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是一部记录越南北部民族生活史的拓片总集，它的原始材料均为散落在庙宇、村社、神祠等附近的碑铭。它以碑为载体，用汉喃这种越南特殊的文字书写越南北部民族的生活风情，时间跨度从明末一直到二十世纪初，从道德、制度、风俗、宗教等四个方面对《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中的汉文化作用进行了释例，爬梳出越南河内以北的民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历史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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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碑铭；汉喃；汉文化
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7）06?0269?05
《越南汉喃铭文拓片总集》（以下简称《总集》）由越南河内出版社出版，先拓印后影印，然后进行编年编排，凝聚了汉喃文化探讨所学者的艰辛劳动，更体现了学者严谨之风。《总集》可谓集大成者，它系统地记载了越南北部古越民族的生活文化状况，时间跨度为明末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总集共15册，15 000条，15 300页，时间跨度和地区跨度较大，为探讨古越民族文化提供了详细、具体、全面、原始的史料。
一、《总集》的编撰意义
《总集》首先采用了拓片之法将散落各地的碑刻给予了最大程度的还原再现，关于那些濒临毁坏的碑刻，拓片传世能让后人感受到原碑刻的内容和风采。正如复旦大学葛兆光先生在《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的序言中所述：“这些文献恰好能够让我们‘跳出中国，又反观中国’，越语论文题目，了解中国的真正的历史和文化特性。学术探讨最重要的是拥有基本文献，没有文献的论述只是纸上谈兵。”[1]（3）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总集》。其次，关于探讨越南北部的经济史、社会史、民间民俗、历史地理等具有探讨价值，补充了诸如《大南实录》等正史之不足，也是对《越南汉喃铭文汇编》①的有益补充。《越南汉喃铭文汇编》共有两集，分别摘录了越南北属时期至李朝、陈朝的一些铭文，但是篇数不多。仅就《总集》的时间跨度来看，越语论文，它在原始资料上的价值可见一般，因为越南民众最普通的生活状态通过碑刻凸显出来。关于中国来说，它是包含了汉字文化、文学史的丰富史料；对越南来说，则是其文学史、艺术史等探讨领域的原始材料。
“铭”的原意是记载兼镂刻，仅是一种在石头等器物上书写文字的方式。原意不仅点明了铭文的载体，而且必须是书写文字，光有花纹和图案不能称为“铭”。
首先，最初的铭一般刻在鼎上，随之扩展到镜、盘、衣、笔、壶、杯等物，常常以小见大，采用体制短小精悍且押韵的铭文寄托作者思想。秦始皇时期，李斯撰写了秦始皇巡游各地的事迹，大力称颂皇帝功德，告诫四方臣民的“山川铭”；东汉作家崔缓开创了用以自我警戒的“座右铭”先河；为死者立墓刻碑来记述死者生平，褒扬逝者功德的，称为“墓志铭”。汉铭以刻在碑上居多，隶属于碑文，具有运用文文体的性质。而碑的原形经历了由石头代木头，并扩展到石桩、石柱，以经久耐腐、流传久远为目的。因为碑上刻的大多数是铭辞，故又称“碑铭”。《总集》收录的均是碑铭，但是铭文涵盖的内容却极大地扩展了。
其次，文字形式不同。《总集》并不单纯是汉字，它使用了具有越南民族特点的“喃字”，又称“汉喃”。 汉铭拓片都是从越南北部经过实地考察、拍照拓印出来，具有绝对的历史真实性，自然也还原了喃字。在越南为中国之藩属时，汉字是传播儒学的基本工具，出现了《指南玉音解义》《三千字解音》《大南国语》等普及汉字的工具书，而“喃字”是在汉文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郑怀德《嘉定城通志》曾作过精辟的
论述：“国人皆学中国经籍，间有国音乡语，亦取书中文字声音相近者，随类而旁加之。如金类则旁加金，木则加木，言语则加口之类，仿六书法，或假借、或会意、谐声，以相认识。原无本国别样文字。”[2]（283）可见，喃字是汉文字在越南传播过程中，糅合了越南俗语乡音的结果，它具有组合繁复、笔画繁多、结构复杂的特点。
再次，就铭文发展过程来说，四言断句、韵语的使用是铭文的文体特点。刘勰在《文心雕龙・诔碑篇》中称：“其序则传，其文则铭”，典型的“铭曰”成为铭文的常用开头，而此前为“序文”部分。《总集》收录的拓片出现了一些变化，如序文部分是散文，无韵无句读，句式参差错落；铭文部分则是四言韵语，整齐划一，具有陆机《文赋》中所提倡的“博约而温润”的特点。
