原。”在这段描写中，国土这个容器被具体化，它包含了“灿烂文明” 、“河流”、“山川”、“平原”，这些与传统农业社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实体与非实体的存在，从地理和社会空间上用隐喻的方式赋予了国土延展性和连续性，也与国土上的人民生产及生活方式有着密切的统一性。
在这个被无限扩大的国土容器中，“国家因为其悠久的历史与辽阔的空间而能在地理完整性基础上获得‘美丽的’、‘强大的’祖国的本质指称”[6]。换言之，容器的扩大使得国家的形象更为强大，人民成为更广阔范围中的活动者。更重要的是，通过辽阔性时空体验，个体的力量在对比之下显得渺小了，个体被纳入了广阔的国家的空间之中。但是，“辽阔性因巨大空间的开放性而没有让歌唱者感到压迫，相反，它能因歌曲中的颂扬风格而让个体领受一种‘存在的膨胀’，辽阔而宏大的总体性空间正是一种超越个体的爱所施展的最佳场所”[6]。这种“超越个体的爱”正是国歌中所需要激发和弘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
三、结构隐喻：祖国母亲和人民守卫者
方位隐喻和实体隐喻可看作概念隐喻最基本的层面，而结构隐喻能用“一个建构性高的、清楚描绘的概念去建构另一概念”[3]119。正如方位隐喻与实体隐喻，它也基于我们经验中的成系统对应。
阿拉伯各国国歌中，“祖国是母亲”这个结构隐喻频繁出现。有时直接使用名词性隐喻，如埃及国歌《我的祖国》“埃及，祖国母亲，你是我的希望，我的所想”。也门国歌《联合共和国》“母亲，母亲，我的力量来源于你，最好的国家，我献身于你”。有时则是通过国民是“子女”来隐喻“祖国是母亲”的概念，比如科摩罗国歌《伟大群岛的联合》“我们诞生在这群岛，群岛把我们养育”。科威特国歌《我的祖国科威特》“我们保护你，我的祖国”。苏丹国歌《我们是真主的士兵》“苏丹的子女们，这是你们的标志”等等。在这些国歌中，祖国作为母亲的形象被反复吟唱。
从“祖国”到“母亲”的隐喻构建过程中，祖国的概念和母亲的概念是系统对应的，这样的系统性使我们得以借助一个概念去理解另一个概念。它所构建的不只是概念某一方面的相似性，而是在概念的整体上具有延展性，使得两个概念系统能对应起来。在这个概念体系中，“祖国”是“母亲”，“国家”是“家庭”，“国民”是“子女”，“同胞”之间互为“兄弟姐妹”。也门国歌《联合共和国》中所述“母亲，母亲，我的力量来源于你，最好的国家，我献身于你”，就是隐喻“人民诞生在祖国”如同“子女诞生于母腹”，从而“国民出生在国土”是“母亲孕育子女”；“国土”成为“母亲的肉体”，祖国的自然地理成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阿拉伯语中很常见的“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也是指回到祖国的疆界范围之内；“人民的力量源自祖国”则隐喻着“子女由母亲抚养长大”。这一系列完整的隐喻体系，都为“祖国”概念到“母亲”概念的投射建立了内部一致的相似性。
二战后，伴随着各阿拉伯国家民族独立意识的高涨，现代意义上的阿拉伯国家开始构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认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各种新形式的传播媒介产生有关。在欧洲近代史中，18世纪报纸的出现，促生了民族和共同体意识，使当时欧洲人将自己想象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一部分。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特别是现代民族主义的兴起，还需要中央集权对区域的有效整合。这种整合往往以共同的语言、文化传统以及跨区域的合作为前提条件。二战后产生的阿拉伯国家，有着统一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说着统一的语言阿拉伯语。