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是我国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对外关系的迅速发展和对外交流的不断扩大，如何让国际社会更加客观、准确地了解中国，始终是值得我们外宣工作者深入探讨和研讨的课题。我在外交部长期从事对越关系事务，先后四次在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工作，共达18年之久，经历过中越关系的风风雨雨，对不同时期的外宣工作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至今回想起来仍感触良多。 两国关系的大气候是顺利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保障。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双方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都为巩固和加强两国友好关系作出了不懈努力。两国领导人每年都进行互访，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各种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诸多重要共识。1999年，两国领导人又确定了新世纪指导两国关系顺利、健康发展的16字方针，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近年来，中方把同一些周边国家的关系定位为“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鉴于中越两国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国领导人又一致同意把两国关系的定位在上述“三好”的基础上再增加一“好”，即“好同志”，成为“四好”。冷战结束后，由于国际和地区以及两国国内形势的的变化，当年作用两国关系的两大因素，亦即开展对越外宣的两大障碍早已不复存在。中方作出历史决议，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而苏联解体后，越南领导人对前苏联的批判更是十分坚决和彻底。越南领导人曾说，好端端的一个苏联共产党竟毁在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手里，试问他们的民主集中制到哪里去了?中国方面对当年批判苏联现代修正主义也做了客观、冷静的评价。1989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到访的戈尔巴乔夫时说：“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可以说，两国关系已掀开了新的一页，友好的大局为开展对越外宣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根本保证。 实事求是应是开展对越外宣的根本指导思想。通过对“文革”期间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拨乱反正，人们端正了思想路线，恢复了清醒的头脑，不再夜郎自大、夸夸其谈，在外宣方面只希望让外界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既看到中国的进步和发展，也看到中国的落后和问题。记得云南省外办一位老领导曾讲过一个真实的故事：大约在20世纪70年代，外交部组织驻华使节到云南参观。但当时的物资供应极为匮乏，为制造一个市场繁荣的场面，当地领导事先找好一家商店，把各种商品摆放得琳琅满目，挑选几十名党员和信得过的基本群众，每人发给50元人民币，届时在外宾面前扮演顾客，表演购物。待外宾走后再把“购买”的商品退回，把50元钱上交。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是笑话，但当时确实就是这样做的。事实证明，繁荣的假象并不能骗过外国人的眼睛，只能欺骗自己。如今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公认。就越南来说，所有的越南访华代表团回国后，都会向我讲述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不停地称赞中国宽阔的高速公路、林立的高楼大厦、干净整洁的街道、应有尽有的商品和人们漂亮的穿着。而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已经认不出当年的北京来了。”面对越南朋友的赞扬，我的内心感受可以拿央视“焦点访谈”中的一句话来表述，即“用事实说话”。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见，相信越南人看到的是最真实的。当他们赞扬中国的进步和发展时，我反而强调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指出中国从根本上说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今后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向越方介绍中国形势时，要注意一分为二，讲成绩要留有余地，不要讲得太满。事实证明这样讲对方容易听得进去，显得更加朴实，效果更好。 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居高临下的大国主义。越南有8200万人口，在东南亚各国中列居第二，但关于中国来说仍是小国。越南领导人也坦诚地对中国领导人说，越南是小国，越南党是小党。但我从多年的切身感受中体会到，越是小国，民族自尊心越强，越怕别人看不起。面对这种情况，无论在处理两国关系方面，还是开展对越外宣方面，都更应注意尊重对方，防止大国主义的表现。例如越南领导人多次强调要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应该说态度是很诚恳的。但中方绝对不能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给人家“讲课”，而只能谦虚、客观地介绍自己的做法，包括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做法，供对方参考。