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危机与政治骚乱:“阿拉伯之春”下的伊朗政治发展[阿拉伯语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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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朗国内政治骚乱的爆发是民众对政治经济改革失望的一种表现。它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过程，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其中包括伊朗伊斯兰政权一直以来面临的舍法性危机、后霍梅尼时代务实改革释放出的社会推动力量等。总体来看，伊朗伊斯兰政权对国内局势仍有一定的掌控能力，权力体系尚具有一定的稳固性，但国内政治暗流涌动，新的政治不稳定因素正在酝酿之中。伊朗对中东地区格局变化有所期待的同时，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又为伊朗的周边环境带来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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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伊朗；政治骚乱；体制危机；阿拉伯之春
中图分类号：K37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17）01-0070-06
2017年初，源自突尼斯的一场政治骚乱蔓延到了整个西亚、北非地区，突尼斯、埃及、利比亚政府的倒台，似乎并没有阻止“阿拉伯之春”的延续，阿拉伯语毕业论文，一场席卷整个中东地区的政治变革在所难免。对于这场变革的性质，外界更多地将其定性为阿拉伯性，伊朗则强调其伊斯兰特性，认为它是伊斯兰革命的创立者大阿亚图拉霍梅尼（Khomeini）的价值观对阿拉伯国家作用的表现。2017年9月，伊朗在德黑兰召开了首届世界伊斯兰觉醒大会（Islamic Awakening Conference），约80个国家的政治家、学者和媒体人士参加了大会，讨论当前在阿拉伯世界发生的政治危机。最高领袖哈梅内伊（Khamenei）呼吁，该地区国家应致力于伊斯兰团结，警惕西方国家控制的阴谋。他认为，革命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伊斯兰国家，一个建立在宗教、道义和科学基础上的新的伊斯兰文明。事实上，伊朗国内的反政府活动继2017年总统选举以来一直持续不断，2017年底大阿亚图拉蒙塔（Montazeri）则里的去世将伊朗反政府活动推向新高潮，并在2017年表现出持续性特征，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阿拉伯之春”在时间上具有一致性。与此同时，伊朗核问题深陷僵局，制裁不断。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制裁伊朗的1929号决议。2017年1月23日，在美国的压力下，欧盟通过了伊朗石油禁运令，宣布不再与伊朗签署新的石油合同，冻结伊朗中央银行在欧盟境内的资产。10月15日，欧盟对伊朗再次进行制裁，禁止进口伊朗天然气，禁止欧盟成员国向伊朗出口海军设备和造船技术等。内忧外患下的伊朗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伊朗政治体制本身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将对伊朗未来的政治发展与中东地区格局产生重要作用。
一
伊朗国内的政治骚乱是伊朗政治改革进程受挫的一种表现。这种不满与爆发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发酵与酝酿。骚乱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哈塔米（Khatami）统治后期到内贾德（Nejad）的第一届任期，爆发点是2017年的总统选举，内贾德击败政治元老拉夫桑贾尼（Ratanjani），引起国内外质疑。第二个阶段是2017年内贾德的连任选举，国内不满全面爆发，穆萨维（Musavi）的支持者与内贾德的支持者在街头对峙。第三个阶段是2017年伊朗政治遭遇了阿拉伯之春，中东地区的政治地震使伊朗伊斯兰政权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
