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西域烽火不断，唐玄宗两度下诏禁止西域与大唐的经济往来。陆上贸易受到限制，使得海上贸易变得更加频繁起来。这一时期，新兴的阿拉伯帝国，通过战争控制了波斯甚至整个西亚，也控制了通往东方的海上商路。中国和阿拉伯的海上互市，构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海上商圈，双方的贸易直接作用东西方市场。直到黄巢于乾符六年（879）攻打广州，屠城掠财，才使大唐与阿拉伯红红火火的海上贸易一时停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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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五代十国的乱局被大宋取代后，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宋第十一年（971）消灭了盘踞于岭南的南汉政权，恢复了广州的口岸功能，建立了大宋第一个海外贸易管理机构――广州市舶司。此后，赵匡义接下帝位，收复江南，迫使吴越王钱�m和割据漳�p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纳土归附，随后在东海设立了两浙市舶司。宋真宗赵恒继位，又将两浙市舶司分为杭州和明州（今宁波）市舶司。由此形成了宋初“三大市舶司”――广州、杭州、明州的格局。
唐宋市舶，在几百年间，创造了中华王朝的辉煌与口岸城市的繁荣。
开放时间最长的口岸――广州港
在中国，出了个叫黄巢的人物，他从民间崛起，非皇族出身。此人初时，仗义财，后来便打家劫舍。他在众多城市中，选择了攻打广州。攻破城池后，屠杀居民。这里是阿拉伯商人荟萃的城市，所以，有十二万寄居在城中的外国商人被杀，这个确凿的数字是根据中国按人头数课税而算出的。此外，黄巢还把那里的桑树都砍光了，为的是让阿拉伯各国从此断掉丝绸的货源。
这是9世纪末阿拉伯作家所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对黄巢广州屠城历史事件的记载。
这则不见于中国文献的海外记载，至少透露了三个重要的历史信息：一是黄巢广州屠城是作用海外的一件大事;二是广州蕃商至少有十几万人之多;三是广州是黄巢非常看重的城市。而这三个信息点都与广州的特殊地位相关联――它是中国古代第一个设立市舶使（司）开放口岸的城市。
中国什么时候开始设立口岸，史无定论，因为找不到最初的文献记录，后世只能依据现存文献推想中国口岸最初的景象。据《唐会要》载，唐开元二年（714），广州已经设有市舶使，也就是说有了对于口岸或海关官员的记载。史载：“岭南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新唐书・柳泽传》中也有：“柳泽……开元中，转殿中侍御史，监岭南选。时市舶使、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造奇器以进。”这是史料中对于朝廷管理港口贸易机构市舶使的最早记载之一（同时，还有安南市舶使）。身为市舶使的周庆立，其职事本官为右威卫中郎将，官阶为四品，是唐中央禁卫军的高级将领。以如此高级别的身份出任广州市舶使，可见朝廷对市舶的重视。
广州市舶是专以经商牟利为目的的海外贸易。唐代市舶贸易多集中在东南沿海之地，以广州为中心。当时的贸易情景恰好在对于鉴真东渡的记载中提到。唐天宝九年（750），鉴真和尚第五次东渡日本到达广州时，看到“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种类极多”。
大宋立国后，很快也恢复了广州市舶。据《宋史・潘美传》载：“既克广州，即日命美（潘美，阿拉伯语毕业论文，文艺著作中的潘仁美）同尹崇河同知广州，兼市舶使。”潘美是大宋朝廷任命广州的第一位最高长官和市舶使。
虽然，宋代没有全国统一的市舶制度，但其经济职能还是十分清晰的，如阅货、抽解（征收舶税：通常是十分抽解二分）、禁榷（对某些商品实行专卖）、博买（收买舶货：官府抽买以后，剩余的货物，才可卖给商民，通常为抽买十分之三）等。此外，还有治理港口、接待和管理外商、组织祈风、剿灭盗贼等职能。北宋前期的市舶长官和唐朝一样，也称市舶使，其职由所在地知州兼任;北宋后期，市舶司地位不断提高，改设专职提举市舶。不断升级的市舶司，反映出宋代海外贸易的兴盛和朝廷对市舶贸易的重视。《宋会要》记高宗诏曰：