越南属热带多雨的气候，铭文比起书籍更能长久保存，使用在汉字基础上改造而来的“汉喃”书写，不拘于铭文的文体特点。总之，汉喃铭文是以碑为载体，用汉喃这种特殊的文字书写越南民族生活风情史的碑铭。
二、《总集》的主要内容
《总集》的出版形式是拓片的原始影印。碑刻文献一般为竖直排列，最右侧标明何处之碑。如北宁省嘉林县临途社月光寺内一碑二面之二梭，即显示了碑所在的省份、县份、社、寺内、碑有两面、此面分两次拓印这些信息。正上方居中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表明此碑的性质，如兴功会主碑、寄忌碑、新造功德立记等；二是直接概括碑记内容，如重修白马庙碑记、正照塔记、粤东会馆碑记；三是空白，具体内容需阅读后方知。若先有序文，后附铭文，则以“铭曰”起头，另起一行书写铭文，铭文四字为断，整齐竖排。若只有铭文，则以上述铭文格式从右至左排列。拓片最左侧一般标明撰文之人及碑刻日期。
铭文的主要功能大致可分为：表德、记功、志赏、垂训、记载、诉讼、交易、勘界等，其中有交叉的成分，即一铭文有可能达到了若干种目的。就《总集》而言，其主要内容有：
（一） 规约类
规约的目的在于分工合作，避免纠纷，维持村社自治。越南与古中国一样，是以农业立国，基层社会最主要的单元是村社，村社与村社之间各自独立，各自村社需要制定基本的规约，立于村社宗祠附近。既有买卖田地的契约型碑文，也有土地诉讼案之类的裁决；既有具体的分配处理方案，也有各种祭祀仪式的具体规定，目的是便于集体协作和维护共同的信仰。如：
一使钱一千贯五社平分，每社使钱贰佰贯，领会本社上下公用； 一肥田五十四亩，五社承认内置，祀田斋田财田学田随事应办，再加路包村；
一祀田三十五亩，在五社地分，每社七亩，各据本地分轮流耕地，并整办礼物；
一斋田三亩……每日整办斋仪献贡三宝与本祠；
一财田一亩……递年春礼，整办朝衣冠带衣……；
一学田十五亩……以春祀后考肄士人，优者以田一亩量赏；
皇朝景兴万万年之三十岁在巳丑仲秋朔旦
――（1册00013条13页）
这条规约关于五社的集体行动，分工明确，将田地划分为祀田、斋田、财田、学田等，每种田地的用处十分具体，祭祀、斋仪、节日礼祭、奖励科举人才，均立有规约，具体明确，分工而又协作，有利于增强集体意识。
（二） 寄忌类
寄托对已逝先人的哀悼与哀思，并希望先人能保佑万事兴盛，然后将寄托生人之名写出。寄忌关系并不仅存在于父子之间，也存在夫妻、叔侄、姑侄之间，寡妇或者无子嗣者寄忌的也不少见。《总集》里正上方为“后佛碑记”的铭文内容基本都是寄忌类，基本行文格式为“某人出古钱若干田地若干为某某寄忌”。寄忌碑铭并不等于墓志铭。“铭之义，称美而不称恶，此孝子孝孙之心也，唯贤者能之。”[3]（1285）这点明了寄忌类铭文与墓志铭为逝者生平作传不同，而是以宣扬孝行为最终目的。
（三） 颂德类
德行和功业的铺排似乎是此类铭文的应有之义。例如，子孙为父祖作碑追溯功记，寺庙为捐赠者立碑，纪念造桥立塔集资者，制科进士所获奖励等。值得注意的是，《总集》里虽然也有记载大臣的功绩，但是主人公大部分还是平民百姓，与以往只有贵族和官宦才有权财刻碑不同，他们的一些小小的善举也散见于《总集》中。一般先对碑主事迹简述，然后以“刻碑以寿其传”作结，点明记功之目的。
（四） 事功类
《总集》中宫室、庙宇、宗祠、立塔、造桥、建亭等建筑碑铭写得最具风采。一般都要记载立碑的缘起、经过、规模、主事者、捐献钱款等情况。如《红云祠址碑记》：
址何以红云名？盖因山而名也。是山也，平阳杰出，秀丽清奇，恰若青天中红云一朵，古人以是命名，意以其地灵人杰将必钟间世名贤，荫庇一方，为众人之所仰望者。……崇祀先哲则为修寅宇，爱好儒学则为留赏田环邑之中，老者亲而少者怀，富者安而贪者济……厚德深恩茫茫然如沧海之大，矗矗然如泰山之高，无阶可酬答者，……再三陈请，幸得许诺……余闻赏之址，闾耄耋旧乐趋陪于朱轮青伞之下，千万岁后即此为香火之所。……使子子孙孙仰斯山者知功德之无穷。事完毕，具实勒于石，以寿其传。
――（1册00012条12页）
此碑铭的序文语言纯熟，与我国古代的《滕王阁序》等优秀篇章足以媲美，先有地理优势的山川胜景，后为人杰地灵之宝地，上感神灵之恩赐，下附有韵之铭文颂赞。抒情与叙事交融，骈体与散文相间。可以说，由建筑类碑铭生动盎然、文笔清新，可见越南民众对汉文化的熟稔与喜爱。
（五） 诗歌类
以诗代铭的现象与专门诗歌探讨是《总集》探讨的新亮点。铭文不限于四字韵语的传统样式，继而发展成“先序文，后铭文”的散韵兼有的样式。《总集》中有所突破的是出现了“先序文，后诗歌”和“纯诗歌”两个样式。试看：
崎岖险路不辞难，老我犹存铁石肝。义气扫空千嶂雾，壮心夷尽万重山。边防好为筹方略，社稷应须计久安。虚道危难三百曲，如今只作顺流看。