在哈塔米执政时期，他一直希望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复兴伊朗。他倡导伊斯兰民主和现代化改革，试图在伊斯兰教和西方文明之间进行调和，从而为建立新型的伊斯兰民主提供合法性基础，实现伊朗社会的安全转型。然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哈塔米未能成功地表述什么才是伊朗需要的改革，一个现代的伊斯兰共和国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个伊斯兰式的民主与世俗的西方民主之间有什么区别，尤其是没有明确地阐明改革将会进行到什么程度，而近况又会改革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的不明朗不仅引起保守派的担心和抵制，也引起改革势力的不满。2001年12月，改革派学生在游行中高举“哈塔米，要诚实”“不要口号，要行动”等标语。2002年5月1日，几百名老师、学生、工人在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赫瓦兹、塞姆南等地进行游行，抗议高通货膨胀和低工资待遇；在伊斯法罕，部分游行队伍和安全部队产生冲突。在一些示威游行中，抗议者高举“忘记巴勒斯坦，想想我们自己”“不称职的官员下台”等标语。随着哈塔米的改革受限，改革已不能满足伊朗民众的需求，原来的支持者开始走上改革的对立面。
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主张“将石油收益摆在老百姓的饭桌上”的内贾德击败了伊朗的政坛元老拉夫桑贾尼成为新一任总统。内贾德的当选，在伊朗国内引发了轰动，也引发了分歧。国内外对选举的公正性产生了疑问。伊朗问题略论家比尔萨米（Bill Samii）指出：“在第二轮选举中，艾哈迈迪・内贾德获得了17，248，782张选票，而在第一轮选举中，他获得了5，710，354张选票。一个星期内他是如何弄到1150多万张选票的？即使参选人不变，如果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给阿里拉里贾尼（Ali Larijani）和卡利巴夫（Ghalibaf）的选票共5，815，352都投给了内贾德，选票也才只有11，525，706张。”对此，拉夫桑贾尼的顾问穆罕默德・阿特里安法尔将批评目标指向了巴斯基和伊斯兰革命卫队：“我们看见选举单被分配给了全国各地约7万个巴斯基基地的巴斯基成员，他们号召每个成员要带10个人去投票支持内贾德式的候选人。”
2017年6月13日，伊朗内政部宣布内贾德以62.6%的得票率连任总统，改革派候选人前总理穆萨维得票率仅为33.8%。对此，穆萨维的支持者表示不满，举行大规模游行示威，指责此次选举存在舞弊行为，要求重新进行总统选举。穆萨维公开宣称：“我不会向这种暗箱操作屈服”，“我已经向宪法监护委员会提出正式的请求，希望他们取消选举结果”。卡鲁比（Karubi）也积极响应穆萨维取消选举结果的要求：“我再次宣布选举结果不具有合法性和社会基础”，“我不承认艾哈迈迪内贾德是共和国的总统”。17日，保守派候选人莫申也提出要内政部公布选举结果的详细情况。
6月19日，哈梅内伊公开表态要求停止集会反对重选，阿拉伯语论文网站，但抗议仍在继续。穆萨维不仅要求其追随者继续进行街头抗议，而且还声称自己也已经准备好“殉教”。前议长卡鲁比和伊朗的政治元老拉夫桑贾尼都呼吁调查大选违规情况，重新进行总统选举。前总统哈塔米也主张建立具有独立属性的调查委员会，彻查总统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拉里贾尼则提出无辜平民在示威中受到了袭击，内贾德应对此负责。 关于伊朗大选出现的骚乱和内贾德的连任，国际社会甚为关注。尤其是西方国家的智囊机构对伊朗选举的准确性进行了评估，对内贾德继任总统后的伊朗政局与核问题的前景进行预测。伊朗问题专家法里德・法尔希（Farideh Farhi）指出，这个国家选举后的骚乱不仅表明了伊朗人与现政权之间的紧张关系，还表明在这个国家的权力精英之间存在分歧。一边是哈梅内伊与内贾德，尽管遭到了抗议，但他们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有着共同的权力资源。另一边是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卡鲁比和穆萨维，他们也得到了大量的民众支持。伊朗迟早要面临一种“强者之问的冲突”，而任何的冲突都不可能很快解决，一派最终战胜另一派的结局是不现实的也是危险的。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说：“政府拥有权力，但在大部分的伊朗公众眼中已经失去了合法性。在我看来，这表明未来政治改变的种子已经种下，即使那种变化不会在短时间内实现。”