市舶之利甚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计，岂不胜取于民，朕所以留意于此，庶几可以少宽民力而。
我曾多次到广州考察，一直想找到古代广州的市舶遗址。对于从唐至元的广州市舶遗址，已经找不到相关文献记载了。广州宋城内的坡山，即现在五仙观“岭南第一楼”旁边，坡上古渡遗址只有一块铜牌子可看。据牌上文字介绍，晋代时（265～420），这里是珠江北岸的一个渡口，故有“坡山古渡”之称，渡口现距珠江北岸已有1000多米远了。市舶遗址的线索，现在能见到的即嘉靖十四年（1535）戴�Z主修的《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府地理图》中所标注的“市舶司”位置。这幅嘉靖年间出版的地图，或许是现存最早明确标注市舶机构位置的地图，或可称其为“中国口岸第一图”。图上的“市舶”标注在广州府城外，珠江的北岸。但对于嘉靖时的市舶提巡司的建筑样式及具体地点，史料中没有详载。值得一提的是，“市舶”标注旁边有一个重要的标注――“海珠”，它是珠江上的重要景观，也是明代海上贸易的重要见证。
我们现在所说的珠江，通常有两层含义：一是广义的珠江，一是狭义的珠江。狭义的珠江指西江与北江在“三水”汇合后，由北向南，又从西到东流经广州市区的那一小段河道。古代的珠江流经广州老城区的河段约有2公里宽，在这一江段中，有三个礁石岛，分别叫作海珠石、海印石和浮丘石。人们取其形如珍珠的海珠石之意，将流经广州的江称之为“珠江”。沧海桑田，由于泥沙冲积和城市的扩张，如今海珠石、海印石和浮丘石都已看不到了。
从地图上看“海珠”，它显然是古珠江上的地标。自宋人开启“羊城八景”之选后，它一直是广州的重要景观。南宋人吕定曾有《游海珠寺》一诗，首句描写的就是海珠石：“何年神物抱珠游，遗向沧浪第一洲。”据史料记载，海珠岛不仅是古代的风景名胜，而且因处广州古城之外，也是重要的商埠门户。明代就曾在“海珠”岛举办了我国最早的“出口商品交易会”――定期市。万历年间的“定期市”之所以在海珠岛一带举行，绘制于嘉靖的这幅广州府地图上都已有“铺垫”。在“海珠”石旁不仅标有“市舶”，不远处还标有一个“税课司”。由此，我们可以推想，嘉靖时这里已经形成了贸易纳税的一条龙服务。 广州的黄埔村，在宋代就是外来船舶的停泊地，明清以后发展成为广州对外贸易的专用港口。康熙二十四年（1685），全国设江、浙、闽、粤四海关，粤海关在黄埔村设黄埔“挂号口”和税馆。乾隆二十二年（1757），“闭关锁国”的清廷，将江、浙、闽三海关的对外贸易职责都交给了粤海关，指定广州为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口岸的诸多关停风波中，广州为唯一没有关门的口岸。
宋代东方大港――明州港
大唐王朝，决定在今天的宁波设立州治时，取其境内“四明山”的“明”字，称其为明州。史载，公元752年，日本孝谦朝三艘遣唐使船驶抵明州港，开启了明州港对外开放的历史。但在对于大唐王朝的相关文献中，只有对于广州和安南的市舶使的记载，明州在唐代还不是政府指定的口岸。
中国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为大唐宰相李吉甫编撰的《元和郡县图志》，此书的图与目录在宋以后亡佚，所以，后人见不到唐代最完美的“图志”了。这样一来，南宋《宝庆四明志》就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图志”了。《宝庆四明志》共21卷，有16幅地图，其中与宁波相关的是《鄞县县境图》。
当年，我曾手捧800年前的《鄞县县境图》，在宁波市鄞州区行走，那种“梦回宋朝”的感觉从历史深处蹒跚而来……《鄞县县境图》出自《宝庆四明志》，因成书于南宋宝庆三年（1227），阿拉伯语论文，故以“宝庆”年号冠名，其“四明”即明州。地图上的“鄞县县境”就是今天的宁波市中心，在这里可以看到宋代地图描绘的余姚江、奉化江、甬江，三江并流，东流入海的景观。
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余姚江的人居历史和船舶历史最为久远。在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人们不仅发掘出了6000多年前，人类种植水稻的历史线索，而且还发现了七只木桨和一个陶制的独木小船。站在河姆渡古渡口，我不禁遥想6000多年前那些栽培水稻的先驱，是否会划着独木小船顺江而下，不出20公里，就可到达余姚江与奉化江合流而成的涌江。所谓涌江，实际上是短短的一段近海江口，海水涨潮时，江潮回涌。它完全可以载着先民的独木小船，向东再漂几公里，那里就是东海了。河姆渡人很可能是我们最早通过江河亲近大海的先民。
