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广记》与唐代阿拉伯商人的科技生活(下)[阿拉伯语论文]

资料分类免费阿拉伯语论文 责任编辑:艾米尔更新时间:2017-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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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太平广记》所载唐朝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虽然具有一定的传奇色彩,但是其中又确实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伊斯兰商人现实生活的生动体现。我们透过各种扑朔迷离的“传奇”现象,不仅看到了伊斯兰商人精明的财富意识,而且更加深刻领略了他们在冶金、医药、建筑、航海、生物等多方面的博学才识和他们不畏艰难的探险精神风貌。事实上,伊斯兰商人的科技生活已经构成了唐宋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关键词:伊斯兰商人;唐朝;科技生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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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42:G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7)03—0117—08
  六、奇禽异兽与伊斯兰商人的动物学知识
  7世纪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帝国迅速建立了海路和陆路兼备的伊斯兰商道,其疆域大致包括从比利牛斯山脉到信德以及从摩洛哥到中亚的所有地区,成为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而在这个广大的疆域内,由于各国的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因此交易或传播那些奇禽异兽便成为此期伊斯兰商人科技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例如,阿萨部(突厥族之一支,东起里海东北角,西起多瑙河,高加索山系以北,皆系其范围)的猎虫鹿,人们习惯将其杀死,剖其肉,“重叠之,以石压沥汁,税波斯、拂林等国米及草子酿于肉汁之中,经数日,即变成酒,饮之可醉”。拂棘狗,唐朝人也称其为“狷子”,高昌王麴文泰于武德七年(624年)所献,“高六寸,长尺余,性甚慧,能曳马衔烛,云本出拂菻国。中国有拂菻狗,自此始也。因其“性慧”而颇为唐朝贵妇人的宠爱,如洛州刺史卢顼表姨“常畜一狷子,名花子,每加念焉”;路延德则有“狷子采丝牵”的诗句。人们在陕西乾县唐懿德太子墓发现了一幅《架鹞戏犬图》,画面中出现了一只身体高大、长腿细腰的黄色“波斯犬”,同类型的波斯犬还出现在洛阳和宁夏固原的唐墓中,说明波斯犬在当时的贵族家庭豢养成风。狮子在唐朝被视作神奇之兽,如康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一带)在贞观九年(635年)向唐朝献狮子,其形象“奋鬣舔唇,倏来忽往,嗔目电曜,发声雷响,拉虎吞貔,裂犀分象”,威力无穷。之后,吐火罗国于开元七年(719年)代表拂蒜国向唐朝献狮,另波斯国于开元十年(722年)献狮,又米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西南部)于开元十七年(729年)遣使献狮,等等。所以唐玄宗时期,画家韦无忝“曾见貌外国所献狮子,酷似其真,后狮子放归本国,唯画者在图,时因观览,百兽见之皆惧”。在这些记载的背后,我们至少获得两点认识:第一,唐朝还没有专业的驯养狮子人才,所以才有“外国所献狮子”,在饲养一段时间后又不得不“放归本国”的现象;第二,伊斯兰商人熟知狮子的生活习性,因此,他们在向唐朝献狮的路途中,狮子基本上都能顺从遣使者的意志。于是,唐朝出现了许多胡人驯狮的图像。例如,西安唐贞顺皇后陵墓石椁上刻有一幅“胡人驯狮图”,山西省博物馆藏唐代青瓷胡人驯狮纹,而白居易在《西凉伎》诗中,生动记述了两位胡人驯狮者将被驯服的狮子运至长安的情形。可见,在唐朝的伊斯兰商人群体中,驯狮者是非常宝贵的专业技术人才,这也是唐朝人为什么偏爱胡人驯狮图像的根本原因。
  马不仅关于交通意义重大,而且关于武备尤为急要,故此,唐朝对马的需求量很大。在唐朝统治者的头脑里,“马者,国之武备”。当时,伊斯兰国家的马种优良,是唐朝官马的种源。对此,《唐会要》说得很清楚:“(康国马)是大宛马种,形容极大。武德中(618—626年),康国献马四千匹,阿拉伯语论文,今时官马犹是其种。”另据唐人《刘元尚墓志》记载,唐朝设有“大食市马使”一职,而“大食市马使”的设置,一方面表明唐朝与伊斯兰国家马匹交易的频繁和规模较大,另一方面也证实了唐朝统治者关于官马品种改良的高度重视,故《新唐书》有“既杂胡种,马乃益壮”的记载,而通过长期的马种改良和繁殖试验,唐朝育种师已经懂得将大食马与本地马杂交,能够产出健壮杂种马的改良马种经验。实际上,早在后魏时期,统治者就曾“遣使向西域求名马,远至波斯国,得千里马”。《隋书·吐谷浑传》亦称“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骢马,能日行千里”。可见,唐人所言之千里马恐怕多系波斯马种,如《太平广记》云王武货得千里足“驰骤之驶,非常马得及”。不仅如此,《太平广记》还引《酉阳杂俎》的话说:“大食国出解人语马。”其神性与人性兼而有之,颇为神奇。所以《册府元龟》共载大食国曾4次向唐朝献名马,据此可见,唐朝统治者对大食马的十分宠爱。
  七、“陆顒”篇与伊斯兰炼丹术
  伊斯兰教中的苏非神秘主义格外重视炼丹术,这是中世纪阿拉伯炼丹术兴盛的主要原因。据《茅亭客话》载,唐僖宗时(862—888年),波斯炼丹家李玹在四川,以金丹延驻为务,“尝得耳珠,先生与青城南六郎书一纸,论淮南王炼秋石之法”。本来李弦以鬻香药为业,后改为炼丹延驻,是其积极向唐朝丹家学习中国传统炼丹术的主观所致。此外,《太平广记》“王四郎”篇中揭示了当时伊斯兰商人用重金购买中国所炼“化金”的火爆现象,“西域商胡,专此伺买,且无定价”。例如,篇中所举“化金”,“可五两许,色如鸡冠”,市场成交价“二百千”。根据文中所提示的线索,可推知此“化金”处可能有两个地方:王屋山和峨眉山。王屋山是老子的悟道之所,汉晋时期的魏伯阳、葛洪等,都曾在王屋山炼丹悟道。北魏太武帝迷信丹药,曾派遣韦文秀和尚书崔赜一起到王屋山合丹,可惜没有成功。唐代孙思邈“晚年历太行而王屋,结庐王屋山翠微庵,采药行医,济世活人”。之后,马承桢先后在王屋山修建了云台观、紫微官等道观,提出了“洞天福地”学说。终唐一代,许多著名道士如玉真公主、张果老、麻姑、杜光庭等,都曾在王屋山修形炼命,阿拉伯语论文题目,遂成为道家梦寐以求的炼丹成仙之地。峨眉山系李老君“授轩辕”道术之所,今有授道台(唐朝建有轩辕观)遗址。春秋时期,楚国高士陆通隐修于峨眉山。此后,汉代的周文山、窦谊等,三国的左慈,都曾在峨眉山隐修。晋朝的游方道士乾明则建观修道,隋唐时期的孙思邈更是三上峨眉山,并在中心寺丹砂洞采药炼丹,最终炼成了“太乙神金丹”。唐代人蜀的波斯炼丹家李玹是否在峨眉山学习炼丹术,因目前尚未发现相关史料,故不得而知。然而,笔者不排除这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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