随着“阿拉伯之春”在西亚、北非地区的不断蔓延，伊朗民众再次走向街头，“声援”埃及和突尼斯的游行示威活动。2017年2月14日，数千名伊朗人在德黑兰街头集会，声援埃及和突尼斯。在街头抗议中，示威群众在大街上点燃轮胎，打砸店铺，并与防爆警察发生了激烈冲突。这是伊朗政府自2017年12月有效控制反对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游行。据悉，此次游行示威是穆萨维集团对内贾德执政不满的一种表达。与此同时，抗议活动还发生在伊斯法罕、马什哈德、设拉子和拉什特等城市。
二
伊朗国内政治骚乱的爆发是多年来国内民众对政治经济改革失望的一种表现。它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过程，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伊朗伊斯兰政权自建国起就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这是最深层次的原因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一个政治与宗教高度合一的伊斯兰政权，并通过颁布宪法将其体制化。但革命领袖霍梅尼对于教法律家权威统治的治国理念，从建国开始就面临世俗和宗教阶层的双重反对，其中包括与霍梅尼宗教资质相当的高级教士们。持反对意见的代表人物是阿亚图拉沙里亚特马达里（Shariatmadari），他认为伊斯兰教并没有要求乌莱玛干预国家事务，因为“治理国家是政府的事情，精神领袖不应当直接干预”。他指责伊朗宪法赋予领袖的政治宗教权力过多，从而使伊斯兰革命后的政权看上去与巴列维的专制王朝没有太大的差别。霍梅尼的个人魅力和政治运作，虽然暂时稳定了革命后的伊朗政局、实现了国家统一，却为伊朗的未来政治留下了争论的隐患。1989年，霍梅尼去世，宗教资质欠缺的哈梅内伊接任宗教领袖，教法律家权威统治的政治体制面临的合法性危机进一步凸显。这种合法性危机不仅表现为美国政权变更理论的实践、国外伊朗反政府势力的政治活动，还包括伊朗国内政治反对派的政治主张及其追随者的示威活动。
（二）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16年（1989-2017）的务实改革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推动着伊朗社会从运动到骚乱的质变发展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拉夫桑贾尼建立了重建内阁，以恢复受两伊战争创伤的伊朗经济。他在社会文化方面实施的宽松政策使伊朗的知识分子运动开始复苏，社会上对政府大胆批判的声音开始出现。随后哈塔米的8年执政，使伊朗的社会政治氛围进一步宽松，知识分子运动蓬勃兴起。为维护哈塔米改革，伊朗亲改革派的知识分子针对保守派的批评之声纷纷出现，他们甚至提出将宗教领袖纳入选举机制的要求，希望通过分享领袖的权力来延续哈塔米的改革。如卡迪瓦曾在他的一篇文章《伊朗的根本问题是教法律家统治》（the Basic Problem 0f Iran is Velayat-e Faqih）中，对法基赫体制进行了猛烈抨击，指出该体制在伊斯兰教传统中是毫无根据的，其在伊朗的实施导致了目前面临的种种困难。他主张政教分离，认为目前伊朗国内的教士政权越来越不受欢迎，反倒成为伊朗目前困境的制造者。内贾德上台后，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的革新方法，但治标不治本，经济痼疾难除，政府日趋保守，国家愈加孤立，从而引起社会不满。而16年来务实改革释放出来的社会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这种不满情绪的宣泄。
（三）2017年的总统选举和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的逝世，是伊朗骚乱此起彼伏的诱因
