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本被视为一种记忆。本文以《一千零一夜》为例，从文本学略论的角度，探究《夜》反映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鼎盛时期一一阿拔斯王朝前期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通过故事的表征略论，我们看到，《夜》的民族身份认同本质上是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同一性，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思想，“阿拉伯人”不再仅仅限于种族和血统含义，而是包含了宗教和文化概念，甚至以“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涵盖“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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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认同；文化认同；阿拉伯人；《一千零一夜》
作者简介：陆培勇，，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上海200083）。
文章编号：1673—5161（2017）03—0076—10 中图分类号：G13/17 文献标码：A
“认同”一词来自德文“identitat”，原指身份证明之意。民族身份认同的核心是一个民族在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基本价值观的认同，也即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指人们分享共同的文化模式（信仰、价值观、规范、习俗等），彼此在文化上具有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意识。这种关于文化的倾向性共识与认可，支配着人们行为的思想原则与价值取向。从国家角度看，文化有民族文化之分；从政治角度看，文化包含了原则、符号、信仰和政治风格；从社会角度看，文化涉及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表达形式。文化对个人、群体、民族认同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千零一夜》（以下简称《夜》）自公元8世纪末开始在民间传述，其间又吸收了波斯、印度、希腊、中国等民族的故事，历经近八百年的加工、提炼，逐渐臻于完善，最终形成一部具有阿拉伯民族统一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的民间故事集。虽然《夜》中的许多故事人物与事件是虚构或假托的，有不少是神话传说，甚至时间背景也有多处移植，与真实历史不相符，但其毕竟来源于现实，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
《夜》中所反映的文化认同以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为同一性，并以伊斯兰教为核心思想。该文化是合二为一的“融合文化”，即阿拉伯人原有的传统文化与被伊斯兰教征服地区文化的结合体，“伊斯兰教在融合各种文化的过程中起了很大影响。阿拉伯化的含义就是为接受阿拉伯文化敞开了思想和语言的大门，使阿拉伯文化与他们从小就使用的语言和思维方式结合成一体。阿拉伯化还意味着为使伊斯兰教代替他们原来信奉的宗教敞开大门。”这个过程也是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帝国臣民对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认同的过程。
一、民族认同
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可以说是与伊斯兰教同步产生的。伊斯兰教产生前夕的蒙昧时期，阿拉伯半岛的主要社会形态是以部落为单位的氏族生活，处于原始公社制的游牧阶段。各部落除效忠于本部落族长外，不服从任何政权或政治制度，也没有纪律、秩序或权威的概念。他们只受本部落惯例的约束，凡符合本部落利益的事情即为合法，血缘关系连接的氏族是那时的社会基础。伊斯兰教创立后，先知穆罕默德号召人们信仰独一无二的安拉，摒弃偶像崇拜，消解部落恩怨，达成团结。在顺从至高无上的安拉的基础上，不分氏族部落，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贫富贵贱，所有人在安拉面前都是平等的。