在这方面有几件事至今仍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次，越南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会见中国一个到访的代表团。在谈到某一个问题时，对方十分谦虚地提到要学习中国的经验。这时中国代表团团长便准备拉开阵势，从头讲起。当时我也在场，便立即给这位团长递去一个便条，告诉他会见只有30分钟，对方是越南党的政治局委员，在这样的场合不适宜长篇大论地开讲，建议他注意掌握时间。还有一次，我国一个证券代表团访越。当时越方正准备开办证券市场，迫切希望了解中国的做法和经验。但中方团长很不“见外”，摆出架势要教给对方如何去做。当对方说他们的班子只有七八十人时，中方团长便说，绝对不行，起码要有200人。对方说他们的办公地点是在一栋楼房的一层。中国团长说，一层绝对不够，最少要占两层。当时我马上补充说，中方所说的意见只是从中国的情况出发的，最了解情况的仍然是越南同志自己，究竟要多少人的编制和多大办公面积，完全由越南同志根据自己的情况决定。在这方面我记得江泽民同志说过一句十分重要的话。1997年越共总书记杜梅访华期间，曾提出希望中国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他诚恳地说，西方国家也曾帮助越南培养干部，但他们往往怀有其他意图，而中国则不会，中国绝对不会对越南干部搞什么“和平演变”。江泽民表示对越方的要求愿给予积极考虑，越语论文网站，但中国“绝不做教师爷”。我认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导思想，要求我们要尊重对方，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能居高临下，指手画脚。 要坚持求同存异，切忌强加于人。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面对这种形势，中方一贯强调世界的多样化和世界格局的多极化，呼吁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他们的发展道路和模式。既然如此，我们在从事外宣的时候，更要注意每个国家的特点，了解他们和中国的差异，从而使我们的外宣工作更有针对性和说服力。在介绍中国情况和对某一问题的主张时，不应强求对方接受，而应抱着宽容的态度，允许对方有一个思考和消化的过程，也应允许对方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即使对方不赞成，也没有什么关系。对外国朋友提出的一些尖锐的问题，或对我国情况表现出的某种困惑，要本着诚恳的态度，耐心做解释工作，而不应动辄就认为他们对中国不友好。反过来说，关于外国的事情，我们也并非事事都赞成，但这并没有因此而作用彼此成为好朋友。在这方面，过去的教训实在太多了。“文革”期间，中越双方经常争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反帝必反修”。中方总是希望越南朋友接受“反帝必反修”。甚至有个别人在宴会上也要问越南朋友：敢不敢反修?要反修，咱就干杯。弄得宴会气氛极为紧张。事实证明效果适得其反。 要加强学习，做懂得外宣的行家。当前我国外交工作大体可分为四个方面，即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和多边外交。关于上述四方面工作的重要性，李肇星外长解释说：稳定周边是首要任务，同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是关键，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基础，多边外交是重要平台。目前我国的周边国家共有29个，其中同我有共同边界的国家15个。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越南都是贯彻稳定周边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搞好对越的外宣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就需要对越南的国情、其内外政策和中越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了解两国关系的历史和近况，特别是存在什么问题以及双方的主张。这就要求外宣部门和第一线的外交官加强学习，做到知己知彼，胸有成竹。这样的外宣工作才能更有针对性，才算真正把工作做在了点子上。关于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分歧和一时谈不拢的问题，要心平气和地阐述中方的观点和主张，让对方能够听进去、能够理解，即使对方不能接受，也能让其感受到中方解决问题的诚意。而这就需要讲求外宣的艺术和政策水平，需要花功夫钻研、学习。另外，对我们国内的事情和方方面面的政策也要有更多的了解，特别是身处第一线的外交官，要随时应对驻在国官员和各界人士提出的种种问题。一次，越共中央思想文化部(即中宣部)副部长提出让我介绍一下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问题，我用了一整天反复阅读了中央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设想了对方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结果那位副部长关心的问题是：中国领导精神文明建设的组织系统如何?每个省有多少人专门从事这项工作?每年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经费是多少，来源于何处?各省的经费是中央直接拨给，还是自己筹措?等等。结果我只好如实地承认对此不太清楚，答应待了解后再向他通报。这件事告诉我，尽管我们不可能什么都知道，但多知道一些就多一份主动。 当前中越关系正处在较好的发展势头。2017年10月31日至1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越南期间，对两国建立“四好”关系的深刻内涵又进一步做了具体阐述，指出中越两国和两国人民要永远成为“睦邻友好的好邻居、相互信赖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同志、真诚合作的好伙伴。”相信在这一大背景和大气候下，我们的对越外宣工作一定会更上一层楼，做得更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