在2017年的总统选举中，改革派候选人穆萨维败选，随之而来的游行示威活动将伊朗国内的政治斗争推向高潮。2017年底，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去世，此人曾被指定为霍梅尼的接班人，后来因为批评政府被取消领袖继承资格。关于伊朗的政治体制，他反对领袖与总统之间的不对等关系，他指出，伊朗所有的权力掌握在领袖手中，但所有的民众期望都由总统来承载，这是不合理的。蒙塔泽里曾质疑2017年总统选举的公正性，认为领袖应当由人民选举产生，而且不应当过多地干预国家事务。他指出：“（领袖的）合法性毫无疑问应来自大众选举。在现实中，人民与领袖之间有一个社会契约，宪法也在此基础上拟定。相应地，领袖的任期也应像总统和国会的议员们一样有时间限制。鉴于人民赋予了领袖责任，因此，他不是永不犯错的，必须接受批评并为其行为负责。”蒙塔则里去世后，其政治主张被各种反政府势力借用，在伊朗国内掀起政治争论，从而成为国内政治骚乱此起彼伏的诱因之一。
（四）外部势力的参与和推动，是引起伊朗政治骚乱的外因
伊朗伊斯兰政权自建立以来，美国对其政治合法性一直持怀疑态度，并希望通过多种方式试图变更伊朗现政权，其中包括在国会立法支持伊朗自由运动、对伊朗的政治反对派进行资助等。在2017年总统选举后的骚乱中，伊朗政府为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对媒体和通讯设施进行了限制，但美国通过互联网技术，帮助伊朗境内外的政治反对派利用facebook和twitter等加强信息沟通和约定集会时间。2017年2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指出，美国支持伊朗人民获得普遍权利，鼓励伊朗各城市走上街头的反对者学习埃及驱逐穆巴拉克的抗议者。伊朗政府也一直强调并指责，外部势力的干预是导致伊朗骚乱不止的重要原因。 三
“阿拉伯之春”最初以经济诉求的方式在西亚、北非各国蔓延，但随后迅速转化为政治斗争，从要求关注民生问题发展到提出人民主权的政治诉求，这在中东地区具有普遍性。作为一个政治与宗教高度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伊朗本身也面临着许多政治经济问题，如高通货膨胀率和高失业率等，更面临着人民要求自由选举和与国际社会建立正常关系的愿望。但关于席卷中东多国的政治动荡，伊朗并不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其国内局势的映射，却对这场革命充满了期待，希望各国能够效仿伊朗、沿着伊斯兰革命的道路前进。而伊朗国内的政治发展，对中东地区格局的演变有着重要作用。
（一）尽管伊朗国内政权面临合法性危机，政治骚乱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基本处于可控状态。因为政治骚乱虽然反映了伊朗伊斯兰政体长期以来面临的体制危机和社会经济问题，但总体来看，伊斯兰政权的权力体系尚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原因有二：其一，伊朗国内的改革和温和势力仍然受到民众一定程度的欢迎，一旦出现危机局势，更换执政派系可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局势。其二，伊斯兰政权建立之初成立的效忠革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权力机构，有能力维护国内秩序的稳定，并曾在历史上多次成功控制过国内政治危情。
（二）伊朗对中东地区格局变化有所期待。关于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伊朗更希望多国骚乱的结果能走向伊斯兰革命，并通过此次中东大洗牌摆脱长期面临的孤立处境。如哈梅内伊在演讲中说，埃及和突尼斯的动荡局势是“伊斯兰觉醒的信号”，也是从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中得到灵感后的举措。国内激进势力呼吁政府应利用突尼斯、埃及、约旦及其他国家发生抗议活动的时机，向这些国家传授伊斯兰革命法则。保守派报纸《伊斯兰共和国日报》认为，当前伊朗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帮助阿拉伯国家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伊朗不能再重蹈苏联解体时的错误，让土耳其和美国进入到中亚穆斯林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中。伊朗应当增加对该地区的哲学文化作用力，使他们远离反对主义、帝国主义和暴政，因此伊朗必须为阿拉伯国家提供一个成功的革命范例。