明州的通海三江，为这方水土提供了向海洋发展的一切可能。宁波的鄞州区，早在古代就是备受天朝关注的地区。秦一统天下后，以三江口为天然界线，划分出鄞、�、句章三县（为会稽郡所辖）。唐武德四年（621），把鄞县、�县、句章三县设为鄞州。不久后，又废鄞州。开元二十六年（738），设明州。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迁到了三江口，与今天宁波城的中心区鄞州区完全重合。
南宋庆元元年（1195），升明州为庆元府，府治仍设在鄞县（三江口）。据史料记载，唐贞元二十一年（805）九月，来浙江天台山学佛的日僧最澄（767～822）经明州回国时，除带走大量经文外，还带了浙东的茶树和茶籽。这是对于中国茶输出海外的最早记载，最澄也因此成为海上茶路与禅茶东传的开创者。
2017年起，宁波连续几年召开“海上茶路国际论坛”，2017年我在宁波考察时，古明州三江口码头遗址，已经辟为“海上茶路启航地”，当地政府在这里已建起了一个“海上茶路启航地”纪念公园。
至少从隋代开始，京杭大运河开凿后，三江口即形成了北可直通长安，东与大海相通的江海连运优势，明州在海洋贸易上先行一步也是顺理成章的。史载，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前，高丽使者皆由山东登州（蓬莱）登陆，再由陆路到都城开封“朝贡”，即“朝贡东路”。后来，元丰三年（1080），宋帝下诏，把去日本、高丽的始发港定为明州，从制度上保证了明州成为对日本和高丽的最重要贸易港口。当时来的朝贡使皆在此登陆，再转杭州经运河到开封，即“朝贡南路”。当时，高丽商人在密州和明州都建有高丽使行馆，供每年来宋贸易使者之用。如今，高丽密州行馆早已不在了。幸运的是，1999年，宁波市在对市中心的月湖进行改造时，发现了建于徽宗政和七年（1117）的高丽明州行馆遗址（1130年，金兵入侵，火烧明州城，高丽使馆亦荡为灰尘，仅留一点房屋基址）。
月湖开凿于唐贞观年间，宋时已是明州著名的风景区。宋廷南移后，在这里广筑亭台楼阁，遍植四时花树，形成月湖上的十洲胜景。前来朝贡的朝鲜客商，能在明州最繁华、最优美的地方建一个行馆，其贸易地位显然不一般。现在，这个遗址（月湖东岸宝奎巷）已建成一个小型的纪念馆对公众开放。纪念馆里展示了当年开辟韩国与明州镇海新航道的商贸代表人物张保皋的青铜塑像。这个徐州的军中小将，由于对高丽海上贸易的杰出贡献，在韩国一直被尊为海神，韩国还以他的生平事迹拍摄了电视连续剧《海神》。
宁波不仅发掘出了高丽使行馆，还在“三江口”奉化江内侧发掘出用条石砌造的古码头，从出土的“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大观通宝”、“绍兴通宝”等钱币推断，此码头当兴建于南宋。在古码头附近，还出土一艘宋代尖头、尖底、方尾，残长9.3米的三桅外海船，为探讨宋代海上交通提供了重要实证。
据史料记载，当时大宋向高丽输出的商品主要有：绫绢、锦罗、白绢、金银器、礼服、瓷器、玉器、马匹、鞍具、玳瑁、药材、茶、酒、书籍、乐器、蜡烛、钱币、孔雀、鹦鹉等，还有香药、沉香、犀角、象牙等南亚西亚的特产。高丽对大宋输出的商品主要有：金、银、铜、人参、茯苓、松子、毛皮类、黄漆、硫磺、绫罗、苎布、麻布、马匹、鞍具、袍、褥、香油、文席、扇子等。由于文人喜爱高丽折扇，所以，在宋代的诗词中留下了许多咏扇诗词。连苏轼也留下了“高丽白松扇，展之广尺余，合之止两指”的赞美之词。
明州改称宁波，是明朝的事。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明夺得南部江山后，改明州府为宁波府，取“海定则波宁”之意。没想到自从叫了“宁波”之后，这个热闹的东方大港真的“宁静”下来――大明开始“海禁”。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宁波被英军所占。次年，依《南京条约》这里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幅大约绘于1846～1850年的《宁郡地舆图》是迄今发现最为精细的古代宁波城地图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