穆圣传播的伊斯兰教把原先一盘散沙的阿拉伯人聚合在一起，大家为着同一种信仰而献身。在“穆斯林皆兄弟”的召唤下，阿拉伯人破除了狭隘的氏族关系，消除了部落间的相互劫掠和彼此间连绵不断的血亲复仇战争，最终结束了半岛的动乱局面，实现了宗教统一、政治统一和社会统一。“阿拉伯人当作命脉的血统关系的约束，就这样一笔勾销，而代之以一种新的约束--宗教信仰的约束；在阿拉比亚树立了一种伊斯兰教的友谊。”
阿拉伯民族的崛起，无论是从政治经济方面，还是从精神文化方面，其意义都是深远而重大的。《夜》所描写的背景大都是阿拔斯王朝的鼎盛期，那时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百姓生活安逸。但就民族认同而言，与穆圣时代和正统哈里发时期，以及倭马亚王朝时期有所不同，由原先以血统划分的狭义“阿拉伯民族”概念过渡到广义“阿拉伯民族”概念，即“阿拉伯人”不再仅仅限于种族和血统含义，而是包含了宗教和文化概念，甚至以“穆斯林”的宗教身份涵盖“阿拉伯人”的民族身份，这从《夜》中一直跟随哈里发何鲁纳·拉施德左右的波斯重臣张尔蕃的显赫地位就可窥一斑。英国东方学者伯纳·路易将倭马亚王朝称为“阿拉伯王国”、阿拔斯王朝称为“伊斯兰帝国”有其合理性，即自伊斯兰教创立至倭马亚王朝崩溃的百年间，阿拉伯人走出半岛开疆辟土扩张征服时期，是帝国“阿拉伯化”的过程，而阿拔斯王朝前期百年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则是帝国“伊斯兰化”的过程。
因此，广义的“阿拉伯民族”在《夜》中是与伊斯兰教信仰紧密相联的，阿拉伯民族的概念似乎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这与“穆斯林皆兄弟”的思想有关。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征服过程中，为了传播伊斯兰教和巩固被征服地的统治，也为了笼络和安抚被征服民族的人心，逐渐让新穆斯林在政治、社会等方面享受与阿拉伯征服者同等的待遇，有的甚至受到重用，权倾朝野。自穆圣在阿拉伯半岛受安拉喻示开始传播伊斯兰教起，一直到倭马亚王朝时期，“阿拉伯民族”仍是一个以血统宗族为标志的民族。但在阿拔斯王朝建立后，“阿拉伯民族”的范围扩大了，成为一个以承认阿拉伯一伊斯兰历史和文化，操同一种语言（阿拉伯语）的“民族”。
在此有必要简述一下阿拉伯“族群”、“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关系。“族群”是由血统、遗传决定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选择。构成族群有两大元素，阿拉伯语论文，一是血统，一是以语言为核心的文化（包括历史、宗教、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阿拉伯“族群”是指原先的部落宗族。“民族”的概念更宽泛些，阿拉伯语中“民族”一词最早是由穆圣在《麦地那宪章》中提出的。在当时是一个“社团”的概念，即不分原先的种族、宗教、文化的区别，凡是皈依伊斯兰教，认主独一的穆斯林都是其成员，史书上将其称“乌玛”或“穆斯林公社”，是一个集政治、宗教和经济为一体的社会共同体，具有早期的“国家”雏形。而“文化”则是可以选择与改变的，文化认同是个人对某种文化形态的确认，所以文化认同比族群认同或民族认同更为复杂。但无论何种认同都不是绝对的，都具有社会性，它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化；任何认同也都不是单一性的，它可能随着社会的复杂情况而呈现出多重性。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认同也有这种特点。 “伊斯兰教诞生于7世纪，这既代表着过去的延续，又代表着与过去的决裂。毫无疑问，伊斯兰教植根于胚芽期的阿拉伯文化中。”可见，阿拉伯人的民族意识是与伊斯兰教同步产生的，所以关于来自半岛的信奉伊斯兰教的纯血统阿拉伯人来说，伊斯兰教与民族属性是不可分割的，而关于被征服地区的民众，伊斯兰教与民族属性是可以分离的，例如今天埃及、叙利亚、黎巴嫩等国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夜》中从未提及“阿拉伯民族”这个概念，所有人物形象除了以“认主独一”的伊斯兰教为其信仰的“穆斯林”，其余都是以不同国别、地域和宗教指称，如希腊人、波斯人、基督教商人等，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在大多数场合都称“贝都因人”（游牧民）或“阿拉比亚人”（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居民）。