诗歌里充满了对敌人的愤恨，表达了不畏艰险、做好进兵准备的雄心。这在小序里得到了证明：“予征吉罕回，过此作诗一章以示后世驭戎之道，忙礼诸蛮人面兽心，如有梗化随即剿绝，勿惮其险阻瘴疠，当以天下生灵为今而其出征方略则洮沱二镇水路进兵为优。”现代学者将汉喃铭文划分为三个时期②，《总集》所收录的铭文横跨后两个发展时期，文体意识的多样化由此显现。学者刘玉�的《越南使臣与中越文化交流》一文着重略论了越南使臣与中国文士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赠答唱和、请序题词、鉴赏评点等，认为越南古代文学和传统汉文学之间存在整体的内在联系。正是因为这些频繁的交流活动，导致碑铭的范围逐渐被扩大，出现了摩崖诗歌混入碑铭行列的现象。
（六） 其他
街坊碑、村中债务碑、唱筹碑、族谱、遗嘱、纪念高僧为佛法献身、会馆建立的碑铭（其中粤东会馆、福建会馆的碑铭实属上乘之作），一般起着记录、纪念、规约、劝善的影响。从这些内容能感觉到古代中国与越南处于彼此对视之中，既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越南的作用，也可以了解古代越南对中国的认识历程，更可以看到中国和越南的社会生活与风俗民情史。
三、《总集》的汉文化作用
以往的探讨表明，古骆越族与传统的汉文化尽管属于不同的民族系统，但彼此关系紧密。古西瓯、骆越民族是一个地理概念，不仅包括岭南广大地区，还包括今天越南河内以北的地区。另外，汉民族文化对古西瓯、骆越民族的作用不仅包括今天的广西地区，同时也包括了河内以北分散于西南广大地区的西瓯、骆越民族。《总集》里记载了河内以北的越民族文化生活历史，通过整理这部文献总集，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南北部从古西瓯、骆越民族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越民族文化受汉民族文化作用的历史轨迹。
（一） 道德文化
在《总集》中，许多的街坊碑、村中债务碑、寺庙佛道碑、功德碑上都刻有如“忠节孝行”“积善世家必有余庆”“厚德必有厚报”“顺天应人”“有德于民”“惠及子孙”等文字，常被引用于铭文开头。这些属于因果报应的道德文化屡见于《易大传》《论语》《左传》《公羊春秋》等儒家经典，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祸殃”，则在《易经》爻辞及解释《周易》的《系辞》中反复提到。另外，对感恩图报之心的教化宣扬比比皆是。如“尝闻之，以德报德，求仁得仁，天地尝经古今通谊，故木桃之诗有曰：‘投之以木桃，报以琼瑶；投之以木李，报以琼琚。在物且尔，况功德之及人焉？得不以义起敬以重其报哉？’”（15册015203条522页）。而以“孝”为核心的教化宣扬，在寄忌类碑铭中体现最明显。“恒产恒心”“仓廪实而知礼节”“民德归厚”“尝闻市以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本是王政、信能行此则天下之民仰之”等儒家经典被反复强调，说明古越南北方的道德文化与汉文化的源流。通过表现这种源流关系，用以确立立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得益于官方推行的儒学教育，加之战乱中迁徙至越南的民众、越南使臣带回国内的汉籍等有利因素，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对忠、信、义、礼、孝、仁等儒家君子风范的追求，深深作用河内以北的北宁、兴安、河南、建安等十几个省县的民族道德的建构，并具体反映在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 （二） 制度文化
在《总集》中，汉文化中的制度文化如官名、谥号、科举取士、各级行政制度等都在铭文中有充分体现。如“春秋享祀”“蒸尝”“弱冠”“显考”“里长”“村长”“乡长”“太子少保”“少保”“少傅”“赐同进士出身”“三元及第”等，行政制度也分中央、省、县、乡、村、里六级，这些都是传统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蒸尝”是起于春秋战国乃至汉以后都遵循的“春祠、夏�、秋尝、冬蒸”；“幼名”“冠字”均在《礼记》中被提及，《礼记・檀弓》有云：“幼名、冠字、死谥，周礼也”。至于政权的各级机构、科举，更是汉、唐以后汉民族重要的政治文化。如“赐进士出身”是从唐开始实行的，“三元及第”是科举三级都高中的称谓：乡试解元、礼试会元、殿试状元。所谓“长”是春秋时期仅次于诸侯国君的显职，如“长大夫”。汉文化至西周以来，将西周礼制与其他政治制度结合后形成了完备的礼仪制度，主要保存在《周礼》《仪礼》和《礼记》等史料中。越南的文化精英由科举制度产生，科举制度的实质是为了推行儒家文化，很显然，儒家文化的礼制不仅保证了越南各种体制的建立，也是汉文化向越南深入传播的重要载体。这从《总集》多数出自儒生之笔也可以体现。