（三）中东地区动荡为伊朗的周边环境带来不确定因素。尽管埃及等亲美国政府的倒台，有利于伊朗的抗美形势，但随着伊朗作用力的扩大，对伊朗一直保持警惕的反伊朗势力也将有所上升。且伊朗军舰穿越苏伊士运河，深深触动了以色列的安全神经。由于支持巴勒斯坦是伊朗干预中东事务的重要手段，以色列和美国可能出现的中东战略变更，在一定程度上将会以制衡伊朗作为重要内容之一。对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以色列人尤其有自身的认识：“当西方的一些人看埃及发生的事情时，他们看到是1989年的欧洲，而我们看到是1979年的德黑兰。”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也直言不讳地指出，埃及的抗议并不是受到了伊朗伊斯兰模式的鼓舞。一些阿拉伯媒体评论指出：“事实上，伊朗政权在过去几天受到了严重的挫伤，因为埃及年轻的代表们拒绝了他们的呼吁，而伊朗的反对派们却在要求他们的抗议权利。”更有评论称：“哈梅内伊主张的‘伊斯兰的新中东’（Islamic New Middle East），很显然是希望用伊朗方案来代替可悲的乔治・布什方案。”
（四）伊朗国内的政治骚乱与“阿拉伯之春”的蔓延，增强了美国对其中东战略的自信。尽管美国国内高层仍有部分人支持武力解决伊朗，但政权变更政策一直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主要内容，美国希望在孤立、遏制伊朗发展的同时，通过支持伊朗境内外的政治反对派来颠覆伊斯兰政权。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的出现，增加了美国制衡和孤立伊朗的机会：“奥巴马政府的许多人希望，‘阿拉伯之春’可以吞噬一个与伊朗和伊朗政策密切联系的阿拉伯独裁者――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如果阿萨德下台后建立一个年轻的民主政权将会严重限制伊朗支持真主党的努力，那么一个民主的叙利亚可以使伊朗在归还戈兰高地的谈判中更有弹性。作为巴以谈判的主要障碍哈马斯也将因阿萨德政权的下台而更加削弱。伊朗在该地区的作用力将会大幅下降。”
四
中东地区作为世界重要的能源产地，大范围的政治动荡对国际政治经济稳定将产生一定的作用。作为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国，伊朗国内局势的变化及其与地区政治的互动关系，对中伊关系也将产生一定程度的作用，因此对我国对策的建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从短期来看，目前伊朗国内局势总体可控，但国内政治暗流涌动，不同派别间分化组合频繁。长期以来，由于伊朗法基赫体制本身存在合法性危机，权力机构功能重叠，从而导致伊朗国内派别林立，政治斗争激烈，各个派别之间的分化组合异常频繁。如在1996年议会选举中，温和派与激进左派联合起来击败了保守派；在2017年总统选举前夕，改革派候选人退出选举，全力支持鲁哈尼，实现了温和派与改革派的联合。因此，需密切关注伊朗国内各派别间的关系，理清各主要党派的政治偏好，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国在伊朗经济利益的长期性和连续性。
（二）防止伊朗和美国关系出现变化，及早做好应对工作，尤其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须平衡好中伊和中美关系。伊朗国内的政治骚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寻求变化是伊朗人尤其是年轻人追寻的目标，其中包含了伊朗人希望结束孤立处境，摆脱严格的宗教控制，发展与外界的关系等。因此在美伊关系上，尤其在核问题上，中国应在伊朗和美国之间保持好平衡，既让伊朗感觉受到重视与尊重，也须维护超级大国的颜面。
（三）从长期来看，中国应高度关注伊朗下一届领袖选举，加强对伊朗国内政治体制演变的跟踪性探讨与观察。伊朗伊斯兰政权存在合法性危机，目前这种危机缺乏引发质变的体制基础，但下一届领袖选举或可能带来的宪法修订，将会成为这种危机爆发的突破口。一旦这一合法性危机爆发，不仅会对中东政治格局产生重要作用，也会深刻作用到中伊关系。政权更迭必然会带来政策的不连续，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后，伊朗对外政策发生了巨大转变。因此，中国应高度关注伊朗下一届领袖选举，提前做好应对伊朗突发事件的发生的准备，对其政策变化有所预见，避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负面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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