二、文化认同
学界一般认为，文化认同的核心部分是民族认同，民族认同的强化带来文化认同的扩大。文化认同相关于政治认同具有持久性和稳固性，文化认同能够促进政治认同乃至国家认同。阿拉伯民族在伊斯兰教创立后的百年间，民族认同强化了阿拉伯一伊斯兰文化认同，也确实促进了对哈里发为代表的政治权力认同和伊斯兰帝国的认同（国家认同）。“就阿拉伯人来说，无疑，正是一种新宗教成为文明发展背后的巨大推动力。”但到了阿拔斯王朝前期，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型和帝国境内臣民成份的变化，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文化认同逐渐强于民族认同。
《夜》中有一个故事，阿拉伯语论文范文，讲述古代一个以色列国王的儿子，名叫布鲁庚亚，他从父王的库中发现一本书籍，里面记载着先知穆罕默德的消息，说他是最后被差遣的一位先知。为此布鲁庚亚想要出去周游各地，以便和这位他所爱慕和向往的先知碰头见面。他毅然决然地抛弃江山社稷，微服出走，前往叙利亚、巴勒斯坦方向。途中遇到一群蟒蛇，异口同声念着祝福穆罕默德的颂词，他从蟒蛇那里得知，先知穆罕默德的名字写在天堂门上。后来他又看到天神们也在为先知祝福，并在周五集聚礼拜。最终他历经奇特行程，也未能与先知见面，只得返回自己的国度。故事的情节有点像当代“穿越时空”之类的科幻小说。从主人公所叙述的年代判断，故事发生在公元前935年前后，与伊斯兰教创立的公元610年相距约1500多年。这则故事的耐人寻味之处，在于向人们昭示了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安拉早已钦定先知穆罕默德为其最后一名使者，一个以伊斯兰精神为纽带的统一的阿拉伯民族必然会崛起于历史舞台上。有意思的是，《夜》中把带领古希伯来人逃出埃及，以摆脱法老统治的犹太人先知摩西也说成是“虔诚的穆斯林”。
《夜》的全部故事内容所反映的文化认同，主要是在宗教认同（伊斯兰教）方面，民族认同的概念较为淡漠，伊斯兰文化的认同已经超越了阿拉伯民族的认同。同时，“个人身份认同”感十分突出，如城市人与乡下人、自由民与奴隶、贵族与平民、商人与贫民等。这也许是阿拉伯一伊斯兰帝国建立后，随着城镇社会的形成和稳定发展，以及经济繁荣、生活富裕而形成的一个特殊情形，社会关系由强调种族、血统、谱系转变为关注共同的宗教伦理、文化传统和物质利益，以至最终融合成一个新的“阿拉伯民族”。某种程度上，这种融合也导致阿拔斯王朝后期逐渐衰落，形成军事封建割据的局面，并最终于1258年被旭烈兀统率的蒙古大军攻陷巴格达而彻底崩溃。正如美籍黎巴嫩学者希提所总结的那样：“最初的征服，有些是有名无实的。在那些草率不完全的征服中，早已种下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祸根……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几个世纪的期间，征服者的血液为被征服者的血液所冲淡，其结果是更新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品质。由于阿拉伯民族生活的腐败，阿拉伯人的精力和道德，都被破坏了。这个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被征服者的帝国了。”
文化认同是一种涉及历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三重维度，具有动态性、关联性和流动性。在特定场合下，这种三维重度会在潜意识中发挥影响，使得前文所述的“广义阿拉伯人”与“狭义阿拉伯人”的概念产生“关联性流动”，融合为一。《夜》的许多故事情节描写或人物塑造中，这种宗教信仰与实际行为的调和常常体现出矛盾的一面，似乎文化认同仅限于“伊斯兰教认同”，对传统习俗或是传统价值观念的作用不大。因此，文化认同与价值认同在《夜》的部分故事中并不是同步或同一的。
《夜》的另一则小故事讲述了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徐杉睦·本·阿补督·麦立克在山中打猎，途中遇一小牧童，喝令他堵住一只正在逃跑的羚羊。不料该牧童不但不按哈里发命令行事，还顶撞和咒骂哈里发。最后哈里发命行刑官处死牧童。在即将行刑的关头，牧童背诵了一首阿拉伯小诗，哈里发顿然释怀，收回成命。冒犯哈里发后，仅凭朗诵一首阿拉伯诗歌，就能得到豁免，还获得赏赐。尽管在这之前，小牧童也以安拉的名义斥责过哈里发及其侍从，但都未能使哈里发宽恕他，最后还是一首纯正的阿拉伯语诗歌改变了哈里发的旨意。这其中，除了哈里发喜爱阿拉伯诗歌外，小牧童吟诵的阿拉伯小诗激发其对游牧阿拉伯人的归属感和亲近感，因为该小牧童是一个游牧阿拉伯人。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紧密性和关联性在这则故事中以“狭义的阿拉伯人”概念得以充分体现，也表明阿拉伯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深刻作用。