（三） 风俗文化
风俗最初的来源是与民间的日常行为有关，经长期演变成礼仪等制度文化。正如章太炎所言：“礼从俗起。”这些风俗史料在汉喃铭文中也有充分体现，亦深受汉民族文化的作用，这在《越南汉喃古籍的文献学探讨》有过描述：“越南古代社会制度的建立来源于对中国各种典制的模仿，其中也包括祭祀、婚、冠、葬等各种仪礼。这些仪礼经过长时间的推行、沿袭，自然而然地演变为了一种习俗。”[2]（239）
一是立碑以寿其传。在越南北部，有立碑纪念先祖、记载历史名人以供后代学习的风俗习惯，如“学宗孔孟祖羲轩”（15册14814条942页），“辟雍之设碑”（6册05957条156页），“立孔子祠”（1册00987条686页）等。
二是规约立碑。这些规约体现了各村社社民之间的集体活动和交往，涵盖了村社经济状况、自治机构、组织体系和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内容。
三是清明祭祖、端午节祭的祭祀用品、祭祀流程都有具体的规定，和汉民族文化很相似。如祭祀用品通常有：米、古钱、猪、鸡、酒、金银、香灯，其中只有芙�出于越南本土，具有越南特色。祭祀流程：仪节、序立、焚香、参拜四神――初献礼、跪、酌酒、俯伏兴平身。――跪、读祝、俯伏允二拜兴平身、亚献礼、跪、酌酒、俯伏兴平身――终献礼、跪、酌酒、俯伏兴平身――辞神四拜、焚祝文、礼毕。（2册01991条993页）
（四） 宗教文化
《文心雕龙・诔碑篇》中指出碑文承载文字的原因：“又宗庙有碑，树之两楹，事止丽牲，未勒勋绩，而庸器渐缺，故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5]（214）这说明碑文常立于宗庙内，以碑之不朽象征信仰的不朽。通过整理《总集》文献，可以看出越南宗教信仰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因为寺庙、道观、神祠等建筑的重建而立碑撰文的就有：关帝庙、白马寺、汉伏波将军祠、东门寺、崇福寺、重光寺、福庆寺、光恩寺……。仅仅是第13册涉及的寺庙就有25座之多，相关的碑文数量可想而知。而且这些庙、寺都与汉文化关系密切，有些原本就是汉族的历史人物，如关帝是三国历史人物关羽；白马寺的源头在东汉洛阳的白马寺，这是佛教进入中土所建立的第一座寺庙；汉伏波将军是东汉光武帝的将军马援，曾出征越南北部，今广西南部多处地方为其立有庙宇。另外，学者王柏中通过对《总集》第一册中收录的一组与伏波文化相关的碑铭拓片的探讨，认为在越南古代民族国家产生后，越南民众对伏波的神性进行了重构，从而出现了白马庙所供奉的白马大王由伏波神变成龙肚神的转变。[5]（152?157）因此，寺庙附近的碑铭记载了寺庙的修建过程，也记载了越南民众的信仰演变历程。
“参禅解偈度春秋，密念圆成善果”，这样的佛教教化在汉铭中数量很多。涉及佛事方面的内容有：向善、劝善、绘制佛像、自觉皈依佛门、纪念高僧功德、自觉捐钱修建寺庙等。
城隍、关帝、文昌帝君、吕祖等道教神灵是越南民众的广泛崇祀对象，也是中国古代汉文化中道教的神灵，如吕祖是道教八仙中的吕洞宾。罗长山先生认为越南古代城隍崇拜的习俗不仅源自于中国，而且与道教传入当时的越南地区有直接关系。[6]（4）
母道教又称“供母教”，产生的社会条件和哲学基础类似于女性崇拜。越南先民骆越人在历史上原是种植水稻的居民，和中国一样经历了生产力低下的原始母氏社会。道教传入越南后，越南民众对母的身份定位发生了改变，被视为道教至高无上的神――玉帝被他的女儿柳杏公主所取代，拥有了主宰万物的地位。另外，越南政府仿照中国推崇一些本土神灵，其中母道教神灵除了有云乡柳杏公主，还有真娘、丁圣母、二徵夫人等。有学者认为柳杏公主信仰实质是受中国道教作用，并回传到广西京族来，可视为中越两国道教文化密切交流的明证③。但是从根本来说，柳杏公主还是越南本土的尊神，是越南人民向往的人格在宗教信仰上的间接反映。
越南北部村社积极筹款建设佛教、道教、儒教④、民间信仰与村舍神祠混杂的庙宇，由此形成的大量民间宗教组织，为捐助修建者立的功德碑、寄忌碑很多，功德与寄忌同时得到体现，满足了民众表善心、信仰、孝行的多重愿望。另外，由于以村社为独立社会组织的需要，建宗祠、修家谱、刊刻宗教书籍也是常事，这些在《总集》中也有体现。
四、结语
《总集》以其丰富的原始材料向后人展现了越南北部民众生活史实，并深深显示了汉文化的作用，兼具喃文与碑铭的特征，使其成为喃文文学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汉文化对越南北部生活的作用，说明尽管汉文化的输入作用了越文化的发展，但并不意味着越南文化只是被动地接受，而是增添了越南民族特征的内容，如祭品的变化、喃字的出现等。越南文化以其固有的原始文化宽容地糅合了汉文化的合理内容。因此，对《总集》的探讨也必须兼具对两种文化的客观公正的态度，方能得出客观的结论。 注释：