在这样文化背景高度统一的前提下，国歌中将“祖国”的概念隐喻地理解为“母亲”，就为国家权力的区分和自然化找到了合适的理解。在“母亲”的概念上，“国”才是“家”，而不是有着统一的信仰或者说着统一语言的人构成“家”。只有在国土的范围之内，国民作为母亲的儿女，互相之间才为兄弟姊妹，在对“祖国母亲”的齐声赞颂中，构成了“家国同一”的想象共同体。这些国歌中不断出现“祖国是母亲”的隐喻，可以看作现代国家产生后，一个可以被看作整体的阿拉伯伊斯兰民族，由于“母亲”的隐喻性解释，获得了世俗化国家的合理性。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纵向的同一的概念，而横向的、并列于空间之中的国家，则由国土区分开来，成为了一个个不同的“家庭”。在不同国度的阿拉伯国歌中，人民呼唤的“母亲”也不是同一个母亲，是各国国民出生和成长的地方。这样，人们对母亲的爱，就和对民族、对宗教的爱区别开来，成为对独立的国家的爱。这个隐喻构建了一种更为亲切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模式，使得民族情感的强烈需求得到了满足。
埃及当前的国歌《我的祖国》是埃及1979年正式采用的国歌。而埃及1952年独立时，选定的国歌是《自由之歌》，它也是 1958埃及与叙利亚短暂合并，成立阿拉伯联合国时采用的国歌。1960年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改国歌为《久违了武器》，后因埃及和伊拉克曾意欲合并，所以这首歌也是1965—1981年伊拉克的国歌。当这两首歌成为两个国家的共同国歌时，法学规定演奏两首歌曲的第一段，避免整首歌中出现的“埃及”名称，淡化埃及一国的概念，更没有出现“祖国母亲”的隐喻。在《我的祖国》这首歌中明确写道：“埃及，你的子女都高贵，忠诚地保卫国土。”埃及成为 “光荣的母亲”，人民成为“高贵的子女”，意在强调埃及人民对本国悠久历史文化的骄傲与自豪。因为祖国是唯一的母亲，所以“我的爱、我的心”都属于母亲--埃及，而不是任何其他阿拉伯国家。为了母亲的荣誉，子女要“偿还所有的债务，真主保佑靠我自己”，而非联合其他阿拉伯国家共同努力。可以说，三首歌中，《我的祖国》称得上埃及国家意识最强的国歌，泛阿拉伯主义的努力在这首国歌中已经没有踪迹。
人民除了是祖国母亲的子女以外，也是母亲的 “守护者”和“士兵”。也门国歌《联合共和国》：“祖国，我们是你的子孙后裔，我们用双手将你的荣耀保护。”摩洛哥国歌：“儿女奋起响应你召集，从我的嘴里，我的血里，你的爱里，光明和火焰燃起。”在这样的隐喻中，“母亲”是需要守护的弱者，她是一个有着女性气质的形象，她的社会性别意义超越了生理性别意义。阿拉伯社会是偏于父权制的社会，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更加夸大男女之间的异同，女性的隐喻想象在阿拉伯人眼中更纤弱、包容、反对暴力。这些特性不像父亲那样强势，而是统治和剥削的对立面，是容易受到外敌侵犯、侮辱的特征。同时，“母亲”是需要解放的，女性是需要解放的。德国哲学家马尔库塞认为，母亲从属于爱神的领地，表达的是生命的本能力量，是对死亡本能和毁灭源的反抗。所以在祖国母亲这个隐喻中，人民反抗殖民压迫和外部侵略，就是反抗死亡和毁灭。
18世纪晚期的德国古典主义时期开始，歌德和洪堡特一方面强调完善个人的能力和自由，以便构建个人特殊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强调学习民族文化中的精髓，通过自己独立的生活经验展示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整体性。这样的关系与“守护者”和“母亲”的关系有着类似之处，“守护者”意识和力量的增强，才能起到保护母亲的影响。20世纪中期殖民主义的瓦解，阿拉伯现代国家的陆续建立，民族自决和独立运动正是“守护者”保护母亲的表现，此时国家的概念一反20世纪早期与种族主义和自私的民族主义挂钩的负面形象，再次如同国歌中理解的一样，成为正义、积极的正面概念。阿拉伯国歌的选择和确立，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个时期，所以“祖国母亲”和“守护者”的隐喻出现在国歌中，正是此时个人权力意识增强的真实写照。