文化认同是以传统价值观念为基础，新的价值观是在扬弃传统价值观的过程中演变、发展而成的。纵观《夜》所反映的文化认同，体现的是以《古兰经》、《圣训》及其注释汇编等经典为核心内容的对于穆斯林的精神态度、伦理道德和社会生活中具体义务等一整套行为体系，也即伊斯兰价值观的实践行为。《第一个巴格达女人的故事》讲述在一个信奉祆教的王国的城市里，上苍多次警告祆教徒们改信伊斯兰教，但众人却置之不理，最后遭到灭顶之灾，城市中所有祆教徒包括国王都生灵涂炭，倾刻间化为黑石，唯有信奉了伊斯兰教的太子幸免于难。从此太子就从事礼拜、斋戒，朗诵《古兰经》。该故事强调的是伊斯兰文化认同，不认同伊斯兰文化的邪恶教徒必遭惩罚，反之则可得到佑护。这便引伸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夜》所宣扬的认同观念中，文化认同最重要，民族认同是其次，只有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才有民族的生存。当然，《夜》在表述方式上是以宗教身份替代种族身份，避免以种族定位文化认同，而是以邪教作为身份判定。如把波斯人与拜火教徒相区别即为明证。 三、
《夜》中的阿拉伯人形象文本略论
《夜》中“阿拉伯人”和“阿拉比亚人”或“游牧的阿拉伯人”两者的概念是有区别的。“阿拉伯人”是指已经皈依伊斯兰教的“文明人”，而“阿拉比亚人”则是指仍未信奉伊斯兰教的“蒙昧人”，这也是为何阿拉伯史学家将伊斯兰教产生前的二百年间称为“蒙昧时期”的缘由。可能是译文的原因，国内评论界在谈到《夜》时，总是把“阿拉伯人”与“阿拉比亚人”这两个不同概念混淆，进而认为《夜》中的阿拉伯人形象不佳，似乎阿拉伯人自己也承认有部分“阿拉伯人”是强盗或蠢货。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或者说是误译引起的曲解。确实，《夜》对阿拉比亚人的描写，总体上是作为反面形象予以贬责和嘲讽的，他们总是以打劫掠抢的强盗或愚昧可笑的面目出现。这也符合《古兰经》中所说的“游牧的阿拉伯人是更加不信的，是更加伪信的，是更不能明白真主降示其使者的法度的。”
由于《夜》的主要背景均是以巴格达等商业城市为中心的市井社会，描写的对象主要是君王臣僚、达官贵人、城市商人和市民阶层，因此对仍生活在人迹罕至、大漠深处的游牧阿拉伯人已经有一种陌生感和恐惧感。如《叔尔康、臧吾·马康昆仲和鲁谟宗、孔马康叔侄的故事》中一个商人向国王哭诉其不幸时说：“此次我从大马士革打了一百担印度的稀罕名贵货物，运来号称公道、太平盛世的巴格达销售。可是中途遇到一伙阿拉伯人（意为“游牧的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结成的匪徒，不但抢劫我的钱财货物，而且随便杀害我雇来担货的脚夫。这便是我前来伸冤、求救的缘故。”
另一个拐骗诺子赫图·宰曼公主的贝都因人，残忍地殴打、虐待公主，逼迫其就范，并将她带到奴隶市场出卖。该骗子还干着其他谋财害命的勾当，简直是无恶不作。同一故事中讲述一个游牧阿拉伯人与其堂妹相恋，因无力支付聘礼，就暗中策划抢劫：“我的最终目的，是打算上巴格达去，等那里的生意人出外经营，便趁火打劫，存心杀人越货，抢他一笔财富、牲口，拿去当聘礼，以便实现娶亲目的。”
《尔辽温丁·艾彼·沙蒙特的故事》也讲述主人公经商运货途中，遭遇一伙阿拉伯游牧人的抢劫，手下人全部被杀，自己因受惊吓而昏倒，被强盗误以为已死而逃过一劫。对游牧阿拉伯人类似的描述在《夜》中还有不少，这里就不一一例举。也许纳训先生在翻译《夜》时斟酌过“阿拉伯人”与“阿拉比亚人”的区别，因而在中文译本里将凡是来自沙漠地区的阿拉伯游牧民一般都译成带有贬义的“乡下人”或“乡下佬”，但有多处也通译成“阿拉伯人”，而阿拉伯文版原文均是指“游牧阿拉伯人”。如有一则故事说道：“据说有一次一个阿拉伯人拜访（哈里发）曼稣尔，一见面就劝他：‘你应该随时随地把狗带在身边。’曼稣尔听了不懂他的意思，很不高兴。幸亏艾彼·奥巴斯突松在旁解释道：‘怕别人拿块馍馍把它诱走掉呢。’曼稣尔听了解释，认为阿拉伯人的话不错，这才息怒，并吩咐给予阿拉伯人应得的赏赐。”
这里的“一个阿拉伯人”在阿拉伯文版原文中用的一词，即“一个阿拉伯游牧民”或“一个贝都因人”。