① 《越南汉喃铭文汇编》由法国巴黎远东学院和越南河内的汉喃探讨院合作完成，潘文阁、苏尔梦为主编，共分为两集：第一集所采集的铭文从北属时期至李朝（1010―1224）；第二集则分为上下两个部分，所采集的铭文出于越南历史上的陈朝（1226―1400），按年代先后排列了44篇铭文。此汇编在汉喃铭文探讨
史上较为全面且极具有代表性，诸多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台湾学者耿慧玲是其代表。
② 现代学者将历代铭文划分为三个大时期。台湾学者耿慧玲指出这三个时期分别是：铭刻初期，7～14世纪（第三次北属至陈朝）；石刻铭文发展时期，15～18世纪（后黎朝至西山朝）；广泛深入发展时期，19世纪以后（阮朝以后）。
③ 详情可参看陈益源《越南女神柳杏公主汉喃文献考索》，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219?238页。
④ 越南科举试三教，在客观上使用了越南历史上儒、佛、道三教从相互对立走向调和，从相互渗透走向融合，并最后形成了“三教归儒”的社会文化历史演变。详情可参看罗长山《越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5?32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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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四十九）[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范文澜. 文心雕龙注[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8.
王柏中. “伏波将军”抑或“龙肚（度）之精”――“白马大王”神性问题探研[J]. 世界宗教探讨， 2017（4）： 152?157.
罗长山. 越南传统文化与民间文学[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
Han cultural impact of historical overview and explanations in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CHEN Rihong， LIU Guoxiang
（Literature College，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2， China；
Literature College，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is a rubbings collection recording of Northern Vietnamese history. Its original materials are scattered in the inscriptions in temples， shrines and other nearby villages， which spans from the late Ming Dynasty to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he inscription writes in ethnic life style in North Vietnam with the Hannan. There are four aspects， namely， the morality， system， customs， religion in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which associate Vietnam’s national culture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 Corpus of Ancient Vietnamese Inscription； inscription； Hannan； Chinese culture
[编辑： 苏慧]
收稿日期：2017?05?24；修回日期：2017?08?1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AE071002）
作者简介：陈日红（1983?），女，广西柳州人，暨南大学探讨生，主要探讨方向：文艺美学；刘国祥（1956?），男，湖南湘乡人，史学，广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探讨方向：中国古代史，文艺理论. | 