我们也应该在这些国歌中看到，不论是“子女”还是“守护者”，关于母亲都应当是爱和顺从的，没有理由反抗和背叛母亲。伊斯兰教宣扬对父母的顺从孝敬，《古兰经》说“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7]（17：23）“你们当崇拜真主，不要以任何物配他，当孝敬父母，当优待亲戚，当怜恤孤儿，当救济贫民，当亲爱近邻、远邻和伴侣，当款待旅客，当宽待奴仆。”（4：36）“我曾命人孝敬父母--他母亲弱上加弱地怀着他，他的断乳，是在两年之中--（我说）：‘你应当感谢我和你的父母；惟我是最后的归宿。’”（31：14）在这样的顺从关系中，人民服从国家，如同子女孝敬父母，个人权力意识虽然有所增强，国家的权力意识仍然占绝对的统治地位。
在20世纪晚期，经济全球化席卷世界，西方世界对第三世界发出“人权大于主权”的呼吁，作为民族国家理论的民族文化同质性，也受到来自主张人性普遍观点学者的质疑。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欧洲的民族—国家》一文中，认为欧洲国家曾一度对民族国家怀有的积极认同感，逐渐转化为现代社会的排外情绪，更进一步作出推论，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文化融合和传统与现代思想的交错成为现代社会不可逆转的趋势，文化的单一和同质性似乎难以为继，只有开放、民族的商业社会才能顺应历史的发展。而在阿拉伯国家的国歌中，“祖国是母亲”、“家国一体”强调的依然是民族精神、国家意识和本民族、本国家的文化传统，显然依旧保留了20世纪中晚期对民族国家属性的推崇，这是历史原因，也是世界各国国歌中较为常见的现象。当然，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属性的丧失，现代社会有很多思潮再次强调不同民族文化的异同性。比如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出现的文化多元主义就在移民国家的文化基础上，认为各民族应该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在国家内部和平共处。
四、结 语
阿拉伯各国国歌的歌词，可以被看作诗歌的一种形式。诗歌被兰考夫称为“隐喻的语言”，阿拉伯各国国歌歌词中也充满了隐喻。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来看，隐喻与意识形态的构成最为相关。法国学者贝尔金说“隐喻之所以具有意识形态效果，是因为它们是经验选择的结果。通过Y来理解X，只强调或选择了Y的部分特征，而丢弃了其他特征。以我们所发现或选择的Y的某些特点及其间的关系来塑造X的同时，我们的塑造已经基于全然不同的要素和要素间的关系。”[8]在这种意义上，阿拉伯国家的国歌中的隐喻是产生意识形态的认知机制，“国旗至高无上”的方位隐喻、“国土是容器”的实体隐喻，以及“祖国母亲”的结构隐喻，都是通过歌曲的不断重复和吟唱，在国民中构建热爱祖国、保护祖国的意识形态。
在现代社会，阿拉伯各国国歌作为音乐的一种形式，通过现代传播媒介在国家、社会推行引导和民间自发传播，引导阿拉伯个体身份认同。在这些国歌的多种隐喻构建和变化中，通过不同隐喻的相互取舍，不同意义的构建取向和相关意义组织方式，不仅可以了解阿拉伯人民的审美追求，更是民族独立进程在意识和思想领域的反映与呈现，以及特定的国家文化权力对深藏于个体的情感世界全面的治理。所以，阿拉伯各国国歌中的隐喻，是阿拉伯各国人民对阿拉伯现代民族国家概念的认知方式，是建构民族国家共同体及其全民性认同的重要文化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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