虽然对游牧阿拉伯人有这些负面描写，但《夜》对阿拉伯贝都因人的侠义、豪爽、守信等传统美德仍是大加赞赏，阿拉伯贝都因人对自己的出身也深感自豪。《哈里发鄂迈尔和乡下青年的故事》中，那个被称为“乡下青年”的贝都因人向哈里发作自我介绍时说：“我本来是最高尚的阿拉伯人的后裔，土生土长在乡村里。”。
该青年因不小心打死了一个老人而被其子女告到哈里发那里，最后被判死罪。青年人要求宽限三天，以便让他回家处理好后事。三天后，“乡下青年”果然来到哈里发面前说：“我已经把那个孤儿送往他舅父家，讲明他的遭遇，并指埋金银的地方给他们看。一切交待清楚之后，我才像自由民那样实践约言，趁老热天气赶来投案请罪哩。”人们都钦佩青年的忠诚老实性格和视死如归的勇敢精神，有人当面夸赞道：“你多么善良、守信啊！”青年人听了人们的夸赞，慨然说道：“死期降临的时候，谁都无法逃避，这个道理，难道你们都不相信？我之所以按期归案，实践诺言，目的在于不让人们说：‘人世间已不存在信义’。”
《夜》的体例是典型“阿拉伯式”的，即用阿拉伯语、以讲故事的形式叙述阿拉伯一伊斯兰历史和社会近况，反映统一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夜》的历史空间跨度，基本是以伊斯兰教创立后为基点而延伸的，从穆圣传播伊斯兰教到四大正统哈里发时期，从倭马亚王朝到阿拔斯王朝，从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到亚洲波斯湾的呼罗珊和非洲地中海的马格里布，故事内容充满着对伊斯兰教的虔诚和对安拉的敬畏，赞颂穆圣及其继承者哈里发们的丰功伟绩。除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浓厚的宗教氛围外，《夜》中诗文并茂的形式也与阿拉伯人喜欢讲故事和吟诗的特点相符。
尽管民族学理论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叙利亚已故著名阿拉伯民族主义思想家胡斯里则认为，共同语言和共同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构成要素，反对把宗教作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基础。但事实上，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广义”阿拉伯民族概念还是得到当时社会的普遍认同。这是一种以公民认同为前提的国家认同，即认为自己是政教合一的阿拉伯一伊斯兰帝国臣民，最高统治者是集政治统帅与宗教领袖为一体的哈里发。
四、结语
借助文本略论，我们试图探究的是：在何种历史演化进程中产生《夜》这样的文本，以及这种文本是如何反映当时阿拉伯社会的本质和相应的民族身份认同感。从《夜》的时代背景与文本内容来看，阿拉伯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是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对外传播和开拓疆域而逐渐形成的，并在建立了稳定的帝国统治后得以强化。一种新型的人类生态与社会结构必然会产生与之共存的集体特征和精神结构，这就是价值观。
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关于价值观的形成发挥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二者既有共性，又有特性。民族感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它形式多变，名称不一，但是它没有死亡，一直生存下来。”虽然阿拉伯人在倭马亚王朝时期的民族认同感与阿拔斯王朝前期的民族认同感在外在表现形式上有所不同，但由于阿拉伯人共同的历史或起源，以及特殊的文化遗产，使他们的民族认同感有着强烈的同一性，这种认同感一直延续至今。《夜》的流传虽始于阿拔斯王朝建立后的公元八、九世纪间，但其内容却与阿拉伯民族的历史一脉相承。《夜》的文本中有不少情节都讴歌了正统哈里发、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等的嘉行善德，并以出身“最高贵的纯血统阿拉伯贝都因后裔”为荣。不论何种认同，不是要求认同所有的东西，而是认同最核心的内容，即核心价值的认同。《夜》所反映的核心价值观实际就是伊斯兰思想，因而其所体现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就是对阿拉伯一伊斯兰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责任编辑：李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